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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卢桂任律师|上海国瓴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2026年11月,富卫集团旗下FWD Private在百慕大承保的一张人寿保单,在香港完成了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保额 3.18亿美元 。

这不是孤立事件。往前看:2024年2月,汇丰人寿在香港签发2.5亿美元保单,把纪录从美国手里拿回来;2026年2月,宏利新加坡以3亿美元指数型万能寿险(IUL)刷新纪录;九个月后,富卫又把纪录带回香港,数字推到3.18亿。

三年,三次破纪录,全部在亚洲。

数字本身当然抓眼球。但对真正需要做传承安排的家庭来说,值得追问的是: 一张保单凭什么值3.18亿美元?它到底在解决什么问题?

PART 01

拆开看:3.18亿美元保单不是“一张保单”

首先要厘清一个容易被误解的点: 3.18亿美元是保额,不是保费。

保额是身故后赔付的金额。实际缴纳的保费远低于这个数字,具体比例取决于被保险人的年龄、健康状况和产品设计。一个五十岁左右、身体健康的高净值人士,趸交一笔保费,杠杆撬动数倍保额,在精算上是正常的。年龄越大、保额越高,保费占保额的比例就越高,但“3.18亿保额对应3.18亿保费”的等式是不存在的。

其次,这张保单的 法律主体结构 值得注意。

承保方是 富卫人寿保险(百慕达)有限公司 ,不是富卫香港本地法人。销售和服务在香港完成,受香港保险业监管局监督。这种“离岸承保、在岸服务”的安排,在香港大额寿险市场是标准操作。百慕大有自己的《1978年保险法》和百慕大金融管理局(BMA)的监管体系,对偿付能力和资本充足率有明确要求。选择百慕大,核心原因不是“监管松”,而是 产品灵活性和资本效率 ——对于需要高度定制化条款的巨额保单,百慕大的保险法制允许更大的设计空间。

第三, 再保险是这张保单能存在的前提 。

没有任何一家直保公司会自己扛3.18亿美元的风险敞口。富卫百慕大签发保单后,会把绝大部分风险分给国际再保险公司,自留一小部分维持承保资质。再保险公司之所以愿意接,是因为它在全球范围内分散同类风险,大额寿险保单对再保方而言是久期匹配的长期资产。没有这个多层再保网络,单笔3亿美元以上的保单在技术上无法落地。

第四,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点: 这张保单的持有人或受益人,大概率不是自然人,而是信托。

行业惯例中,超高净值客户的大额寿险通常嵌入家族信托架构。信托持有保单,保单赔付进入信托,按委托人设定的规则分配给受益人。这样做的好处是:资产隔离(保单不进入个人遗产)、避免遗产认证程序(probate)、按意愿定向分配(而不是按法定继承顺位被迫分给不想给的人)。 保单本身只是载体,信托才是治理结构。

PART 02

为什么是亚洲,为什么是现在

大额保单纪录从美国转移到亚洲,不是巧合。

1990年的大卫·格芬1亿美元保单、2014年硅谷富豪的2.01亿美元保单(由19家保险公司共同承保,耗时7个月),背后是美国市场成熟的保险生态和 高昂的遗产税 驱动。美国联邦遗产税最高税率40%,富豪大量资产集中在不动产和股权上,身故后继承人可能面临“有资产没现金交税”的困境,大额寿险提供的是 流动性解决方案 。

亚洲的逻辑不同。香港和新加坡 本身不征收遗产税 ,保单的税务优势不在于“抵遗产税”,而在于其他层面:保单赔付金在多数司法辖区具备税收优惠;保单现金价值在合规结构下可递延纳税;配合信托使用时,传承的确定性和私密性远高于遗嘱。

