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他接连遭遇集中举报，十几场商演被迫取消，立案之后，黑粉打来电话协商撤案。
这件事也把批量恶意举报低成本伤人的现实漏洞摆到大众眼前。
10月21日下午1点半，济南黄河国际会展中心。
他演出服换好了，词也对完了，乐队也到位了。
电话打进来，演出取消，他扭头往回走，坐上回菏泽单县的车。
晚上6点记者打通他电话的时候，人还堵在路上。
还有一次在泰安，他已经在火车站排队等上车，电话来了，演出取消。
河北保定曲阳一处景区那场更离谱，他头天下午就到了现场。
还配合景区拍了宣传素材，演出前2小时被叫停。
到10月底他自己算了算，至少16场定好的演出黄了。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风向变了。
11月6日，他又在高铁站候车，对记者说了一句新话。
黑粉现在打电话来求和了，我不同意。
一口回绝的原因得从3年前说起。
案子在德清县法院庭外调解，刘明亲笔写了一份承诺书。
今年接受新黄河采访，刘明大大方方承认了自己的身份。
他说我本身是实名举报人，是我进行的举报。
理由说的是偷税漏税，说已经举报到了国家税务总局。
至于那份承诺书，他的解释是自己承诺的只是不发表没有依据、不属实的东西。
他还说，我们不是黑粉，也不是恶意举报，我们是正义的。
话说得体面，意思很清楚。
承诺我写了，可怎么算违反承诺，由我说了算。
承诺书管不住人，这事不稀奇。
私下和解靠的是双方都在乎点什么，比如面子，比如乡里乡亲的情分。
可如果把纠缠当成了事业，和解对他来说就只是中场休息。
喝口水，换个群，接着来。
他后来对着镜头说，对待这样的坏人，要小心再小心。
之前接受采访时他也讲过，这次我要跟他们干到底，不接受任何道歉。
恶意举报为什么这么好使，得看两边的账。
配了一句跟踪检举不停歇。
举报这边，拨个电话，费点话费，搭进去几分钟。
被举报这边，搭进去的是场演出的出场费，主办方的信任，还有下场会不会被请的可能。
主办方也委屈，有人的说法是，举报电话快把办公线打爆了。
还有人放话要到现场闹，实在扛不住。
景区那场，票已经卖出去了，海报贴出去了，台也搭好了，最后还得挨个退。
这种损失，举报的人一分不赔。
恶意举报用极低的成本，把人拖进被举报、自证、再被举报的循环。
放到单位里，这种事很多人都见过。
有人写了封匿名信，内容查无实据，可那年的提拔，领导还是决定先放放。
没人说你有问题，你就是上不去。
主办方的取消，就是演出市场里的先放放。
所以这把刀真正的刀刃，不在举报人手里。
在接刀的人心里那点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这次力度更大，10月26日，他在老家报了警。
10月30日，律师杨安明确认，家乡公安机关已经受理这起有组织网暴案件。
目前处于侦查阶段，律师团队还在持续提供证据，并考虑走公诉。
求和的电话，就是在这个节点打来的。
这话听着像服软，其实算的是另一笔账。
之前上百人的群、一通接一通的投诉、现场搞事的威胁，都没让他们停手。
一到警察立了案，电话就来了。
能让他们坐下来谈的，从来不是对方的委屈，是自己可能付出的代价。
撤了材料，案子就没了，案子没了，威胁也就没了。
他们想用一通电话，换回一个不用负责的结果。
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好几年，证据已经交给公安机关。
据媒体报道，这帮人当初在群里凑钱，说是用作举报经费。
最后钱去了哪儿没人说得清。
这是他本人的说法，警方目前还没有通报。
如果查实，这事性质就变了，所谓正义，原来也有人拿它挣钱。
有人会说，举报是公民的权利。
人家都来求和了，得饶人处且饶人。
这话前半句没错，人民日报那篇评论也专门强调，对举报人的保护必须继续坚持。
问题在于，这群人的电话没打给最该管这事的地方。
他们要的不是1个调查结论，是让他演不成。
各地部门核查下来，没有查出他任何违规违法的记录。
也没有官方的劣迹艺人认定。
查税是一种权利，搅黄人家的饭碗是另一回事。
至于得饶人处且饶人，2023年那张承诺书已经给过答案。
冤家宜解不宜结，这话的前提是两边都想解。
一方把和解当台阶，另一方把和解当喘气的工夫，这样的和，越和越亏。
撤材料这件事更不用说，证据进了公安，就不是一个人能决定撤不撤的了。
往后看，这事值得盯的有两处。
首先是公安机关的侦查结论，尤其是募捐分钱查不查得实。
其次是人民日报评论里说的反制机制。
对批量化、模板化、组织化的恶意举报。
平台、行业协会和主管部门能不能早点识别出来。
只要取消最省事这条路还走得通，今天被举报的是大衣哥。
明天就可能是你楼下开饭馆的老板，或者在网上卖土特产的农户。
11月6日，他又在高铁站候车，手机里是商演和公益演出的邀约。
那些曾经一个电话就能搅黄他演出的人，开始给他打电话求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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