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盲文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正在撰写电影《抓特务》的解说词。
中国盲文图书馆五楼的放映厅里，灯光暗下，30位盲人观众安静下来。电影开始，讲述人的声音在对白间隙轻轻进入：“人物走进房间，镜头缓缓移动，桌上散落着吃剩的外卖……”银幕上的画面通过声音一点点展开，有人跟着剧情开怀大笑，也有人在结尾潸然泪下。
坐在前排的毛卫义，为了这2个小时的电影，要换乘两趟地铁，往返需要4个小时。这样的路，他已经走了几年。对于像他一样的盲人来说，“看”电影不只是一种娱乐，也是了解流行文化、认识世界、融入社会的一种方式。
从一人一麦的现场讲述到专业制作的独立音轨，从社区活动室到商业院线和线上平台，二十多年来，我国无障碍电影从零散的公益探索逐渐走向专业化、常态化，进入越来越多盲人的日常生活。
从“讲电影”到标准化制作
“我觉得这里语速可以再快一点，给后面的对白留一个‘气口’。”中国传媒大学“光明影院”的录音棚里，大三学生陈曼琳和几位同学正在录制电影《狗的审判》无障碍版，录音台中间是监听设备，两边堆满了厚厚的电影解说稿。
“制作一部2小时的无障碍电影，我们要反复观看10遍以上。”陈曼琳还记得初次撰写解说稿时的“手忙脚乱”：“对白之间还剩几秒？某个场景变化要不要交代？一个眼神、一件道具、一幕特写，会不会影响后面的剧情？”一部片子做下来，暂停键按了3000多次。
“其实无障碍电影的原理并不复杂。电影原有的对白、音乐和环境声都要保留，制作人员利用其中的空隙，对人物动作、场景变化以及必要的视觉信息进行补充，让盲人通过声音读取画面中的信息。”“光明影院”项目创始团队教师赵希婧说，真正困难的是取舍。多说一句，可能压住演员的对白和电影本身的节奏；少说一句，观众又可能丢失理解剧情的关键线索。
“光明影院”成立之初，也讨论过一种更省事的方式：把两小时电影浓缩成十几分钟，用声音把故事讲一遍，类似于短视频平台随处可见的电影解说。但调研之后，团队放弃了这个想法。“盲人观众同样希望完整地欣赏一部电影，听见原片里的对白、音乐、环境声，也拥有自己的判断和感受。”在赵希婧看来，讲述者需要补上的，只是那些无法通过听觉直接获得的画面。
事实上，相似的探索在中国已经持续二十多年。
2003年前后，中国盲文出版社就曾利用网络聊天室，以音频讲述的方式为盲人“播放”电影。彼时，这类活动还没有形成固定周期，更多围绕节日展开。
先天失明的肖焕意是北京“心目影院”最早的一批观众之一，他“看”的第一部无障碍电影是《和你在一起》。
2005年，媒体人王伟力和妻子郑晓洁在北京创办“心目影院”，开始定期为盲人讲述电影。一台电视、一部DVD机、二十几把椅子，讲述者拿着话筒坐在观众中间。对白响起前，提醒是谁在说话；对白停下时，告诉大家银幕上发生了什么。
相比于现今标准化的无障碍电影制作流程，彼时盲人能否把一场电影“看”明白，很大程度取决于讲述者本人。尽管观影方式或显粗粝，但“盲人也能看电影”这件事本身，像是一颗种子，在众多盲人的心田播撒下一个希望。
2007年，这颗种子在上海萌芽。退休老人王世杰为电影《三峡好人》写下厚厚的讲述稿，在闵行区一间不大的放映室里给盲人讲电影。电影结束后，一群观众围住他问个不停，一位盲童抱住他说：“爷爷，我还想听。”
此后，越来越多专业机构踏上无障碍电影探索之路。
2011年，中国盲文图书馆成立专业口述影像馆，在固定场馆、固定时间开展无障碍电影服务；2012年，“口述影像，文化助盲”行动启动，一批影片经过制作后，以光盘、数字资源等方式传播到全国各地；2017年，中国传媒大学发起“光明影院”项目，由在校师生组成的志愿者队伍，经过一系列调研、探索，将撰稿、审稿、校对、配音、监听、剪辑纳入一套较为完整的制作流程。无障碍电影从“一人一麦讲一场”的单一形态，开始成为能够长期保存、复制和传播的文化产品。
