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的上海,吴孟超和几名同事挤在简陋的实验室里,反复琢磨一件事:肝脏内部的血管究竟怎样分布,手术刀从哪里进入,才能少伤一分正常组织。
那时,肝脏在不少医生眼中仍是难以触碰的区域。肝癌患者一旦确诊,往往很难获得有效手术。不是医生不愿意救,而是缺少解剖依据、手术经验和能够支撑实践的器械条件。
吴孟超偏偏选择了这块最难啃的骨头。
1922年,吴孟超出生于福建闽清。五岁时,他随母亲前往马来西亚投奔父亲。年幼时,他曾在橡胶园帮工,上午割胶,下午读书。生活并不宽裕,却没有磨掉他对读书的坚持。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身在南洋的吴孟超始终牵挂着祖国。1940年初,17岁的他与同学乘船回国,希望投身抗战。因交通受阻,未能抵达延安,他便把“读书救国”当作眼前的道路。
1943年,吴孟超考入国立同济大学医学院。1947年,他遇到裘法祖教授。裘法祖严谨、利落的手术风格,让吴孟超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外科医生不仅要有勇气,更要有极强的判断力和控制力。
毕业分配时,吴孟超因小儿科成绩突出,被安排到相关岗位。他坚持申请外科,却有人以身材不高为由,认为他不适合站上手术台。吴孟超没有争辩太多,直接放弃原来的安排,另寻机会进入华东区人民医学院及附属医院。
这一步,看似只是一次工作选择,实际决定了他此后几十年的人生方向。
1953年,裘法祖受邀到第二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任兼职教授。吴孟超抓住机会跟随学习,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手术原则:下刀要准,动作要稳,能少切一厘米,就不要多切一厘米;能少缝一针,就不要增加患者的负担。
肝脏研究真正起步时,条件相当简陋。吴孟超与同事组成研究小组,白天完成临床工作,晚上研究肝脏标本。摆在他们面前的第一个问题,不是如何切除肿瘤,而是能不能把肝脏的结构看明白。
没有现成模型,他们就自己做。吴孟超受到乒乓球材料的启发,用丙酮溶解相关物质,再分颜色灌入肝脏血管,经过多次失败和持续打磨,终于制作出我国较早的完整人体肝脏血管铸型。这个过程耗时数月,实验室里没有捷径,只有一点点排查错误。
随后,他们制作了大量肝脏标本,反复观察血管、胆管和组织之间的关系。1960年,吴孟超在全国外科学术会议上提出关于肝脏分区的研究认识,为临床切除提供了更清晰的解剖基础。对当时的中国肝脏外科而言,这不是纸面上的新说法,而是手术能否推进的关键一步。
同年,吴孟超主刀完成医院首例成功肝癌切除手术。一名中年女患者因此获得了继续生活的机会。手术台上的突破,并非凭空出现,而是建立在多年标本研究、动物实验和反复推演之上。
有一次,学生问他:“老师,手术最重要的是什么?”吴孟超回答:“不是胆子大,是把每一步都想清楚。”
这句话,几乎概括了他的行医风格。
在长期实践中,吴孟超不断改进肝切除方法,探索肝硬化患者术后的代谢变化,减少手术创伤和风险。他还推动肝中叶切除等复杂手术的发展,使一些过去被视为禁区的部位逐渐进入临床视野。
1979年,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国际外科学术会议上,吴孟超介绍自己的肝癌手术经验。他当时报告的病例数量远超一些外国同行的总和,这让国际医学界重新认识了中国肝胆外科的积累。那种震动,来自实打实的病例和结果。
吴孟超并不把个人成绩看得过重。他更在意学科有没有独立发展的平台。1978年,长海医院成立正式编制的肝胆外科;1993年,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和研究所进驻新楼;此后,相关医院、研究所和国家肝癌科学中心陆续发展起来。对他而言,这些才是肝胆外科真正的“腾飞”。
他带学生也有一个朴素要求:不能只会跟着老师做手术,更要弄清楚为什么这样做。有人担心技术传出去会削弱自己的优势,吴孟超却不这么想。他常说,学会的人多了,能帮助的患者才会更多。
手术之外,他的生活极其简单。查房时,他会先把听诊器捂热,检查完再替患者掖好被角。护士长程月娥曾回忆,吴孟超年纪很大后仍惦记手术安排,护士劝他休息,他却催促道:“给我找个能做的手术。”
身体保养方面,他不迷信昂贵补品,也从不碰保健品。小米粥、豆腐和鱼,是他常提到的日常食物。饭菜清淡,讲究新鲜,手部则坚持做简单活动,以保持手术时的灵活和稳定。
他还把获得的部分奖金用于科研和人才培养。对一个外科医生来说,手术刀可以救人;对一个学科带头人来说,培养出更多可靠的医生,才能让这种救治能力持续下去。
2021年5月22日,99岁的吴孟超因病医治无效逝世。此前,他已经在肝胆外科领域工作了数十年,直到高龄仍牵挂着手术、病房和学生。医院走廊里,那位总想再看一眼患者、再安排一台手术的老人,最终停下了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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