更深层的驱动力是 财富规模的积累速度 。亚洲超高净值人群的增长是全球最快的,中国内地、东南亚的企业家群体在過去二十年完成了财富的原始积累,现在进入“怎么传”的阶段。汇丰人寿港澳行政总裁在2024年纪录保单发布时的表态很直白:“亚洲拥有全球增长最快的超高净值人群,对业务传承、遗产管理和传承规划的保险方案需求大幅增加。”

香港和新加坡的竞争也在推波助澜。两地都在争夺全球财富管理枢纽的地位,保险监管机构持续优化规则、放宽产品限制。2025年3月,香港监管机构已将指数型万能寿险纳入规管框架。保险公司纷纷设立专门的高净值品牌:富卫2023年成立FWD Private,宏利、汇丰、友邦都有对应的私人客户部门。供给端的专业化,反过来又刺激了需求。

PART 03

回到那个问题:保险到底是不是富豪管理大额财富的工具?

如果保险真是好工具,为什么纪录才3亿多美元?马斯克的身家几千亿,怎么不买一张千亿保单?

答案是: 保险从来不是“管理全部财富”的工具,它是“解决特定问题”的工具。

对于超高净值家庭,保险解决的问题可以归结为三个词: 流动性、确定性、隔离性 。

流动性 :企业家的大量财富锁在股权和不动产里。身故时,继承人可能需要现金来支付遗产管理费、清偿债务、或者完成股权回购。寿险赔付是一笔即时到账的现金,不需要变卖资产。

确定性 :遗嘱可以被挑战,信托设立可能被质疑,但一份合规签发的寿险保单,赔付条件是明确的、可执行的。被保险人去世,保险公司付钱,不需要经过法院认证程序。

隔离性 :在合规架构下,保单资产与投保人的其他资产之间可以建立法律隔离。企业经营风险、个人债务风险,在特定条件下不波及保单。这也是为什么大额保单通常和信托、私人银行账户、家族办公室配合使用,而不是孤立存在。

但保险的局限也很明显: 它不创造超额收益。 万用寿险和IUL的现金价值增长有上限(IUL的指数参与率通常有封顶),保单的核心价值不在于“赚多少”,而在于“锁住多少、传给谁、怎么传”。把保险当成投资替代品,是对这类产品的误读。

PART 04

对财富传承的现实意义

对于正在做跨境身份规划和资产配置的中国高净值家庭,这张3.18亿美元保单传递的信息不是“去买一张天价保单”,而是 传承工具需要提前设计,且需要跨法域协调 。

在前几篇关于新加坡、澳大利亚、加拿大的分析中反复出现的一个问题是: 中国的继承逻辑在英美法系下不自动适用 。父母不是当然继承人、遗嘱格式可能不被承认、遗产认证程序耗时耗钱。保险加信托的组合,之所以在跨境场景中被大量使用,是因为它 绕开了继承程序本身 ——保单赔付不进入遗产,信托分配不经过法院。这不是“钻空子”,是英美法系下成熟的法律工具。

但工具的有效性依赖于 结构设计的合规性 。保单在哪个司法辖区承保、信托在哪个离岸地设立、投保人和受益人的税务居民身份如何认定、资金来源如何证明——每一个环节出问题,整个架构可能失效。富卫这张保单背后有保险经纪(Charles Monat Associates)、私人银行、再保险公司、内部法务和核保团队的多方协作,这不是普通家庭可以简单复制的路径,但它揭示的逻辑是通用的: 大额财富的跨境传承,单靠一份文件解决不了,需要一套协调好的法律架构。

至于纪录会不会再被打破——几乎可以肯定会的。宏利在2026年2月签发3亿美元保单时披露,过去12个月已向个人客户签发25份保额超过5000万美元的寿险保单。这个数字说明,5000万美元级别的保单正在变成“常规业务”,3亿美元级别的纪录保单更像是行业竞争的标杆事件。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下一个数字,而是 有多少家庭在还来得及的时候,把传承结构搭对了。

卢桂任律师,上海国瓴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长期专注于婚姻家事与财富传承领域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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