参考来源：新京报《山东济阳高考状元失踪17年》、红星新闻（澎湃新闻转载）《山东济阳高考状元出走17年，父母苦寻：回来吧，爸妈养你》、澎湃新闻《消失的人｜高考状元、南大学生失踪廿载，近七旬父母心力交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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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4月19日，南京，清晨。
南京大学浦口校区的食堂刚开门，一个穿运动衣的高个子男生端着碗，跟同学借了十块钱。他说得很平常，说助学金发下来就还。
十块钱，在那个年头，就是两三顿饭。
食堂的早饭时间短，学生来得集中，说话声、碗筷声搅成一片。
这十块钱，是那个早上唯一一笔账，也是他留在这世上的末了一笔账。
上午的课，他没露面。任课老师派人回宿舍找，被子叠得方方正正，人不在。
到了晚上熄灯，那张床还是空的。同学把情况报给了辅导员。
学校找了整整两天。浦口校区周边的路口、火车站、汽车站，都有人拿着照片问。
照片上的年轻人浓眉大眼，嘴唇上有一撇小胡子，个子一米八一。
第三天，电话才打到山东济阳。
张来玉的父亲正在单位上班，电话那头说，张来玉这两天没去上课，是不是回家了。他说没有。那边停了一下，说，他也不在学校。
这个人叫张来玉，1981年2月21日出生，山东济阳人。
1999年，他是济阳县的理科第一名，考进南京大学材料科学系。那一年他十八岁，全县都念过他的名字。
从2000年4月19日那天起，他的名字前面多了一个前缀——失踪。
二十六年。他的父母从五十几岁，找到七十多岁。
2000年，手机还不普及，学生宿舍楼下靠公用电话联系。一个人只要不主动开口，就能从所有熟人的世界里消失。
按正常的年份算，他应该在2003年毕业。
这二十六年里，寻人的方式换了好几茬：从报刊中缝的启事，到寻人网站，到手机里一张张转发的照片。他父母每一样都学了，每一样都试了。
这件事最别扭的地方，不在于他走了，而在于他走得干干净净。学生证、团员证、借书证，后来都是家里人从宿舍里一件件收出来的。衣服还泡在盆里，没搓。
办一张身份证要回原籍，学生证是他在南京唯一的身份凭证，借书证是他进出图书馆的钥匙。这三样东西，是他这个人在那座校园里的全部凭据。
想走的人，多少会留句话，哪怕骂一句，哪怕写半张纸。他一个字都没留。桌上没有纸条，书里没有夹页，连课本的空白处都没多出一行字。他把自己是谁，原样放在了那张床上。
一个全县都知道名字的人，怎么会用十块钱，把自己从所有人的名册上抹掉？
二十六年前找人，靠的是贴启事、登报纸、托老乡；如今找人，靠的是手机、网络、一张张陌生号码发来的照片。
工具换了一茬，答案还是那个答案。
那些年，寻人启事换过好几个版本。最早是油印的，后来是报刊上的铅字，再后来是网上的帖子。
【一】1999年那个夏天，全县都念过这个名字
济阳在济南北边，靠着黄河。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县城不大，一条主街从东头走到西头，用不了多久。谁家孩子考上大学，整条街都跟着热闹。
1999年的夏天，县第一中学的铁栅门外挤满家长，等着模拟考的孩子出来。那年全国有288万人走进考场，张来玉是其中一个。
那年月，县城里能考上大学的孩子不多，能考上南京大学的更少。
他1981年2月21日出生，在济阳县第一中学读书。从小成绩就在前头，中考考进了县里最好的中学。高中三年，全校第一拿过不止一回。
复读在县一中不算稀罕事。那几年录取率低，一个班里有不少人读完高三再读一年，教室里桌子挤到门口。
家里的三好学生证书、奥林匹克竞赛奖状，母亲菅庆英按年份一张张捋平，摞起来能铺满一张桌子。她把它们在记者面前摊开，一张一张介绍，哪年得的，什么科目，都记得。
高中那几年他没有住校，一日三餐在家吃。碗一放，人就小跑着往学校去，赶晚自习。母亲记得这个背影，跑得急，肩膀一耸一耸。
母亲对记者的原话是：他学习很努力，一直很要强。家里人跟学校老师，都对他寄予厚望。
他一家和爷爷奶奶住在一起。爷爷病了好些年，要人照顾，屋里挤，空间小。他在家待的时间不多，回来就是吃饭、睡觉，话也少。
那几年爷爷的病一天重似一天，家里人多，屋子小。他在家的时间更短了，进门放下书包就坐下吃饭，吃完饭就走。
1998年他参加过一次高考。分数不低，没进想去的学校，回来复读了一年。
1999年榜下来，张来玉是济阳县理科第一名。县里开了表彰大会，给他一千块奖金。
