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那个在国内也挺有名的《考古 Archaeology》杂志,评出了所谓“年度全球十大考古发现”。榜单里有两个跟我们直接相关:第八名,被他们称为“世界上最古老的书籍被发现”,第九名,是中国的“汉文帝的地下苑囿”。很多人看到这份榜单,第一反应是:咱们上榜了,挺有面子。但仔细一看前面的“世界上最古老的书籍”那段介绍,心情就有点微妙了。
他们的说法非常明确:过去“已知的最古老的书是公元一、二世纪的”,现在在埃及发现了更早的,能追溯到公元前260年,于是“世界上已知最古老的书籍”一下子被往前推了四百多年。这话乍听挺振奋——好像人类文明又被重新改写了一次。但问题是,在中国考古的语境里,这种说法压根站不住脚。你要说“在某个特定定义下最古老的西式书籍”,勉强还能聊;但要打着“世界最古老书籍”的旗号,把公元前260年当成“最早”,那就完全是无视中国几十年考古成果。
这事最耐人寻味的地方不在于他们发现了一张莎草纸,而在于:一群专业考古学者,在明知道世界范围还有大量非西方文献传统的前提下,竟然还能很自然地说出“世界最古老的书”这种话,并且堂而皇之登上全球榜单。这背后,到底是单纯的信息闭塞,还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视角偏差,就值得好好聊一聊了。
先说他们到底发现了什么。事情的起点要追溯到一百多年前。1902年,在埃及艾希贝赫的一处遗址里,考古人员在一具木乃伊的包裹物中发现了大量莎草纸碎片——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古代的纸质文件残片。这些碎片后来辗转被收藏到了奥地利格拉茨大学图书馆,基本处于“躺平”状态,没人特别当回事。
直到近几年,欧洲学者对这批莎草纸做了仔细整理和重新检查。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注意到其中有一张大约10×6英寸的碎片,经过测年判断,大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也就是公元前260年前后。碎片上用黑色墨水写着古希腊文字,内容其实并不浪漫——主要是啤酒和油的税率记录,有点类似今天的税单或账本。另外上面还有一幅图像,是猎鹰头神荷鲁斯之子的形象。
关键的地方不在文字,而在这张碎片本身的物理结构。研究者注意到纸片边缘有明显的缝纫、装订痕迹。根据他们的判断,这个碎片并不是一张孤立的单页,而是从原来某个装订成册的文献里拆下来的。换句话讲,它原本属于一本“书”。
进一步技术分析显示:这种“书”的做法是把每张莎草纸对称折叠,再用软钉把多张纸固定在一起,有点类似今天的环形活页夹或者简易平装本。从结构上看,它已经不是传统那种卷轴式的文稿,而是“页码+装订”的形式,被视作向后世“书籍形态”的一个过渡。这一点,是他们敢说“book”的底气。
研究者 Zammit Lupi 提出了一个推测:某个会计师当年为了写一封信或账单,把书中的一页拆下来,用它写完之后折叠封好,寄给债权人或债务人。信件后来机缘巧合被用来包裹木乃伊,最终和尸体一起入土。几千年后他们挖出了这具木乃伊,才在裹尸物中发现了这张碎片。
在这个框架下,他们给出了一个结论:以前已知的最早“书籍”年代,在公元一世纪或二世纪;这次发现把“已知最早有装订的书籍”往前推到了公元前260年,于是就被包装成“世界上已知最古老的书籍被发现”。
从他们自己的视角看,这个逻辑是自洽的:他们认定“书”必须是像现代西式书本那样,有折页、有装订、有多张纸组成一个册子;纸的材质最好是莎草纸或类似材料;文字系统是他们熟悉的希腊、拉丁体系。满足这些条件,那这次的发现确实比此前已知的西方最早书籍早了几百年。
问题来了——真要讨论“世界最古老的书籍”,你能只算这一种形态、这一种文化、这一种语言吗?在中国这边,关于“书”的考古证据,早就往前推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而且是实打实的出土地层、可测年代、内容完整的文献载体。你说你不知道,多少让人有点难以相信;你说你知道,却仍以公元一世纪为“最古老的书”,那又是另一回事。
我们不妨把视角拉回到中国考古,看看我们到底已经发现了什么样的“书”,它们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
