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人民日报》1980年11月18日新华社辟谣消息；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原副院长彭加木——揭开罗布泊神秘面纱》；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寻找彭加木》（2007年8月8日）；中国青年报《历史上的五次大搜寻》（2006年4月21日）；光明日报《彭加木：魂归罗布泊》（2006年4月30日）；中国新闻网《26年后罗布泊寻科学家彭加木 失踪始末回顾》（2006年4月14日）；若羌县人民政府网站《彭加木失踪之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双百”人物中的共产党员·彭加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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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6月17日，正午，罗布泊。
太阳把盐壳地烤得发白，风贴地刮过，卷起一层细盐，落在人的眉毛和嘴角上。
库木库都克的一片洼地里，三辆越野车停成一排，车身糊满盐渍和沙土，电台的天线歪着。
车里没有水，油桶也见了底。
司机王万轩拉开车门，方向盘上压着一张纸条。
铅笔写的，字迹急促：“我往东去找水井。彭。6月17日，十点三十分。”
写下这行字的人叫彭加木，那一年五十五岁，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也是这支罗布泊科学考察队的队长。
队友开着车往东追。
沙地上有他的脚印，有一处坐过的凹陷，还有一角被踩皱的糖纸。
脚印到盐壳与流沙交界的地方，断了。
那天下午起过一阵风，风把剩下的痕迹抹得干干净净。
此后四十多年，这个人没有回来。
罗布泊在塔里木盆地的东边，古书里叫蒲昌海，丝绸之路的商队从它的岸边过，楼兰故城埋在它的西岸。
湖盆干了，剩下几百公里的盐壳，夏天太阳一晒，地表温度能到七十摄氏度以上。
老辈人叫它“死亡之海”。
关于他的下落，说法一层一层往外长。
有人说他被流沙吞了，有人说他遇上黑风暴迷了方向，有人说他倒在了某个洼地里。
还有一种说法传得最远——他在美国出现过。
这些说法听着玄乎。
可把一个一个细节摊开来看，事情比传说更沉……
[一]【把名字改了的人】
彭加木原名彭家睦，1925年5月19日出生在广东番禺。
父亲给他取这个名字，盼的是一家人和和睦睦。
1947年，他从南京中央大学农学院毕业，后来进了上海的实验室，做生物化学研究，酶、蛋白质、植物病毒，都是他埋头钻研的题目。
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在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工作，从助理研究员做到研究员。
日子过得安稳，家也在上海，实验室、资料室、宿舍，三点一线。
那几年，他做过植物病毒方面的研究，跑过南方的农场和胶园，采病叶、做分离、养寄主，一样一样往下做。
所里的同事记得他话不多，做事认死理，实验记录写得比谁都细，一页一页，日期、温度、编号，一个都不省。
1956年，中国科学院组建新疆分院，要抽调人过去。
那一年他三十一岁，组织上本来准备送他出国学习。
他放弃了出国的机会，报了名。
也是在这一年，他把名字改了。他给组织写的申请里有一句话，意思是到边疆去，为边疆添草加木。
他把“家睦”里的“睦”字拆开，换成了“加木”。
这两个字，后来跟着他走了二十四年。
1956年秋天，他带着一家人从上海搬到乌鲁木齐。
那会儿从上海到新疆，火车要走上好几天，到了尾亚还得换汽车，一路尘土。
新疆分院那阵子还是一片空地，办公室是平房，仪器要从内地一件一件运过来。
他一边张罗实验室，一边往野外跑。
分院刚组建那几年，条件简陋得很。实验室是平房改的，离心机、冰箱、恒温箱，一件一件从上海托运，路上颠坏了再修。
年轻的技术员不会用，他手把手教，操作步骤写在卡片上，贴在仪器旁边。
野外的路线也一条一条跑，跑到哪个县，就在哪个县的招待所住下，第二天接着走。
到了新疆的第二年，身体出了大问题。
1957年，他查出纵隔障恶性肿瘤。这是一种长在胸腔纵隔里的恶性肿瘤，位置凶险，压着气管和大血管。
他在上海中山医院接受放疗和化疗，医生告知家属，这类病人一般只能活半年，最多不超过两年，给他的判断是三个月。
医院先后填过两张“死亡通知单”。两张都没有送出去。
