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11月1日,毛泽东来到河南安阳殷墟,谈起漳河时,提到了两千年前的曹操。那时,曹操在民间戏曲和通俗文学中往往顶着一张“白脸”,可毛泽东的评价却完全不同。他认为,曹操在北方实行屯田、整顿社会、积蓄力量,对后来北方的统一起过重要作用。
这番话并没有立即形成一场公开争论,却埋下了伏笔。
1954年夏天,北戴河。毛泽东游泳后吟诵《观沧海》,对身边的医生徐涛说,曹操是政治家、军事家,也是诗人。徐涛一时没有反应过来,问道:“是三国里的曹操吗?”在当时的普遍印象里,曹操几乎就是奸臣的代名词。
毛泽东对此显然不以为然。他谈到曹操抑制豪强、推行屯田、恢复生产,认为不能只凭戏台上的脸谱给历史人物定性。曹操当然有杀伐和权谋,但若把这些内容全部抽走,只剩下“奸雄”二字,历史也就被说窄了。
这里的关键,不只是毛泽东替曹操说了几句公道话,更在于他提出了评价历史人物的方法:要看其所处时代,也要看其政治行为造成的实际影响。东汉末年,黄河流域长期战乱,人口流离,土地荒芜。谁能恢复秩序,谁就不能被简单归入忠奸两类。
1957年4月,毛泽东同《人民日报》负责人谈话时再次提到曹操,指出不要轻信《三国演义》中的描写,并说曹操在当时代表了较为进步的一方,而汉王朝已经走向衰败。到了1958年,他谈论曹操的频率明显增加,语气也更加明确。
在北戴河会议期间,他曾借曹操批评脱离群众的现象。曹操评价汉献帝“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这句话被用来说明,身处权力中心的人若不了解社会实际,便容易失去判断力。历史人物的一句话,因时代需要而获得了新的解释。
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期间,毛泽东又谈到殷纣王、秦始皇和曹操,认为把他们一概视为坏人并不正确。同月,他在接见安阳县负责人时,提到曹操善于用人,重视农业和水利。11月20日武汉座谈会上,他更直接地区分《三国志》和《三国演义》对曹操的不同写法。
毛泽东说,《三国志》把曹操写成“非常之人”“超世之杰”,而《三国演义》为了突出刘备一方,把曹操塑造成白脸奸臣。他提出,既然历史评价中存在长期误读,就应该重新考察。这些谈话经过传播,迅速成为史学界关注的信号。
有意思的是,真正把讨论推向报刊的,并不是一篇专门论曹操的史学论文。
1959年1月25日,《光明日报》刊登郭沫若谈蔡文姬《胡笳十八拍》的文章。郭沫若从蔡文姬被曹操接回中原说起,转而评价曹操在恢复北方秩序、发展屯田、抑制豪强以及推动建安文学方面的作用。他认为,曹操长期被当作奸臣,存在重新认识的必要。
这篇文章引发了很大反响。1959年2月19日,翦伯赞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明确提出应当替曹操恢复名誉。他承认曹操属于封建统治阶级,却认为这并不妨碍曹操成为当时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历史人物的身份,不能代替对其具体功业的分析。
3月23日,郭沫若又在《人民日报》发表《替曹操翻案》,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报纸编辑部则借此组织连续讨论,希望把沉寂已久的学术空气重新活跃起来。很快,史学、文学、戏剧等领域的学者纷纷撰文,普通读者也加入了议论。
争论并没有形成一边倒的局面。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谭其骧就明确提出,曹操功劳很大,罪责也不小,不能因为要纠正旧评价,就把他的过失一并抹去。他认为,曹操的历史功绩应当承认,但“翻案”不等于替所有行为辩护。
这场分歧十分重要。它把问题从“曹操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推进到如何评价历史人物功过的问题。黄巾军问题、曹操杀人问题、对外战争性质以及屯田政策,都成为争论焦点。学者之间有赞成,也有商榷,史料和论据逐渐取代脸谱化判断。
据当时的综合报道,截至1959年6月底,报刊上关于曹操的文章已经超过140篇。吴晗、谭其骧、王昆仑、杨荣国、周一良等学者参加讨论,各地也有大量来稿。工厂里的技术人员、学校教师和普通读者,同样会围绕曹操的功过交换意见。
1959年10月,谭其骧撰文总结这场争论,认为讨论活跃了史学空气,也推动了相关研究。1960年,北京三联书店将部分文章结集为《曹操论集》。这场争论没有给曹操贴上一个新的简单标签,却改变了许多人只凭戏曲脸谱认识曹操的习惯。
需要指出的是,曹操评价问题之所以迅速升温,与毛泽东的个人影响力密切相关。当时学术界对他的谈话往往高度重视,这既推动了讨论,也使部分观点带有明显的政治风向色彩。历史研究可以受到启发,却不能只凭权威一句话下结论。
曹操既不是戏台上纯粹的白脸奸臣,也不是没有过失的完人。屯田、用人、整顿秩序和统一北方,是他的历史功绩;权力斗争中的杀伐与专断,也应留在评价之中。1959年的争论真正留下的,不只是“为曹操翻案”五个字,还有一条更具体的史学原则:功归功,过归过,判断要回到史料和时代本身。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