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初，西柏坡，刘伯承面对即将展开的军队整编，手里要处理的不只是番号变化，更是将领配置。第二野战军下辖三个兵团，司令员必须能独当一面，还要熟悉部队、善于协同，关键时候能够压住阵脚。
这件事看似是选三个人，背后却牵动着整个二野的指挥体系。谁来带兵，谁留在地方，谁负责新任务，每一个安排都不能只看战功，还要看资历、性格和大局观。
陈赓几乎没有悬念。
他长期在刘伯承、邓小平身边作战，既有红军时期的资历，也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实战威望。抗战后期，他指挥的部队在晋南、豫西一带纵横驰骋，形成了独具特点的作战集团。
陈赓的特殊之处，还在于他并非单纯的军事将领。他是中原局成员，也是中野前委委员，政治和军事经验都很丰富。由他担任第四兵团司令员，属于人尽其才。
第四兵团下辖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军，部队来源复杂，既有原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也有第九纵队和部分起义部队。这样的部队要迅速形成统一战斗力，必须由威望足、手腕硬的将领统率。
陈赓后来还兼任兵团政治委员，这个安排在二野三个兵团中相当特殊。它说明中央对第四兵团的要求很高，也说明陈赓在二野的地位确实不同于一般纵队首长。
另一个人选，是杨勇。
杨勇早年出身红一方面军系统，抗战时期在冀鲁豫地区打开局面，后来逐步融入晋冀鲁豫部队。和陈锡联、陈再道相比，他并非最早跟随刘邓首长的将领，却在关键时刻显出了稳定的一面。
1948年，一纵司令员杨得志调往晋察冀，杨勇接任一纵司令员。这个变化很能说明问题：他不仅会打仗，还能处理复杂关系，把不同来源的部队拢到一起。
战场上，猛打猛冲并不等于善于统率大兵团。兵团司令员面对的是数万人的协同，是步兵、炮兵、后勤和地方力量的配合。杨勇作战果断，但做决定并不轻率，这正是他被看重的原因。
第三个人选，落在陈锡联身上。
陈锡联是晋冀鲁豫部队的老将，长期担任纵队主要领导，作战经验十分丰富。鲁西南战役中，羊山集战斗打得很艰苦，部队进攻受阻后，陈锡联奉命统一指挥二纵、三纵，局面很快出现变化。
这场战斗留下的，不只是胜负结果，还有对指挥能力的检验。刘伯承一向强调，指挥员不能只盯着歼敌数字，也要对部队伤亡负责。陈锡联在危急局面下能够接过指挥权，稳住部队，显出了较强的组织能力。
于是，三位兵团司令员逐渐明确：陈赓、杨勇、陈锡联。三人风格不一，陈赓善于统筹，杨勇稳健周密，陈锡联临阵果断，彼此之间形成了互补。
但名单之外，还有一员猛将让人惋惜，那就是王近山。
王近山以敢打硬仗闻名，战场判断敏锐，冲锋陷阵更是出了名。论军事才华，他完全具备担任兵团领导的条件。问题不在于能不能打，而在于能否长期统率不同性格、不同资历的部队。
在刘邓首长看来，兵团司令员不能只靠个人勇猛，还要能团结干部，协调上下。王近山脾气急、性格烈，作战时敢于承担责任，却有时容易把这种强势带到日常工作中。
据传，王近山曾问过自己为何没有列入兵团司令员之列，得到的解释很直接：打仗能力很强，但团结同志方面仍有不足。这句话分量不轻，却点中了任用大将时最难回避的问题。
王近山后来担任第三兵团副司令员，依然承担了重要任务。他的军事才华没有被否定，只是兵团司令员的岗位，需要另一种更加全面的能力。
至于陈再道，他同样是二野的重要将领，资历深、战功多，早期在刘邓首长心中位置很高。只是1949年2月，他调任河南省军区司令员，承担剿匪和恢复地方秩序的任务。对一名善战将领来说，这不是闲置，而是战场从前线转到了地方。
同一时期，二野完成整编，三个兵团相继承担南下作战任务。将领名单的确定，既是对过去战绩的评定，也是在为新的作战阶段配置骨干。王近山没有成为兵团司令员，却仍在后来的军事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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