先说一个很多人听过但未必细想过的例子:殷墟花园庄东地 H3 的甲骨“龟册”。殷墟是商代晚期的都城遗址,在这里出土了大量甲骨文,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有一类甲骨很特别,它们不是零散的一片一片,而是在龟甲的左右甲桥或者背甲边缘打了孔,用绳索串联起来,形成一个“册”。学者把这种东西叫作“龟册”。
你可以想象一下:几块刻了字的龟甲,通过穿孔串成一个整体,就像一本可以翻动的板状文献。内容是占卜记事,它们被有序保存、统一编排。严格来说,这已经具备了“书”的两个关键要素:一是持续性的文字记录,二是有组织编排的物理载体。年代呢?殷墟大致在公元前13世纪到公元前11世纪之间,也就是说,这种“龟册”,可能比他们这次埃及的“世界最古老书籍”早了整整一千年左右。
第二个例子,是大家更熟悉的竹简。先说曾侯乙墓竹简。曾侯乙墓位于湖北随州擂鼓墩,这座墓葬最出名的是那套编钟,但其实竹简文献也是重量级发现之一。曾侯乙是战国早期曾国的君主,墓葬年代大致在公元前433年之前。墓中出土的竹简,共计240枚,文字约6696字,主要内容是一份“遣策”,也就是古代丧葬仪式中用来记录随葬物品清单的文书。
这些竹简不是散乱的,是通过绳索编连成册,可以翻阅。简上用墨书写,这是标准意义上“简册”。年代呢?战国早期,距离公元前260年的埃及莎草纸又早了一百多年。而且,这种竹简不是孤例,全国各地战国墓葬里都有类似的简牍文书,说明当时用简册记录信息已经非常普遍。
第三个例子,是郭店楚墓竹简。郭店楚墓位于湖北荆门郭店村,是一组战国楚国的墓葬。考古发现中最受关注的,就是那批楚简——有字的竹简多达730枚,文字总数超过13000个楚字。内容极为丰富,其中就包括我们今天熟知的《老子》部分篇章,也就是所谓的“道德经楚简”。郭店墓的下葬年代,经考古与断代判断,一般认为在公元前4世纪中期到前3世纪初之间,大致比曾侯乙略晚,但仍在公元前260年之前或相近阶段。
这些楚简同样是编连成册的,简面有墨书,章节结构清晰,有的是哲学思想文本、有的是礼制文书。这种东西,难道不能叫“书”吗?
再往前追,还有一个不能忽略的例子——虽然它不是传统意义的大部头书籍,但性质上仍是文献载体:殷墟的甲骨,不止是单片占卜记录,有一些是按主题汇集,一定程度上呈现出“档案化”的倾向。更不用说,在秦、汉时期,像里耶秦简、云梦睡虎地秦简、马王堆汉墓帛书这样的大量出土文献,已经完全进入“多卷本、多文类”的书籍时代。
拿马王堆汉墓帛书来说,具体数字非常直观:西汉早期长沙国丞相利苍及家属的墓葬中,出土帛书多达28种,总字数超过十二万。这些帛书内容广泛,有《周易》类经典,有纵横家策论,有医学类的《五十二病方》,有天文、占候类文献,还有《老子》(即《道德经》)等。它们被有组织地卷存或叠存,是当时知识体系的一个缩影。
这些东西,我们在国内基本都已经习以为常——你要说世界上最早的“成体系书籍”,我们也不会太夸张地吹,但至少在讨论“最早有册形式的文献载体”时,中国考古的时间线怎么也不能被忽略掉。可是,在这次“世界十大考古发现”的解读中,西方给出的叙事却几乎完全不提东方传统,只说以前已知最早的书在公元一、二世纪,现在被他们往前推到公元前260年。这种“世界”,到底是指整个地球,还是某个文化圈的“世界”,就很值得打一个问号。
说到这里,有人可能会问:那西方这次的结论,是压根不可信,还是说只是“自嗨”式的偏狭?我觉得如果要客观一点看,不能一刀切说他们完全是在“胡编乱造”。从他们出发的角度,这个发现本身还是有价值的:它确实延长了我们对地中海地区书籍装订技术起源的认识,对研究托勒密时期埃及的文书制度,有它自己的意义。
问题在于,他们把一个文化圈内部的技术进步,包装成“世界上最古老的书籍”,这就从专业判断变成了一种叙事框架。这个框架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他们会如此自然地忽略中国和其他文明的文献传统,甚至似乎连“帛书”“竹简”这些关键词都从未进入他们的“最古老书籍”讨论范围?这背后,不是单纯考古数据的问题,更是一个长期以来话语习惯的问题。
说白了,这是“世界史”的定义问题。很长一段时间里,西方主流学界讲“世界文明史”,实际讲的是以希腊—罗马为起点,经中世纪,走向近代欧洲的一条线;其他文明往往被安排在旁边做“补充说明”——好像真正的主线只在地中海一带延伸。这种习惯在考古学里也有体现:当他们说“books”,潜台词其实是“codex”,也就是类似西方传统装订书籍的形态,而不是广义上的“有载体的成体系文字记录”。
如果你把“书”先默认为“codex”,再去找“最古老”,自然就是从西方世界内部翻资料;秦简、楚简、帛书、龟册这种东西,压根就不在你的检索列表里。结果就是,哪怕中国考古已经拿出了实物证据、年代清晰、内容丰富的“书”,也不影响他在另一边说一句:“以前已知的最古老书籍在公元一、二世纪,现在我们往前推到了公元前260年。”听上去一本正经,实际上是因为他压根没把中国的文献传统算进“书”的范畴。
