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衣战士
讲述人：李力
讲述时间：2022年9月7日
整理人：江雪
李建章（1924—2016），河北饶阳人。1939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8月至1941年10月在华北联大学习，1941年11月至1943年2月在晋察冀军区白求恩学校学习。1943年2月至1944年10月在晋察冀军区卫生部、工兵营、青年支队任司药；1944年11月被调至晋察冀军区雁北分区医院任医生；1947年10月被调入六十八军，先后任团主治医生、卫生队长、团后勤处长等职；1964年5月由部队转业到山西省临汾地区卫生防疫站，任书记、站长。1985年离休。
“手术刀”岁月
我父亲李建章出生于河北衡水西韩合村一个贫农家庭。祖父只有三间土房，为了养活儿女，祖母给地主家当长工，在地主的烧饼铺做工，挣点钱补贴家用。我父亲有两个哥哥四个姐姐（夭折了一个），父亲排行老末，祖父祖母和哥哥们宠爱父亲，供他上了私塾，读了四年书，跳了两级，等于高小毕业。
我二伯李俊南1938年参加革命，1947年牺牲在了南下战场上。在二伯的影响下，我父亲十二岁就当了村里的儿童团团长，十五岁到抗日民主政府工作，正式参加革命。1939年6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二伯参加了八路军，导致日伪军经常到祖父祖母家里逼他们交出二伯。祖父祖母担心日伪军找不到二伯会祸害父亲，就让父亲离开家乡。去哪里呢？十五岁的父亲决定去人人向往的延安。
1940年，父亲告别祖父祖母，由区委组织安排，踏上了去延安的道路。走到山西大同，正好遇到华北联合大学招生。父亲就在组织安排下，成了华北联合大学的一名学生。
华北联合大学是由延安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延安工人学校、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联合起来成立的一所学校。父亲因为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在大学学习司药。1941年11月，父亲又被派到晋察冀军区白求恩学校（简称白校）学习了一年。1943年2月，父亲从白校毕业。之后，他先后做过司药、医助、主治医师、卫生队队长。
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父亲相继参加了1941年、1943年的反“扫荡”，1947年1月的保南战役，1948年5月的盂西大捷，1948 年夏季的保北战役，1948年11月的绥远追击战，1948年12月的张家口战役，1949年1月的平津战役，1949年4月的太原战役。一场战斗下来，成百上千的指战员负伤需要救治，父亲用自己所学医术极力挽救战士们的生命，履行着白衣战士的职责。
战火中的伉俪
我母亲叫范玉娥，是大同浑源人。1944 年，十二岁的母亲参了军，在晋察冀军区医院当护士。后又到二十兵团医院工作。1950年入朝前，被调入六十八军二〇四师，她的班长叫贾继生，贾继生后来担任过西山矿务局医院院长。当时，我父亲在团里，母亲在师里，1949 年9月，他们在河北宣化沙岭子医院经贾继生介绍认识了。
1950年，我的父亲母亲结婚了。当时部队有规定，营级以上干部才可以结婚。我母亲生三个孩子时，父亲都不在身边。母亲健在时常常唠叨：她生了三个孩子，父亲都没有给她倒过一杯水。
1951年6月15日，父亲的部队离开天津，19日开赴朝鲜。母亲当时怀着我，跟着部队到了朝鲜，两个月后回天津留守处杨柳青生了我。三个月后，母亲要返回朝鲜前线，本想让我奶奶看护我，但老家河北衡水西韩合村发了大水，奶奶跟着大伯去了东北沈阳，母亲只好带着我去了朝鲜，把我寄养在朝鲜“阿妈妮”家里。我妹妹李燕也出生在朝鲜。当时父亲在前线，根本顾不上照顾母亲。1955年8月回国，1956年母亲复员留在徐州，父亲去了山东临沂。1957年我的弟弟李群出生在徐州，而当时父亲还在山东临沂。
从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我的母亲与父亲都奋战在前线。母亲在二〇四师师部卫生队，父亲在六十八军六一二团卫生队。虽然聚少离多，但也算夫唱妇随。
1964年，父亲和母亲相继被调到了临汾地区防疫站。这时，我们一家人才算真正生活在一起。但父亲母亲忙于工作，我们还是十多天半个月见不着他们的面。父亲母亲不在家，我们就吃食堂，上学放学相跟着走，晚上睡觉时，大的照顾小的。对于这种生活，母亲有口难言，只能忍受。一直到后来，母亲被调到了临汾地区卫校附属医院，才腾出时间照顾家里和我们几个孩子。