1999年高校刚开始扩大招生，一个县里出个南京大学的学生，仍然是件大事。成绩出来那几天，家里的门槛被人踩得发亮。
证书有厚厚一沓，最早的是小学的，纸边都黄了。母亲舍不得压箱底，用绳捆好，一年翻一回。
一千块在1999年不算小数。他拿到钱，当天就全给了班里一个同学。那同学家里困难，母亲病重。这事后来是同学讲出来的，他自己一个字没提。
1999年的1000块，够一个县城家庭好几个月的生活费。
母亲那阵子常说一句话：那时候觉得，自己可能是济阳县最幸福的人。孩子成绩好，还懂事，往后的日子一想就是亮的。 她还跟记者说过一句：人家都羡慕我们。
家里还有个老人挂心。他的爷爷在他高考前去世了，病了好些年。老人对孙子说的话不多，说得最多的是三个字——考名牌。
在母亲眼里，这孩子内向，话少，学习不用催。在同学眼里，他一点也不闷，课间能说能笑，凑一堆人聊得最欢。同一个人，两副样子，中间隔着的是一道家门槛。
母亲后来承认了一件事：孩子从小就优秀，家里没什么压力，可沟通也少，他的内心世界，家里并不了解。
县里那阵子很热闹。状元的名字贴在学校门口，街坊邻里见面都要说一句“你们家出息了”。 他本人倒没多说什么，奖状往抽屉里一放，照旧去上自习。
一个十八岁的孩子，被全县的期望抬着走。抬得越高，脚底下越没有自己的路。 这话听着重，可接下来的那张表，就是从这里开始歪的。
【二】那张表，和他的“没有反对”
1999年填志愿，跟现在不是一回事。
那会儿是先填表，后出分。表格交上去的时候，谁也不知道自己能考多少，谁也不敢往高了写。估分靠对答案，估高了怕落榜，估低了怕亏。一张表交上去，事情就定了；等分数出来，表早封进档案袋里，改不动了。
张来玉想去的方向是北京。这事家里起初只知道一半——他提过要报北京的高校。另一半是后来才拼出来的：那个女孩考去了北京。
女孩比他高一级，高中时参加奥林匹克竞赛，两个人在赛后交流中认识，常聊学习上的心得。她复读了一年，跟他成了同级。
他从小到大没离开过山东。第一次出远门，就是去南京上学。
那一年高考，他的分数也很好，可没被理想的学校录取。女孩考去了北京。他留下来又读了一年，两个人的联系没断，书信来往不少。
1999年高考前，他跟父母说过，想报北京。父母和老师坐到一起，为了保险，跟他商量，把志愿填成了南京大学材料科学系。
南京大学是国家重点大学，也是后来人们说的985高校。以他的分数，报这里稳。父母的想法很实在：全县状元，一些学校给的条件不错，不上名牌，可惜。
1999年，大学生还被叫作天之骄子。一个县状元走进这样的学校，在旁人看来是走了上坡路。
有知情人后来对红星新闻说了一句很直的话：当年，是来玉的父母改了他的志愿。
那位知情人还补了一句：其实他一心想去北京。
母亲后来对记者说过另一句话：他的内心世界，我们并不了解。
父亲的说法是“商量”。母亲的说法是“他没有强烈反对”。
母亲后来解释过：他当时并没有强烈反对报南京大学。当家长的也不知道两个孩子到了什么程度。
三种说法摆在一起，其实不冲突。一张表被改了，一个孩子没有闹。这两件事一起成立，才是这件事最要紧的地方。
十八岁的年纪，反对有很多种。拍桌子是一种，摔门是一种，还有一种是点头，把这口气咽下去，咽得连自己都不觉得那是气。
他去了南京。1999年9月，父亲张立新陪他坐火车南下。票根上印着9月4日，K66次，济南到南京，全价92块。这张票后来被收进了那叠车票里，一直留着。
浦口在长江那边，进一趟城要绕大桥，来回折腾。校区新，楼是新的，树还小，风大。他从山东来，头一回离家这么远。
报到的照片里，他穿一身迷彩，站在队伍里，脸上晒得有点黑。那是大学军训时拍的，母亲一直留着。
材料科学系那一年，他那个专业一共九个人，来自不同的省。一个班九个新生，谁跟谁都能叫上名字。
他给家里打电话，两三天一个，从不间断。说的都是那几句：吃得好，睡得行，一切都好。 母亲在那头叮嘱他多吃点饭，他应着。
那几年宿舍楼下有公用电话，学生排着队打。他两三天打一次，一次说不上几句，说的都是那几句。
1999年的国庆假期，他买了去北京的票，去看那个女孩。假期结束回南京，日子照旧，上课、吃饭、打电话。
母亲后来说，她当时并不知道两个孩子到了什么程度，只听说书信来往不少。也有同学说，那女孩其实没看上他。
父亲后来对记者提起儿子，总会强调一句：他当年有多优秀。这句话说了很多年，说一次，声音就低一点。
这些话都是后来的话。当时没人在意。一个十九岁的男生，坐在长江北边的宿舍里，桌上有课本，抽屉里有信纸，日子看上去是往前走的。
【三】那通电话，和那封被念出来的信