“语言文字有标准，电影制作有标准，同样地，无障碍电影也需要一个标准。”中国盲文图书馆工作人员武慧敏长期参与无障碍电影制作，在她看来，我国无障碍电影的标准化正是在社会各界的探索和实践中共同建立起来的。
2022年5月，《马拉喀什条约》正式在中国生效，随后国内相关配套规定出台，为阅读障碍者获得无障碍格式版作品提供了更加明确的版权制度支撑。与此同时，无障碍电影制作标准化也在实践中不断推进。2022年，中国传媒大学“光明影院”与中国电影科学技术研究所获批开展《无障碍数字电影音频描述制作技术要求》等3项行业标准制定工作。2025年2月，国家标准GB/T 45281-2025《盲用多媒体信息处理技术要求》发布实施，由中国盲文图书馆、中国盲人协会、优酷、腾讯等多家单位参与起草，对盲用多媒体信息的脚本制作、录音合成、音像处理等提出了技术要求。
从一支话筒，到按流程制作，再到形成标准，中国无障碍电影蹚出了一条逐渐专业化的路。这条路仍在不断延伸，而所有技术、规范最终都指向同一件事：让盲人观众能够更完整、更自在地享受一部电影。
让“看”电影变成生活日常
2019年7月25日，上海国泰影院，盲人正在观看无障碍电影《别岁》。在上海市残联的积极推动下，上海10多家影院定期为盲人放映无障碍电影。
每个月最后一个周末，上海国泰影院门口都会排起长队。队伍里有人戴着墨镜，有人拄着盲杖，还有几条导盲犬安静地伏在主人脚边。对家住江苏太仓的黄鸣来说，看一场电影要坐两个多小时的车，但只要身体允许，她很少缺席。
这样的场景，不只出现在国泰影院。多年来，上海持续在各区商业影院、社区放映点推进无障碍电影服务，观影方式也从专场讲述不断向融合观影拓展。
2019年启动的“至爱影院”，把这种探索又向前推进一步。在50家影院中，无障碍电影解说被制作成一条独立音轨。盲人观众自行挑选影片，走进普通影厅，戴上专用耳机，电影原有的声音仍从影院音响中传来，耳机则在合适的时机补充画面信息。旁边坐着的，可以是家人、朋友，也可以是素不相识的其他观众。
2026年9月，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街道温馨家园组织残疾人在金鸡百花影城观看无障碍电影，散场后残疾人还被邀请参加相关主题展映活动。
北京的探索，则更多依托专业院校和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光明影院”依托高校视听专业优势不断扩大制作规模，作品从学校走向盲协、图书馆、特殊教育学校、社区和电影院，又与各大电影节、歌华有线合作。专业机构生产内容，公共文化场所和社会力量完成最后一段传递，一张无障碍电影服务网络铺展开来。
在北京市盲人学校，“光明影院”的放映已持续多年，形成“一月一影”公益活动。盲校老师茹甜子还记得，有一次带学生去首都电影院观看《西虹市首富》，影院特意铺设了红毯。孩子们看不到红毯的颜色，却能感觉脚下忽然变得柔软，有人拉着她的手说：“老师，这个地好软，我好喜欢。”另一次观看《棉花糖和云朵妈妈》时，孩子们还拿到了印有盲文的电影票。
杭州在发展线上资源的同时，一直保留着线下讲述和集体观影的传统。早在2009年，杭州市江干区盲协就开始组织盲人线下观影。后来，线上娱乐逐渐丰富，这些活动依然持续。作为杭州无障碍电影早期的倡导者之一，上城区盲协主席钱俊就更喜欢在电影院中伴随着讲解员的解说，欣赏一部心仪的影片。“去影院看一场电影，能促使盲人走出家门，自己学着坐公交、坐地铁；到了现场，还能见到朋友，聊聊天、谈谈心，电影散场后再一起吃顿饭。”在这里，无障碍电影的乐趣不仅呈现于银幕，也延伸到出行和社交。
重庆的无障碍电影服务，则在近两年加速向区县延伸。自2024年起，重庆残联在多个区县组织“聆听微光”观影活动，随后又联合高校组建助残青年志愿服务队“馨小青”，邀请中国盲文图书馆、中国传媒大学和当地广电机构的专业人员传授脚本制作和讲述技巧。无障碍电影的放映也从中心城区向各区县延伸，片单中逐渐出现《哪吒之魔童闹海》《南京照相馆》等院线热映影片。