在临汾工作后，父亲经常下乡调研因水土引发疾病。比如临猗县（那时候运城还归临汾地区管）是山西省高氟病区和全国重氟病区，运城地区碘缺乏症也很多，导致很多“大脖子病”（甲状腺肿大）。那时父亲与母亲在一个单位，每次下乡，父亲率先带队下去调研。因为我们几个还小，母亲想留下照顾我们，父亲就说：“谁叫你是站长老婆？我不让你去，别人怎么说？”到了节假日安排值班，别人可以不值班，母亲肯定会被安排值班；轮到评先进评模范，却总是轮不到母亲。父亲还是那句话：“谁叫你是站长老婆？”意思是母亲再优秀也不能评，否则父亲就有以权谋私的“嫌疑”。单位调工资，母亲本来被调上了，却被父亲拿掉了。父亲说：“你一个月八十六块，人家大学生一个月才五十多块，你是站长老婆，你调了工资，会让我工作很被动！”
20世纪70年代，防疫站地方大，种有小麦。父亲就像农民一样，经常带领防疫站的工作人员到厕所淘大粪、挑大粪，给土地施肥。收割了小麦后，他便给防疫站的同事们分下去。父亲还养鸡，鸡蛋也给防疫站的同事们分下去。
正直无私的秉性
父亲在临汾工作后，单位给他配发一辆吉普车。这车，别说我们不能坐了，就是我母亲也不能；要知道我母亲那时与父亲在一个单位。为此，父亲买了一辆自行车。说到这辆自行车，母亲又是一肚子怨气。父亲的自行车，不是借给同事，就是借给邻居，母亲有事只能步行。
父亲有很多在1947年、1948年当兵的战友，其实说起来他们都是父亲的学生。参加完抗美援朝战争后，他们很多留到了北京，进入北京香山医院、北京空军总院、北京生物研究所等单位。1990年，国家卫生部在临汾召开一个会议，一个副部长参会，看到我父亲，惊喜地喊：“老首长，不认识我了？”我父亲才认出，这位副部长是他的学生。1966年，父亲陪母亲回了一趟浑源老家。当时大同的市委副书记，曾是我父亲的警卫员，他们是生死之交。父亲的战友们在一起时，有时会谈起各自的待遇。比父亲参加革命晚的学生，因为在北京、太原这些大城市，一个月拿的工资比父亲的高出一大截。但父亲很知足，从没有为此抱怨过。
2020年，我带着母亲到他们战斗过的地方转了转，还到了延安。看到那些老照片，母亲哭得几乎背过气去。母亲说，有一次战斗中，她们五位女同志去接伤员，只有三四里路，就牺牲了两位战友。战场上，无论是战士还是医护人员，随时都可能牺牲。母亲在部队干活像男的，为了卫生和安全，她们的穿着与男同志一样，留着与男战士一样的短发，加上母亲比较壮实，所以很多人称她“假小子”。母亲一直想去北京毛主席纪念堂，但老人家最终没有如愿，遗憾离世。
父亲的遗产和遗嘱
2007年1月，八十四岁的父亲在一张小小的便笺上写下这样一段话：
遗 告
此箱之物是历史珍贵之物，也是历史见证。家庭成员，要长期珍藏下去，代代相传，不得转赠非家庭人员，也不得作为买卖之物。希望能长期保存下去。
李建章
2007年1月
2010年2月春节那天，父亲戴着老花镜，再次郑重写下了一份《关于家庭历史物品收藏意见》：“这是父母一生革命史，反映一生经历，同时也反映国家变迁，还可以让家庭后代了解家史，继承光荣传统，不忘历史，好好为国家、为人民服务。第二，按照传统血亲关系，姓氏李字（男）代代传下去。所有收藏物品，由一人保存，不要分散。每件物品，代表一个时期，它反映一个完整历史；如果这些物品分散保存，就割断了历史。谁保存要经常维修。”
父亲给我们留下的遗产是一个箱子，里面收藏有几样物品。一个蓝皮笔记本，记载了他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的整个过程。他希望，以后能找一个有些写作能力、懂得历史的人帮助重新整理一下，打印成册。一本《华北军区卫生建设史料汇编》，父亲在扉页上写着“历史见证，保存下去，2005年”等字样，这是解放战争中关于卫生建设的总结和纪念，结集有《战地救护法》《二纵队卫生部关于石家庄战役中战救工作的指示》等文章。一本只有一半巴掌大的泛黄的字典（当时参加抗美援朝的部队战士大多从农村来，文化水平低，文盲较多。此字典是为了提高战士们的文化，在艰苦、紧张的战斗间隙，各连文化教员给战士上文化课用的）。一本《三年解放战争》，记载了地方部队升编野战军，每天行军所驻地点。还有一些其他物品，如毛主席纪念章、军功勋章、历史照片等。其中奖章有1947年3月晋察冀军区授予的红旗勋章、1953年国防部授予的三级独立自由奖章、1955年朝鲜授予的三级勋章等。父亲在最后写了这样一句话：“如果国家需要可献给国家。”
父亲去世前半年，把我们兄妹叫到一起开了个会。父亲交代我们：不要买坟地，遗体火化后先存放殡仪馆；等母亲去世后，再过三年，把他们的骨灰撒到大海里去；如果那时候我们年迈，去不了大海边，就到吉县壶口，把他们的骨灰撒到母亲河黄河……
父亲把这个密码箱留给了我。
许多年来，父亲一直在千方百计打听牺牲在外面的二伯李俊南的信息。因为祖母弄丢了阵亡通知单，我们不知二伯牺牲在邯郸还是四川。2016年6月15日，九十三岁的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临终前，父亲再次嘱咐我们：继续寻找二伯，让二伯魂归故里。父亲艰难地说，这是给你们兄妹的任务。
2022年3月，九十二岁的母亲也离开了我们。我和弟弟妹妹商量，等母亲三周年时，带着他们夫妻到山东日照或者天津，到他们战斗过的海边城市，让他们魂归大海……
来源 | 山西省妇联融媒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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