转折来得很轻，轻到当时没人听出来。
2000年4月17日晚上，宿舍楼下的电话打到济阳家里。母亲接的。她后来一遍遍回想那几十秒：那边顿了好一会儿，才出声。
父亲在旁边问：有没有事？缺钱吗？要不要你妈接电话？他只说，不用，不用。说完就挂了。
母亲放下电话，心里犯嘀咕。她说，那几天，他遇到事了。到底遇到什么事，她不知道。她也没再打回去问。
4月18日晚上，宿舍里很热闹。同系七八个同学挤在他屋里打牌，牌摊在桌上，人围成一圈，声音顶到天花板。
那一晚没人觉得会出事。牌打到熄灯，各自回房睡觉。
有人翻出了他的信。那是一封从北京寄来的分手信。那个同学举着信，当着满屋子人念，念完笑着喊了一句：张来玉，你惨了，女朋友把你甩了。
他坐在床边，怒火上头，脸涨红，喊了几声“你滚，你滚”。没动手，也没吵下去。屋里人笑一阵，牌接着打。
那封信后来被他烧了。是他自己烧的，同学看见的。火在盆里或者纸篓里，烧成一堆灰，谁也没再提。
4月19日一早，有同学在食堂碰见他。他穿一身运动衣，端着碗，跟人借了十块钱。原话是：助学金下来还你。
这个早上太正常了。正常到没人多看一眼，没人多问一句。
上午上课，他的位子空着。老师派人回宿舍找，没人。中午没人，下午没人，晚上熄灯还没人。同学把情况报给了辅导员韩民。
学校组织师生在浦口校区周边找，找了两天。火车站、汽车站都去了，没有。第三天，电话打到济阳。
学校起初是按“学生外出未归”处理的：先问同学，再找周边，两天过去还没消息，才决定往家里打电话。
张立新接到电话就往家跑。当天他和孩子的大伯上了去南京的火车。第二天早晨赶到学校，辅导员和学生处的人已经守在宿舍门口。辅导员说，学校找了两天，没找到，才往家里打的电话。
从济阳到南京是长途，家里人去一趟要提前安排。他和大伯买的是当天能走的票，到了南京天刚亮。
赶到南京大学浦口校区，学校也没能给出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张立新在宿舍里哭得难以自持。
那几天，校方和警方在浦口一带、火车站、汽车站来回找。济阳那边，县委宣传部也加入了，印了寻人启事。一家人揣着纸，从一个城市走到另一个城市。
从4月19日到21日，学校、家属、警方三头一起动。消息往上报，人手往外派，能想到的地方都过了一遍。
张立新后来跟记者说过一个细节：他赶到学校，看见儿子的床铺整整齐齐，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眼泪往下掉，站都站不稳。
这些都是后来的事。真正让人心里一沉的，是张立新推开宿舍门的那一眼。
【四】那双没来得及搓的衣服
门推开，屋里是整的。
被子叠着，床单抻得平，桌上的书码成一摞。衣服泡在盆里，水已经凉了，肥皂沫还浮着。人走了两天，盆还在原地。
证件都在。学生证、团员证、借书证，一样没少。后来母亲把这三样东西一件件收出来，用布包好，包了很多年。
母亲后来拿到这三样东西，一件件擦干净，用布包好。她没有把照片取下来，也没有把证件锁进柜子。
一个要出远门的人，身上会带什么？证件、钱、换洗衣裳。他什么都没带。他带走的只有一身运动衣，和同学那十块钱。
2000年的十块钱，在学校食堂能顶几顿饭；到了长途汽车站，只够买一张短途票。他兜里就这点钱，还欠着人家的。
没有遗书。抽屉翻遍了，书翻了，被褥掀了，没有一张纸是写给谁的。
一只盆，一摞书，三张证件，就是一个人在大学里的全部家当。
证件在，人就总还有个身份。这也是母亲后来一直不肯把这三样东西收进箱底的原因。
家里人起初的判断很朴素：孩子心里堵，出去散散心，钱花完了就回来了。这个判断撑了他们好几个月。
过了些日子，他们才听说另一件事：张来玉早把这个学期的生活费借给了一个高中同学。他身上其实没什么钱。
这句话把仅剩的那点指望也抽掉了。一个没带证件、身上没钱的人，住不了店，买不了远票，甚至没法证明自己是谁。
找人这件事，最怕没有抓手。有证件，能查住宿；有钱，能查车票；有一封信，能顺着字迹问。他一样都没留下。
学校把浦口周边找遍了。家属到了以后，火车站、码头又补了一遍。线索一条也没有。
可当枕头掀开、抽屉拉开、盆里那件泡着的衣服被拎起来时，谁也不会想到，真正让这个家此后二十六年合不上眼的，不是那封已经烧成灰的信，而是他借走的那十块钱——一个连证件都没带的人，为什么开口只借十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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