他挺了过来，人瘦得脱了形，嗓子哑了很长一段时间，出院以后又上了去新疆的车。
往后二十多年，他十五次到新疆考察，三次进入罗布泊无人区。天山南北的戈壁、盐湖、草场、农场，他跑了个遍。
包里常年装着药、笔记本和一台旧相机，胃疼的时候吃两片药，接着走。
1964年，他第一次到罗布泊外围考察。那一次队伍沿着湖盆边缘走，采土壤、采水样、测剖面，把样品一袋一袋背出来。
样品送到实验室，化验结果里有几项数值高得反常，钾的含量尤其扎眼。
1979年，他又到罗布泊外围走了一趟。
这一次的条件比1964年好一些，车况、电台、补给都跟得上，走的路也更远。
两次外围考察，他和同事采回的样品里，钾盐、稀有金属、重水，都有重要发现。
这些数据后来被一遍一遍引用，填补了国内科研的不少空白。
他研究的是植物病毒，罗布泊不是他的专业。
他一次次往那片沙里跑，理由说得很朴素：这片湖盆在中国的地图上，中国人得自己进去把它弄清楚。
1979年外围考察结束，他提出要组织一支队伍，从湖盆里穿过去。
1980年春天，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把这件事报了上去，方案批下来，考察队组建。
[二]【一支十一个人的队伍】
1980年5月，考察队从马兰出发。
队伍十一个人，三辆越野车，一台电台，几十桶汽油，几箱水，还有一批采样的工具和口袋。
队里有搞地质的，有搞生物的，有管水文的，有报务员，有司机。
队长是彭加木。
任务写得清楚：沿着湖盆东缘南下，穿过盐壳、雅丹和流沙，采集土壤、水样、植物、矿物标本，把这片干涸湖盆的地貌、水文和资源情况摸一遍。
计划二十天左右走完全程。
罗布泊的样子，跟画在地图上的不是一回事。
地图上是一大片空白，只标着几道虚线。人真站进去，脚底下是几百公里连着的盐壳，灰白色，像结了一层厚痂。
远处一排一排的雅丹土台，被风削成船形、兽形，太阳一照，影子拖得老长。
这片湖盆有过热闹的时候。
汉代的车队从这儿过，驮着丝绸和玉，湖边有水，有芦苇，有渔猎的人家。
楼兰的城墙、佛塔、民居，都在西岸。
后来水少了，湖退了，城空了，商道改了线。
二十世纪初，外国的探险家带着骆驼队进来，挖走文书和佛像，把这片地方写进了书里。中国人自己组织队伍穿湖盆，1980年还是头一回。
没有路。车轮压过去的地方，就是路。
头几天还算顺。盐壳硬，也尖，轮胎一天要被割破好几回，补胎的胶水和撬棍一直摆在车边。
电台时好时坏，报务员爬到车顶上架天线。
风沙起来的时候，前面车的车辙半个钟头就被埋掉，车队靠罗盘、地图和太阳校正方向。
每天的日子是这么过的。
天不亮起来，趁着凉赶路。太阳升高之前，找一处背风的洼地停车，挖灶、烧水、吃干粮。
中午躲在车影里记笔记、整理样品。
太阳偏西再走，走到天黑，选一处平地扎营，车围成一个圈，电台架在中间。
采样是细活。土样要按深度分层，装袋、编号、写坐标；水样要避光，瓶口封蜡；植物标本要压平、夹在吸水纸里。
彭加木每天收工以后，还要把当天的记录整理一遍，坐标、气温、风向、地表状况，一条一条往下写。
电台是队伍和外面唯一的联系。
每天早晚各联络一次，报坐标、报油量、报人数。
信号不好的时候，报务员爬到车顶，把天线架在木杆上，一遍一遍呼叫。外头的回电常常只有几个字：收到，注意安全。
罗布泊的昼夜温差能有三十多度。白天热得人发昏，夜里冷得要盖棉衣。
风一起，帐篷绳子绷得吱吱响，沙子从缝里灌进来，早上起来，睡袋里能倒出一小堆沙。
雅丹的土台在夜里黑黢黢的，风从台子之间穿过，声音像有人在远处吹哨。
越往里走，路越偏。
原定的路线被沙丘和雅丹挡住，绕行一趟要多烧不少油。
原计划七天走完的一段路，走了十几天。
六月的罗布泊，中午不能干活。太阳直射下来，车皮烫手，人躲在车影里，水按人按天分，一人一天一壶。
彭加木每天起得最早，晚上睡得最晚，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着坐标、温度、取样点。他的胃不好，随身的包里带着药。
有队员回忆，他的嘴唇一直是裂的，说话的时候扯着疼，还是照常安排第二天的事。
队伍一路往南，油量和水量的数字一天比一天小。
走到库木库都克的时候，两样东西都见底了。
库木库都克是维吾尔语，意思是“沙井”。
老地图在这一带标着几处水井，井边画着小圈。地图是几十年前测的，圈还在，井在不在，谁也说不准。
[三]【一张铅笔字条】
6月16日傍晚，车队停进库木库都克的一片洼地。
清点物资，汽油只剩四分之一，水桶倒不出几杯水。按人按天算，剩下的水撑不过两天。
最近的补给点在几百公里之外，中间隔着盐壳和流沙。
当天夜里，队伍向附近的驻军发报求援。电报的内容，大意是队伍在库木库都克一带，汽油和水即将用尽，请求支援。
回电来得很快：同意派飞机空投水和汽油。
有人算了一笔账。
