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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载《巴蜀史志》2025年第6期
论陈毅对华中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工作的历史贡献
周亚柔 付南斌 魏 静
毛泽东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陈毅是忠实运用统一战线这一法宝的楷模。尤其是在抗战时期，陈毅作为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后兼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副书记，在率领新四军开辟华中抗日根据地过程中，创造性地运用统一战线这一法宝，打开了华中抗战的局面，为推动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陈毅在华中抗日根据地
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时代背景
1931年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大地战火纷飞，敌强我弱的局面使中国人民颠沛流离、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生存危机。从民族大义与抗日大局出发，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推动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为适应抗战需要，中国共产党将南方八省十四块游击区内的红军游击队（琼崖红军游击队除外）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在中共中央与毛泽东关于新四军东进江南敌后的指示下，新四军挺进华中地区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抗日救亡。
（一）根据地创建之初，困难重重
华中抗日根据地创建之初，面临较多困难。一是从战略时机看，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日军继而进攻上海，上海、南京相继失守，苏南地区沦为敌后；1938年5月，徐州失守，苏北地区亦沦为敌后；日军从华中的南、北继续西犯，同年10月侵占武汉，至此，华中大部地区沦为敌后。因此，在新四军东进前，华中地区已被日军侵占。二是从战略地位看，华中地区是连接华北和华南的咽喉要道，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且华中还是当时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所以日本侵略者企图控制和攫取华中财富资源供其侵华战争之用，因此对华中地区十分重视；华中地区还是原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统治的核心地带，在国民党主力部队西去后，仍然还留下了一部分军队在这一带游击作战。三是从地形交通看，华中地区大部分区域地势平缓，水系发达，不利于开展游击作战，这在客观上为新四军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和坚持敌后抗战带来了较大困难。
（二）日伪顽三方势力并存，形势复杂
自新四军挺进华中着手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起，便深陷日、伪、顽①三种军事力量交织的险恶环境之中。特别是在苏北建设根据地过程中，这种多方对峙的局势尤为突出。苏北地处华中要冲，是连接南北的战略枢纽。正因如此，日军、国民党和新四军均高度重视对该地区的掌控权。首先是日伪军方面，虽为当时苏北实力最强的一支军事力量，但受限于兵力不足，他们主要占据南通、如皋、仙女庙、靖江、徐州、连云港等铁路沿线关键节点和关键城镇。其次是国民党顽固派，以国民党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江苏省主席韩德勤为代表，他控制着苏北的军政大权，所部兵力约达7万，实力雄厚。再次是地方武装，典型代表为李明扬、李长江领导的鲁苏皖边区游击队，兵力约3万，在地方有一定影响力，但与韩德勤矛盾重重，对共产党亦持戒心。而作为第四支军事力量，新四军初入苏北之时兵力单薄、装备简陋，相较其他三方势力处于劣势。更为关键的是，华中政治格局盘根错节，在此开辟根据地面临巨大阻力。
（三）人民饱受战争摧残，亟待拯救
一方面，日本侵略者烧杀淫掠、暴行不断。全面抗战爆发后，蒋介石仍坚持片面抗战路线，致使数十万国民党部队迅速溃败仓皇西撤，华中大片地区沦陷。日军所到之处，疯狂实行“三光”政策，沿线城镇与村落悉遭焚毁、屠戮，昔日繁华化为废墟，人民饱受残害。加之国民党方面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反而加深了战争对人民群众的迫害。另一方面，地方武装趁乱祸害百姓。在敌寇压境的同时，民间秩序日益混乱，不少国民党溃兵、特务与地痞、匪徒勾结，自成所谓“游击队”，实际却是鱼肉百姓的武装集团。他们“白吃白喝”、掠夺乡亲，却对日军避战三舍、游而不击。导致华中百姓白天躲日军，晚上躲土匪，苦不堪言。虽然部分地区群众自发组织了抗日队伍，但力量过于微弱，难以形成有效抗敌力量，使得华中一度成为抗战力量的真空地带。在这一情形下，广大人民群众不仅在身体上遭受战争摧残，在精神上亦陷入深重的迷惘与恐慌之中。对抗战前景的迷茫、对现实生存的绝望情绪像阴霾一样笼罩在百姓心头。这些思想和情绪，也成为新四军在华中地区发动群众的现实障碍。
二、陈毅在华中抗日根据地
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具体实践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陈毅坚决贯彻党中央制定的正确路线，在华中地区将统一战线和抗日救亡的实际联系起来开展革命斗争，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并号召各部队干部研究学习陈毅的统战工作经验。
（一）区分派别，分析特点，利用矛盾有针对性地开展统战工作
