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钱其琛著《外交十记》、《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国外交》、《黄华特使:对苏"葬礼外交"的主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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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11月10日夜间,塔斯社播出一条简短讣告: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列·伊·勃列日涅夫去世,享年七十六岁。
讣告传到北京,摆在中国领导人面前的是一道难题。
从六十年代末算起,中苏两国人员往来已经断了十七八年,两边只剩边境线上的对峙和隔着话筒的互相指责,正常外交对话的渠道窄到几乎没有。
北京给出的答案是:派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黄华,以中国政府特使身份赴莫斯科参加葬礼。
国际上把这一步称作"邓小平对苏共新领导发动的一场葬礼外交"。
决定定下之后,接送特使的交通安排随之摆上桌面。
就在起飞时刻临近、各方以为方案不会再动的时候,一个临时调整的方案悄悄改掉了原定计划......
【一】塔什干递过来的台阶:从只批不谈,到副外长级磋商
1982年3月24日,勃列日涅夫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发表讲话。
这篇讲话里出现了十八年来没听过的说法:承认中苏之间存在需要讨论的关系问题,表示愿意就两国关系进行磋商,还在边界等问题上松了口。
讲话里照旧夹着攻击中国的段落。
邓小平得知塔什干讲话内容后,立即打电话到外交部,指示要对这篇讲话做出反应。
3月26日,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制度第一次公开亮相。
首任发言人钱其琛在记者会上用三句话回应苏联领导人的谈话,核心意思是通过平等谈判改善关系。
4月16日,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到北京,邓小平请这位老朋友给勃列日涅夫回传口信,话说得很直: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的讲话,除了骂我们的部分我们表示拒绝,其余的信息我们注意到了。
这年夏天,邓小平把陈云、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和外交部负责人请到自己家里,专门研究中苏关系。
夏义善归纳了这次会上定下的三条方针:采取行动向苏联传递信息,争取关系有一个大的改善;改善必须讲原则,条件是苏联解决三大障碍;
把现实问题摆在头一位,重点从意识形态争论转向国家利益考虑。
三大障碍是三件具体事:削减中苏、中蒙边境驻军并撤出驻扎蒙古的军队;从阿富汗撤军;促成越南从柬埔寨撤军。
1979年12月苏军进入阿富汗,越南1978年底出兵柬埔寨并在次年推翻民主柬埔寨政权,苏联又在漫长的中苏、中蒙边境长期屯兵,北京把这三件事认定为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前提。
10月5日,中断多时的两国官方谈判正式恢复。
第一轮中苏政府特使(副外长级)政治磋商在北京举行,中方特使是外交部副部长钱其琛,苏方特使是苏联外交部副部长伊利切夫。
磋商从10月5日谈到21日,共开六次会议,苏方反复重申改善关系的愿望,却回避三大障碍本身,反过来指责中方设置先决条件。
钱其琛抓住一点回敬:对所有问题都可以无拘束地讨论,恰恰说明没有先决条件。
这一年中苏贸易额只有2.76亿美元,两个拥有世界最长陆地边界的邻国,往来冷清到这种地步。
【二】十七八年没去莫斯科吊唁:这个大举动是怎么定下来的
要看清这个决定的分量,得先看看此前的十九年是什么样子。
上一次中国领导人踏上莫斯科的土地是1964年11月。
那次中国代表团赴苏参加十月革命四十七周年庆祝活动期间受到冷遇,代表团提前结束访问回国,两党关系的裂痕已经摆到明面上。
1969年3月,乌苏里江上珍宝岛的枪声把裂痕推到顶点;
8月,铁列克提方向再次发生武装冲突。
当年9月11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从河内回国途中降落后在北京首都机场与周恩来会谈,双方就维持边界现状、不诉诸武力、通过谈判解决分歧达成谅解。
此后两国开始了边界谈判,谈了许多轮,长期原地踏步。
1979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当年5月11日期满后不再延长,1950年缔结的那份同盟文件正式走到尽头。
那一年,苏联没有军事介入中国南方方向的作战,只在外交上声援越南,两国军事对峙继续固化在北方边境线上。
11月10日讣告播出时,两国之间的现实状况是:政府特使磋商渠道刚在10月恢复;
没有任何一条正常的领导人往来通道;中方公开场合对勃列日涅夫本人的批评已经持续多年;中苏贸易额不到3亿美元。
国内对是否派人出席葬礼有过议论。
一派认为关系尚未转圜不宜派人,外交部门和驻苏使馆的工作人员则主张可以借此扩大间接对话的成果。
中央最终选定的是唁电、使馆吊唁、派政府特使三管齐下这一档。
11月11日傍晚,驻苏联大使馆收到国内就勃列日涅夫去世作出的三项决定: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名义发唁电;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到苏联驻华大使馆吊唁;