“早期，一场电影能够完整听懂，足以让人惊喜。如今，越来越多盲人开始关心有没有新片？朋友都在讨论的电影，自己什么时候能够看到？喜欢科幻、爱情还是喜剧？”重庆残联信息中心工作人员高勇说，从以前“有没有电影看”，到如今“想看哪一部”，这背后反映的，是社会各界协力补齐盲人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双向奔赴”。
银幕之外的更多可能
陈艳玲早年做志愿者时，经常给盲人朋友现场讲电影。为了看一场北京某影院放映的电影，有人从昌平赶来，有人从怀柔赶来。电影两个小时，路上却可能花掉半天时间。每次看到盲人风尘仆仆却意犹未尽，她都会想：有没有一种方式，可以让他们足不出户就能享受观影的乐趣？
作为阿里文娱公益负责人，陈艳玲这个朴素的念头促成了优酷无障碍剧场的上线。2020年前后，视频平台优酷开始进行无障碍适配，随后尝试上线无障碍影视内容。随着版权合作和身份认证机制逐渐建立，视障用户可以通过读屏软件进入无障碍剧场，根据自己的时间和喜好选择电影和剧集。
优酷无障碍剧场。
“过去，一场电影什么时候放、在哪里放，主要由组织者决定；通过线上的方式，观众可以暂停、回看，也可以在碎片化的时间里听完一部片子。”陈艳玲注意到，近几年选择参与线下观看无障碍电影的盲人数量较早年有所下降，“并非兴趣减少，而是获取电影的渠道变多了。”手机改变了盲人观影的方式，电影院也没有因此失去意义。“线上解决的是便利，线下保留着共同观看的仪式感和社交属性。”陈艳玲认为，两种方式并不冲突，正在成为彼此的补充。
人工智能技术的介入也在缩短着无障碍电影的制作周期。“过去，一部无障碍电影从拉片、写稿到录音、合成，需要一个月左右。如今，AI已经可以帮助团队识别人物、动作和画面空隙，生成初步的讲述文本和音轨，再交由人工审核、修改。”陈艳玲说，“一套流程，甚至用不了一天时间。”在优酷无障碍剧场的近万部（集）影视内容中，有相当一部分制作流程已经引入AI辅助。此外，腾讯视频也已推出无障碍剧场，并利用AI辅助脚本生成、配音和合成；爱奇艺则通过“光明影院”专题、无障碍模式等方式提供相关服务。
而比技术更难获取的，仍然是片源和版权。“尽管《马拉喀什条约》提供了制度支撑，但一部商业电影往往涉及多个权利主体，新片能否及时授权，需要一部一部去谈。”陈艳玲说，这是让很多无障碍电影从业者困扰的最大难题，“许多影片要等院线下映、进入网络平台后，制作团队才有机会拿到素材。”这形成了一种“时间差”：一部电影成为全社会热门话题时，盲人观众也想参与讨论；等无障碍版上线，热度有时已经过去。
很多盲人想看的，或许并不只是“适合盲人的电影”。至于一部电影究竟应该怎么讲，也始终没有唯一答案。“有人喜欢客观描述：老人满头白发、身形佝偻，讲到这里就够了；‘饱经沧桑’这样的判断，应该留给观众自己。”盲人韩颖是上海光影之声无障碍影视文化发展中心负责人，她认为应该尽可能客观地补充视觉信息，把对人物和故事的判断留给观众。而优酷无障碍剧场在用户调研中发现，一些观众希望讲述带有适度的情绪：追逐的紧迫、重逢的欣喜、离别的伤感，如果始终用同一种语调讲述，电影原有的感染力也可能被削弱。
陈艳玲和团队还设想过更远的未来：有一天，“无障碍剧场”这个单独的专区不再存在。用户打开任何一部影片，都可以像选择普通话、粤语或字幕版本一样，自主选择无障碍解说版。
这或许也是大多数盲人对无障碍电影最终的期待，在足够丰富的观影途径、影片资源和讲述方式中，和屏幕前的你我他一样，自由选择、自在观影。
来源｜中国残疾人杂志社
编辑｜石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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