华中地区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与战略价值，成为全国范围内日、伪、顽、我斗争最为激烈的区域之一。新四军在华中面临着日、伪、顽三股势力的联合压迫。在这种高压环境下，陈毅因地制宜，根据不同势力特点灵活制定统战策略，展现出高超的统战智慧。在处理国民党问题上，陈毅坚持从国家和民族整体利益出发，采取“顾全大局、团结友军、共同抗战”的策略。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要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我们需要团结友军，与国民党当局协同、发展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陈毅积极争取与国民党的爱国将领合作，使其在顽固派发动反共摩擦时保持中立，以达到孤立顽固派的目的。
对于地方实力派，陈毅采取了“团结争取，联合抗日，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1940年上半年，苏北地区除日伪军外，还有韩德勤的国民党嫡系武装、李明扬和李长江领导的地方武装等。这些地方武装虽然名义上受韩德勤节制，但彼此之间矛盾重重。陈毅根据党中央“发展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孤立顽固势力”的总方针，巧妙利用矛盾，提出了“击敌、联李、孤韩”的策略。随后，陈毅三赴泰州，成功争取“二李”联合抗日。尽管在韩德勤的诱迫下，李长江也一度“反水”袭击新四军。但陈毅主张适度反击，以免其彻底倒向韩德勤部②，并亲致书信阐明抗战大局，最终使“二李”重新保持中立。在黄桥决战中，“二李”拒绝听从韩德勤调遣，使新四军能集中兵力击溃韩德勤顽固派，打开整个苏北的大好局面，壮大新四军，奠定华中敌后抗战的基础。
（二）广交朋友，真诚相待，团结民心以夯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根基
毛泽东指出，中间势力是我们统战工作的重心。华中沦陷后，作为中间势力的地方士绅和民族资产阶级既受到日本帝国主义压迫，有反抗日本侵略的想法；又不满国民党政府腐败、消极抗日；虽然赞成共产党团结抗日的口号又对共产党存有疑虑。因此，在新四军刚进入华中时，中间势力处于观望状态。对此，陈毅每到一地便先对地方社会经济状况进行调查研究，对地方名流、开明士绅、民族资本家及各阶层人士进行广泛接触。召开各界爱国人士座谈会，向他们宣传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主张，听取他们的心声，解除他们的思想顾虑，以广交朋友、真诚相待的方式，动员中间势力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中来。
例如，教育争取句容县知识分子巫恒通，在其自卫武装基础上组建新四军的新三团，后巫恒通加入中国共产党，为江南抗日斗争献出生命；又通过书信和多次亲自登门拜访，感化在地方上影响最大的茅麓公司经理纪振纲，使其同意支持新四军抗日，捐钱、捐粮、赠送西药甚至送枪支弹药等等④，类似案例还有很多。可以看出，为结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陈毅以他高度的政治水平、学识、风度、口才，从国民党正规部队、地方官员，到地方游击队领导人、帮会首领，都建立了一定联系。陈毅成了当地家喻户晓的江南抗战领头人，吸引大批地方游击队主动投奔，抗日武装力量也随之壮大起来。
（三）坚持联合与斗争并重，斗而不破以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
陈毅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既团结友军和爱国力量，又敢于同顽固派作斗争，提出“坚持政治前行，军事后盾的原则。对国民党顽固派应一面拉，一面打，先拉后打，先打后拉”的策略。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在华北敌后的反共摩擦中遭遇严重失败，于是将摩擦重心转向华中敌后。同年9月，新四军刚进苏北，立足未稳，韩德勤极力封锁，企图把新四军压到长江边狭长地带引日军合击，陈毅果断出兵反击，攻下姜堰。事后，即请知名人士韩国钧主持召开苏北各界代表会议，争取和平，反对内战，但韩德勤拒绝参加，还要挟新四军退出姜堰。为顾全大局，陈毅当场宣布新四军退出姜堰。然而韩德勤得寸进尺，又要新四军退出黄桥，开回江南。经此一事，韩国钧等华中地方名流看清了韩德勤的面目，陈毅也慷慨陈词，恳切表明我方顾全大局、忍让求全的苦衷，在政治上赢得了华中各阶层支持。
后来，1943年日军“扫荡”苏北车桥、曹甸地区，韩德勤军被包围，陈毅不念旧恶，主动接济粮草、经费并安置其部队，以图共同对敌。但韩德勤恩将仇报，仍然侵犯我军根据地，最终在淮北山子头被新四军生擒。陈毅依然将其释放并划地安排其部队驻扎，只为促其合作抗日。在陈毅与韩德勤的斗争中，陈毅正确贯彻执行党的反顽斗争策略方针，实行“打与和”“争与让”的战略战术，既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蓄意制造的反共摩擦，又出色地在斗争中维护了华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
三、陈毅在华中抗日根据地
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历史贡献
陈毅在华中地区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以坚定的政治立场、高超的战略眼光和卓越的统战能力，有效地团结壮大了抗日武装力量，推动了华中抗战局面的发展和抗日根据地的稳固，还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
（一）团结壮大了抗日武装力量
刘少奇曾生动地说：“打鬼子要有枪，有了枪还得有个家。这个‘家’指的就是根据地。没有根据地，敌后游击战争便无从开展。”对于新四军而言，这个“家”的意义尤为重要。新四军深入华中敌占区，远离大后方，在装备简陋、缺乏支援的背景下，与日伪军展开殊死搏斗，若再没有稳固的根据地支撑，其基本的人力、物力、财力便无从保障，敌后抗战将面临巨大风险。
