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23年4月,东京。沃伦·巴菲特面向《日本经济新闻》镜头,留下一句耐人寻味的判断:若将视野延展至二十年、五十年维度,日本与美国必将比当下更具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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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随即抛出追问:“那中国呢?”巴菲特微微停顿,未作回应。

这段对话此后被中文舆论反复咀嚼、拆解、放大——那个未曾落音的国名,仿佛比已出口的两个国家更富张力,也更引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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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倘若我们调取伯克希尔哈撒韦近年真实持仓轨迹与资金流向,便会发现一个清晰事实:他言语中流露的倾向,与其资本账户上执行的策略,从来就不是同一份操作手册。

那趟东京之行

巴菲特对日本的公开赞誉,并非一场抽象的国情宣讲。这是一次精准的财务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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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19年7月,伯克希尔便悄然启动对日本五大综合商社的战略布局:伊藤忠商事、丸红株式会社、三菱商事、三井物产、住友商事。截至2024年末,累计投入约138亿美元,当前持仓市值已升至235亿美元区间,账面浮盈逼近69%。

尤为精妙的是其融资路径——他并未动用美国本土美元,而是直接在日本市场发行日元计价债券,加权平均利率压至1.02%,再以所募资金购入上述商社股票。而这些企业普遍提供4.2%至4.8%的稳定股息,利差空间厚实可观。仅2025年一年,分红收入即突破8.3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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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2024年股东大会上进一步明确立场:“未来半个世纪内,这批头寸不会减持;若重来一次,我宁愿当初配置1000亿美元,而非实际投入的200亿。”

这真是对“日本整体国运”的押注吗?不。这是对“低息借日元、高息持日股”这一套成熟套利模型的坚定信任。他盛赞的,是五家商社股价长期低于内在价值的低估状态,而非断言日本经济即将迎来系统性反转。日本内阁府最新数据清晰显示:2025年一季度实际GDP环比下滑0.2%,日本央行已将2026财年经济增长预期由1.0%大幅下修至0.5%,同时却将核心CPI同比涨幅预测上调至2.8%。增长乏力与通胀黏性并存,结构性困局未解。巴菲特真正看中的,是这五家企业掌控的横跨全球粮食供应链、能源运输通道与基础金属分销网络,而非“日本”二字所承载的宏观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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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那头的账本

赞美美国,早已成为巴菲特话语体系中的本能反应。但2026年的美国财政现实,早已脱离他青年时代所熟悉的稳健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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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3月,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正式突破39万亿美元大关。更严峻的是偿债压力:2026财年国债净利息支出预计超1.04万亿美元,仅前三个月便达2710亿美元,已超过同期国防部预算总额。联邦财政每征得一美元税收,其中约58美分须优先用于支付既有债务利息。

而巴菲特本人正以行动发出另一重信号。伯克希尔2026年第一季度财报披露,公司现金及等价物高达3968亿美元,刷新历史峰值;同时,连续第十四季呈现美股净卖出态势,买入额仅为卖出额的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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嘴上强调“长期看好美利坚”,手上却持续抽离权益资产。一位真正笃信该国长期前景的投资者,绝不会将现金储备推至空前高位,更不会连续三年半维持净减持节奏。他囤积流动性,是在等待估值回归合理区间的优质标的;他高调肯定美国,亦因旗下尚未退出的庞大美企持仓仍需市场信心托底。

巴菲特在东京采访中未提及中国,但这“沉默”却被中文社交平台迅速转译为“战略看空”的定性结论。

这种逻辑链条,连他自己过往三十年的公开表态都难以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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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股东大会上,他直言不讳:“美国用两百余年实现的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中国仅用四十年到五十年便高效复刻完成。这不仅印证了人类潜能的上限,更揭示了一种可被制度激活的发展范式。”他还预见:“中美两国终将成为塑造世界格局的双极力量。”

2018年,他再度强化判断:“过去半世纪以来,中国所缔造的经济跃迁堪称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奇迹之一。我从未设想过它竟会如此迅猛且扎实地发生。”

其长期搭档查理·芒格的表述更为直率:“未来二十年,中国经济的增长确定性与质量,将显著优于几乎所有其他大型经济体。中国头部企业的治理水平、技术积累与成本效率,已全面超越多数海外同行,且估值仍具明显优势。我乐于承担所谓‘中国风险’——这点波动,根本不在我的顾虑清单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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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减持比亚迪的动作,自2022年8月起分批实施,合计套现约3.7亿港元。驱动因素极为朴素:彼时比亚迪股价已累计上涨逾28倍,动态市盈率突破45倍,安全边际消失。当年出售中石油股份时,遵循的亦是同一逻辑——盈利兑现,适时离场。此类操作与其对中国基本面的判断毫无关联。事实上,他职业生涯中处置的美国上市公司数量,远超涉及中国的全部案例总和。

一位将“便宜价格买入卓越企业”奉为铁律的投资人,你指望他去追逐一只短期暴涨三十倍、估值高悬的股票?他只会平静回应:“价格太高,不符合我们的买入标准。”

真正该关注的,不是他提到了谁,而是他未提及的那个变量

巴菲特惯用的“二十年、五十年”时间锚点,本质是一种终身持有型投资哲学的语言包装。他强调的是“这些具体资产我会长期持有”,而非“这个国家必然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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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重仓日本商社,源于1%融资成本与4%以上股息收益之间稳固的套利窗口;他持续唱多美国,既出于国籍认同,也受限于伯克希尔根基深植于美利坚资本市场,公开唱衰无异于动摇自身信用基石;而中国未出现在东京那场专访中,则纯粹因为那是一场聚焦日本商社并购进展的定向沟通,议题清单里本就不含中国元素。

把一次商业行程中的议题缺席,强行解读为一份地缘政治判决书,恰是中文互联网语境中最典型的过度诠释现象。

真正值得追踪的指标,不在巴菲特的发言稿里,而在长江三角洲的智能工厂、珠三角的光伏玻璃产线、以及合肥动力电池基地的自动化装配线上。中国光伏组件全球市占率达80.3%,动力电池产量占全球总量63.7%,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已连续十一年稳居世界第一。2026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长5.0%,领跑全球主要经济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于7月最新报告中,将中国全年增长预期由4.3%上调至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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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买入日本商社,本质上是在购买全球大宗商品流通环节的“收费站牌照”。而中国正在规模化量产的,恰恰是削弱这类通行权垄断力的核心替代技术——从高效光伏逆变器到固态电池电解质,从车规级芯片到智能驾驶操作系统。

95岁的巴菲特,端坐于奥马哈百年礼堂首排中央,亲手将话筒递向新一代掌舵者。他手中握有3968亿美元现金储备,静候下一轮资产价格重估带来的历史性机会。

他公开赞扬过日本,也反复肯定过美国,同样多次盛赞过中国。他卖出过比亚迪股份,也建仓了日本五大商社,更将巨额现金按兵不动。他做的每笔交易,都是精密计算后的商业选择;他说的每句话,都是服务于特定场景的传播修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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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或五十年后,日本和美国都将更强大。”这句话之后的留白,他没有补全。但中国在光伏、储能、智能电动车领域铺开的立体化产业矩阵,正以每日新增2.1万条专利、每月交付超78万辆新能源车的速度,默默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答案。那个答案不在奥马哈的聚光灯下,而在巴西圣保罗街头穿行的比亚迪电动出租车队里,在匈牙利德布勒森工厂刚下线的宁德时代电池模组中,在每一个握紧方向盘、驶向未来的普通车主身后。

巴菲特无需刻意提及中国。他只需在某个价格足够吸引人的时刻,再次按下买入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