派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黄华作为中国政府特使赴莫斯科参加吊唁活动。
据李景贤记述,这三项决定都是在邓小平的指示下定下的。
这个选择与当年夏天那几条判断有关:塔什干讲话说明苏联方面有改善关系的需要;苏联新领导层刚刚接班,政策走向还没定型,这是一个可以试探的窗口;
中国此时工作重心已转到经济建设上,需要尽量稳住的周边环境。
意识形态上不能丢原则,国家关系上的账要按国家利益来算。
决定在国际上立即引起关注。
《百年潮》2008年第12期李景贤的文章留下这个判断:在中苏间人员往来断绝十七八年的情况下,这属于一个大举动。
【三】为什么是黄华:一个特使头衔里的算术
人选定的是黄华。
这个人选身上叠着几层条件,正好合上这次任务的尺寸。
黄华1913年1月生在河北磁县,原名王汝梅,1932年秋考进燕京大学,1935年当选燕京大学学生会执行委员会主席,同年参与组织指挥了一二九运动,193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6年6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秘密赴陕北苏区采访,经中共北平市委同意,黄华给他当翻译。
斯诺后来的采访材料写成《红星照耀中国》,黄华提出报道里不要提他的名字,也不要照相,到苏区就改了名。
抗战胜利后,他到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任中共代表团叶剑英的秘书、新闻处处长。
真正让他熟悉大国谈判的是后面这串履历。
1960年至1971年,他先后出任驻加纳、驻埃及、驻加拿大大使;
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他是首任常驻联合国及其安全理事会的代表;1976年12月起任外交部长。
1978年8月,他代表中国政府同日本外相在北京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1979年1月随邓小平访问美国;
1982年8月,代表中国政府就美国对台军售问题与美方达成公报,也就是八一七公报。
这份履历先解决一个问题:他要跟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坐在同一张桌子两侧,资历上必须压得住台。
黄华的二十多年大使与外长经历,足以支撑这种对等会谈。
头衔是另一道算术。
黄华当时的名义是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这个名号既足以与苏方外长对等会谈,又不至于把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推到莫斯科葬礼的前台。
当时中国这边的国家主席职务尚未恢复设置,新宪法1982年12月4日才由全国人大通过,国家主席一职到1983年6月才重新选出。
派谁去、坐到哪一级、苏方要怎么解读,这些都得算清楚。
外交部网站上黄华简历标注的外长任期是1976年12月至1982年11月。
11月这次出访恰好处在政府职务交接的窗口里:他带着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的名义去办这件需要外长级别对等会谈的事,回来之后外长职务另有交接。
东道主的规格也摆得不低。
据李景贤记述,到莫斯科参加葬礼的外国代表团多达一百五六十个,党和国家一把手、政府首脑级别的高级代表团就有数十个。
中国特使被苏方在每一次场合都列入高档来宾,这已超出礼仪范畴,是一种政治表态。
【四】一份盖了章的专机方案,在起飞前几个小时被人叫停
特使人选定了,行程的最后一环落到交通上,这一步同样要专门拍板。
北京到莫斯科的定期航班极少,往返时刻很难衔接。
国务院一位主要负责人提出,派一架专机送我国特使直飞莫斯科参加葬礼。
这个意见得到了邓小平的同意。
专机方案就此定下:调机、机组、油料、航路、落地保障逐项落实,起飞时间精确到分,只等黄华一行登机。
对苏方来说,一架中国专机降落莫斯科机场本身就是信号,意味着中方把这件事办到了能拿出的最高规格。
对北京来说,这是三年来为修复关系投下的分量最重的一枚砝码,每一步都反复推演。
调度单签好了,机组待命,跑道上空已经清空,起飞时刻一分一秒地逼近。
十七八年里,中国领导人上一次踏上莫斯科的土地还是1964年11月,此后两国外交往来只剩下边境对峙和隔空指责。
这架专机要送的人,将要走完这段中断了近二十年的路,它起飞的那一刻,本身就是中苏关系破裂以来没有过的画面。
正因为分量太重,每一步才更要钉死,谁也没料到这份钉死的方案会从内部被撬开。
就在离起飞没几个小时的时候,这份刚刚敲定、盖过章、连起飞时间都算好的方案,被推上了重新议定的桌子。
提出改主意的人,恰恰是这架专机要送的当事人本人。
他要改掉的,正是所有人认为最不可能再动的两个字。
一份已经定案、盖过章、起飞时刻精确到分的专机方案,会在起飞前几个小时被当事人自己叫停,这在外交行程的惯例里几乎没有先例。
被换上去的新方案是什么,此刻使馆里没人知道。
真正让人意外的还在后面:那架临时顶替专机、载着特使升空的飞机落地之后,在贵宾室里等着黄华的,既不是红场的观礼台,也不是克里姆林宫的会谈厅,而是一份北京连夜追发、连他本人此前都毫不知情、要在几小时后才递到他手上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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