所以，1938年陈毅率新四军第一支队挺进苏南后，便积极在茅山一带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一方面，他领导部队对日伪军发起有力打击，赢得如韦岗伏击战等一系列胜利，极大振奋了当地民众的抗战信心；另一方面，他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广泛争取苏南各阶层的支持。通过宣传党的抗战政策和政治主张，陈毅有效动员了当地群众加入到新四军的抗战队伍中，推动了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发展，也壮大了抗日力量。在这种广泛动员与群众工作的基础上，新四军的实力迅速扩张：1938年进军苏南时仅有几千人，不到两年时间迅速发展到约9万人。在1941年全国抗战遭遇严重困难的情况下，华中抗日根据地依然在民众的坚定支持下顽强坚持着。到抗日战争胜利时，新四军主力部队已发展至21万人。
（二）巩固了华中抗日根据地，为抗战胜利作出重要贡献
抗战初期，正面战场屡战失利，国民党大军仓促撤退，重要城市相继陷落，举国上下弥漫着悲观情绪。此时，新四军毅然东进，深入华中敌占区，广泛开展斗争，连续赢得局部战役的胜利，阻止了日军对华中地区的“伪化”进程，粉碎了日军“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的阴谋；并逐步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权，形成较为稳定的政治格局，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抗战胜利时，华中抗日根据地的面积横跨5省，共覆盖8个解放区，收复县城52座，解放国土25.3万平方公里，人口达3420余万。
在陈毅率领新四军坚定执行统一战线方针的背景下，华中军民迅速形成团结抗战局面，华中各个抗日根据地也较早地转入对日军的反攻阶段。尤其是自1941年后，国民党正面部队接连失利，退守西南，而敌后战场则成为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主要战场。经历1941年至1943年一系列反“扫荡”、反“清乡”后，华中各个根据地自1944年春开始发起局部反击，成为清剿与驱逐日本侵略者的前线阵地之一。在复杂严峻的环境中，华中军民始终坚持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以无比顽强的精神为抗日战争的持久推进提供了坚实支撑，为抗战胜利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三）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
抗战时期，陈毅领导新四军坚持并发展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在实践中丰富和完善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政治上，华中抗日根据地政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在统战政策的指导下，陈毅有效团结了地方实力派、民族资产阶级等广泛力量，形成了华中地区抗战大联合局面，同时有效孤立了顽固派，为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统战各阶级的理论提供了实践支撑，进一步验证了统一战线在抗战中的战略价值。经济上，为平衡各阶层利益、巩固统战基础，新四军在华中各地积极推行减租减息政策。这一举措既改善了农民生活条件，提升其政治地位，也避免了与地主阶级的剧烈冲突，从而实现了对不同社会阶层的广泛动员与联合。文化上，陈毅提倡发展鼓舞人民抗战、激励人心的新文化，鼓励以宣传抗日救国、赞颂人民英雄为核心内容的文艺创作。在提升士气、增强群众抗战意志的同时，也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力提供了新的路径。这种文化上的联合，不仅在精神层面上凝聚了军民力量，也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广泛认同打下了坚实基础。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在华中敌后战场这块极其复杂而又关键的战略区域，陈毅积极探索和践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为抗战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回顾这段历史，有助于弘扬抗战精神、继承革命传统，更为统一战线在民族复兴伟业中发挥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作用提供历史镜鉴。面向未来，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努力实现更广泛的团结、构建更坚固的共识、形成更强大的合力，万众一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前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鉴往事，知来者。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海内外所有中华儿女，要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彼岸奋勇前进。这是对为夺取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献出生命的所有先烈、对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中国人民解放献出生命的所有英灵的最好告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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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原载《巴蜀史志》2025年第6期）
作者 ：周亚柔 （中共资阳市委党校教师）
付南斌 [中共资阳市委党史研究室（资阳市地方志编纂中心）副主任]
魏 静 (简阳中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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