这种现象,不只在这一次的“世界最古老书籍”身上出现。类似的叙事,在西方讨论“人类文明起源”“技术发明史”“哲学史”等主题时,非常常见。比如印欧人常常被描述为“人类文明诸多成就的缔造者”,从语言到神话再到部分技术,许多东西都被自然地纳入一个“以他们为轴心”的叙事当中。语言学上的印欧语系研究确实有扎实的成果,但在考古层面,很多时候未必有那么强的直接证据支持那种“他们是所有文明之父”的说法。
再比如,当中国学者依据考古实证说“中国文明至少有五千五百年”“中国文字史可以上推到万年”,国外和国内的一些声音会立刻跳出来,说这是“自嗨”“民族主义叙事”。可是,当西方以一个狭义的定义宣布“最古老的书籍”,并且完全不考虑东方出土文献的存在时,很少有人用同样的标准去质疑他们是不是在“自嗨”。
这个双标很微妙。一方面,西方那套文明叙事已经习惯性处于“默认正确”的位置,人们不太会本能地怀疑它的视角偏损;另一方面,一旦中国开始用自己的考古成果重写时间线,就很容易被贴上“自我拔高”“过度自信”的标签。这种情况的出现,不只是学术判断的差异,多少也牵涉到话语权、文化心理这些层面。
那么,再回到 Zammit Lupi 那句关键的评语——“以前已知的最古老的书是公元一世纪或二世纪的”。在中国这边,我们早就有战国竹简、有马王堆帛书、有甲骨龟册,甚至还有更晚一点的大量汉代简牍,这些东西通过几十年考古发掘、释读、断代研究,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相当成熟的知识体系。西方专业学者真的会完全不知道吗?在今天这个信息流通的时代,要说一点风声都没听说过,确实有点说不过去。
当然,也不能排除有些具体领域的研究者,确实“只关心自己圈子里”的材料,对中国考古没怎么系统了解。这在学术界不算罕见——专业分工越细,信息的壁垒就会越大。但当你站出来做面向公众的科普讲话、要把一个发现包装成“世界性的突破”时,如果只是基于自己小圈子的信息就下结论,确实会显得专业判断不够严谨。
所以,到底是因为对中国存在偏见,还是因为专业水平堪忧?很可能两者都有:偏见不一定是恶意,更多时候是一种视角上的习惯——总是先从自己的文明经验出发,把自己熟悉的那一套当“标准”,不太愿意调整定义去包容其他传统;专业的问题则在于,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比较视野,把一个区域性数据当成全球性的“最早”,在表述上过于轻率。
这事最后的影响是什么呢?不是说一张莎草纸碎片能改变人类文明史,也不是说谁抢到了一个“最古老书籍”的虚名就赢了。真正的问题在于,这种反复出现的“自娱自乐式世界叙事”,会悄悄地塑造普通人的知识框架,让人不自觉地认为:只有西方的那一套形态、那一条路线,才是文明发展的“主线”,其他的只是地方性补充。
长期下来,你就会看到一种怪现象:我们自己手里握着大量扎实的考古成果,却很少用它们去重新参与界定什么叫“世界”,什么叫“最早”,什么叫“文明核心”;而西方那边则习惯性地把区域发现直接放到“人类史”的高度上。结果,一边被说成“自嗨”,另一边的“自嗨”却常常被当成“客观叙述”。
这次“世界上最古老的书籍被发现”的新闻,其实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第一,不必急着情绪化反应,也不需要用同样夸张的语言去反击;第二,更重要的是,要拿出自己的考古成果和论证框架,平静地指出其中的定义问题和视角偏差,说明在不同文明传统里,“书”的形态有各种可能,不是只有一种。
如果我们能认真把殷墟龟册、曾侯乙简、郭店楚简、马王堆帛书这些已经非常扎实的材料,持续地介绍给世界,并且在学术语境中坚持把它们纳入“book”的讨论范围,而不是自己先退一步说那只是“特殊文献”,那么,当下一次有人再轻飘飘地宣布“世界最古老的书籍”时,至少不会那么轻易就占据话语制高点。
文明史从来不是某一个地区的独角戏,也不应该用哪一方的经验去覆盖所有其他经验。真正值得做的是:在尊重各自传统的前提下,把不同文明的证据摆在一起,用统一而不是偏向一边的标准去比较。这样,“世界最古老的书籍”这类话题,才有可能真正说得上“世界”,而不是停留在某个文化圈内部的自我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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