一次空投，飞行加上物资，要花六七千元。
那年月，一个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不过几十元。六七千元，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够买一批仪器，够一个研究室用上一年。
彭加木听完，坐在车边抽烟，半天没吭声。他跟队员讲，直升机运水太贵，东边有井，老地图上标着，自己走一趟，把水找到，国家就能省下这笔钱。
队员拦他。有人说等飞机，有人说这片盐壳走出去就回不来，还有人提出替他去找。
他摆手，说自己心里有数，去去就回。
那天夜里，队里为等飞机还是自己找水，争到很晚。按回电的说法，飞机第二天到。
空投的坐标、信号布、地面引导，都要提前准备好。
队里把仅剩的汽油抽出一部分，留给车辆发动和电台。水按人头分到每个人手里，一口一口省着喝。
有人提议全体弃车步行去找水，话刚出口就被拦下。
车是唯一的依托，丢了车，电台、样品、补给都带不走，人在盐壳上走不出多远。
6月17日早上，他起得比平时还早。烧了一壶水，分给几个人，自己灌了一壶。
吃完干粮，他把当天的记录整理好，交代队员原地待命，看好车和电台，等飞机来。
那天上午的太阳很毒。十点半，盐壳表面的温度已经上来了，脚踩上去烫得站不住。
往东是一片开阔盐壳，再远一点是几道低矮的雅丹，雅丹后面是什么，站在车边看不见。
老地图上，那一片画着两个小圈。
上午十点半，他带上水壶、相机和一个帆布包，一个人朝东走了。走之前，他撕下一页纸，用铅笔写了那行字，压在车里。
中午，队员等他回来吃饭，人没到。
下午，几个人开着车沿东线找，嗓子喊哑了。沙地上有他的脚印，深一脚浅一脚，方向是正东。
走出一段，有一处沙窝，像是坐过，旁边落着一角糖纸。
再往前，脚印淡了，被风抹成一层浅浅的纹。那天下午起过一阵风，风停以后，沙面平得像没被人踩过。
几个人开着车往东又追了一段，车灯一直亮到天黑。回到营地，谁也没说话。
有人把那张纸条收起来，夹进笔记本里，纸角被手汗捏皱。
[四]【灯亮了一夜】
6月18日凌晨，营地的人把情况报了上去。电报一站一站往乌鲁木齐传，再往北京传。
天亮以后，消息传开。
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的电话一个接一个响，新疆军区的车队开始集结，地方政府的干部连夜往若羌赶。
汽车从几百公里外调来，飞机从军用机场起飞。油料、水、干粮、药品、望远镜、信号旗，一车一车往罗布泊边上运。
库木库都克这片洼地，从来没有这么热闹过。
盐壳上停着一排车，天上飞机低低地绕，螺旋桨的声音在盐壳上滚来滚去。
搜寻的人拿着望远镜，排成一行，一步一步往前推，推过一道梁，再翻过一道梁。
六月的罗布泊，中午地表温度七十摄氏度。人的鞋底被烫软，水壶贴在身上像一块烙铁，喝下去的水，转眼就从汗里出来。
飞机上的人往下看，白茫茫一片，找不到一个能记住的地标，只能靠车队的红旗定位。
6月19日，范围又往外扩了一圈。
脚印最初消失的地方被反复翻了几遍，往东再没有新的痕迹。
有人把盐壳一块一块撬开，有人趴在沙面上看风的走向，有人守着电台，一遍一遍呼叫。
白天，盐壳反着白光，人的眼睛疼得睁不开，只能用墨镜和布条遮着。
夜里，气温掉下来，风从车缝里钻，人裹着大衣守在电台边，隔一阵就发一次报。
车灯、马灯、手电筒，能亮的都亮着。
营地留着人。
白天烧水，晚上点灯，灯挂在车顶上，朝东。
乌鲁木齐那边，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把消息通知了上海。彭加木的夫人夏叔芳正在家里等信。
她把家里的日历翻到6月17日，那一页再没有往下翻。
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的老同事聚在一起，谁也说不出话。
有人在办公室里坐到天黑，桌上的电话一直没响。
搜救的队伍一天比一天大，范围一天比一天远。
盐壳上留下的车辙，第二天就被风抹平。人走了，车走了，那盏灯还挂在车顶上。
沙暴来的时候，天地只剩一种颜色。车队停在原地，人不敢下车，等风过去再辨方向。
风过去，前一天插的红布条不见了，车轮印也没了，一切从头找起。
搜寻的规模一次比一次大，消息一层一层往上递。库木库都克的营地上，那张纸条被翻来覆去地看，铅笔字越来越淡。
人心里都清楚，每过一天，找到的希望就薄一分。盐壳上什么也没长，风把每一天都刮成同一个样子。
许多年后，参与搜寻的人提起那几天，还是会停下来，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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