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七年,李自成兵临北京城下。

大明王朝已经到了生死关头。

崇祯皇帝缺钱,守城的士兵领不到军饷,朝廷连维持最后一场战争的钱都凑不齐。

可奇怪的是,等李自成攻入北京,对明朝官员、勋戚追赃助饷时,却又搜刮出大批金银财物。

国库穷得叮当响,权贵家里却不一定缺钱。

一个王朝刚建立时,往往经历长期战乱,人口减少,土地荒芜,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

按理说,这个时候应该最穷。

但许多新王朝却能逐渐恢复生产,充实国库,重新建立军队和行政秩序。

反倒是过了一两百年,人口增加了,土地开垦了,社会财富比开国时多了,朝廷却越来越穷。

皇帝说没钱,官员说没钱,老百姓更是穷得交不起税。

钱究竟去哪了?

或者说,究竟是谁把钱拿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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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直接的原因,是财富的分配越来越不合理,维持统治体系的成本却越来越高。

开国之初,旧有的利益集团受到战争冲击,许多土地和政治资源需要重新分配。

随着生产恢复,国家财政也逐渐充裕。

享受特权的人不会永远维持原来的规模。

皇帝有儿子,儿子有孙子。官员有家族,家族有门生故旧。

权力和利益会彼此喂养。

一代创业、二代守成、三代开始当硕鼠,到最后全是硕鼠,国库被直接啃空。

原本集中于少数人手里的资源,逐渐形成一个盘根错节的利益网络。

其中一些人不需要参与多少实际劳动,凭借身份、关系和制度安排,就能得到稳定的收入。

这些收入,最终总得有人承担。

社会的财富分配,开始取决于每个人在制度中拥有怎样的资源获取资格。

有些人可以享受赋税优免,有些人可以凭借身份获得土地和资源,还有些人能够以远低于市场的成本获得生活资料。

说的难听点儿,食利阶层拿走财富,都不一定需要从别人手里夺银子。

身份和权力本身,就能换来优先占有社会资源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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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不明白的话,我举个例子,只是举个例子,别误会。

假设县衙有一个内部食堂,2个铜板就能吃到三菜一汤。普通人在外面用2个铜板,只能买一个窝窝头。

这就等于,有些人的2个铜板能买到外面价值20个铜板的东西,他们用更少的钱拿走更多物资,差价却由由财政补贴、单位经费或者其他渠道承担了。

久而久之,货币自然向上层集中,他们手里有钱,参与分配时却不必按市场价格付钱,普通人的购买力和交易机会反而被不断挤压,钱沉淀在那些不必充分花钱的人手里,流通也就越来越困难。

更严重的是,这种利益一旦能够世袭,原本与功劳、职务相联系的特殊待遇,就可能逐渐变成后代无需重新证明贡献便能继承的权利。

但社会资源和财政供给能力并不是无限的。

享受特殊待遇的人越来越多,承担相应成本的人却没有同步增加,整个体系就会逐渐失去平衡。

拿明朝来说。

被很多人吹成“人民皇帝”的朱元璋,实行实行宗室分封制度,给予皇族成员丰厚的俸禄。

可奈何子子孙孙无穷匮也,拿宗禄的人越来越多。

到明朝中期,宗室人口膨胀,宗禄支出越来越大,有的地方甚至出现宗室俸禄与边军军饷同时拖欠的窘境。

与此同时,卫所制度也出了问题,原本希望通过世袭军户和屯田维持兵源,减少军费负担,结果军户逃亡、卫所缺额等问题日益严重。

朝廷只得依靠募兵,可募兵需要军饷。

一边是越来越难以维持的旧制度,一边是必须增加的新开支。

钱从哪里来?

最终还是要从社会中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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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里又出现一个问题。

掌握财富的人,未必承担相应比例的义务;承担义务的人,也未必掌握多少财富。

有权势的人可以借助身份、关系和制度漏洞,减轻甚至转嫁自己的负担。

没有这些条件的普通百姓,却难以逃避摊派、赋役和各种额外征收。

荒诞的是,拥有大量资源的人,反而更能保住自己的财富。

靠种地、做工养家糊口的人,却需要承担越来越重的负担。

前者不断积累,后者越来越穷。

国家恰恰又要依靠后者维持生产与税收。

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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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承担不起赋役,只能卖地、逃亡。有产者却越来越擅长逃避责任。财富与义务,逐渐落到了不同的人身上。

国家能够稳定征税的对象减少,财政更加困难。

财政困难,又促使官府寻找新的收入来源。

负担继续往弱者身上压,生产也会被压垮。

等到发生战争、灾荒,问题便集中爆发。

历史上王朝财政危机背后还有一个更深刻的问题:谁在创造财富,谁在分配财富,又是谁在承担维持这个体系的成本?

一个王朝的衰败,有时不是从国库见底那天才开始的。

而是从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努力劳动不如占有特权,承担责任不如把责任推给别人时,就已经埋下了隐患。

一个社会最危险的事情,不是有人不愿意干活,而是愿意创造财富的人,越来越养不起那些只享受分配权、却不承担相应责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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