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89年9月7日,尼布楚城外一顶帐篷里,大清和沙俄的代表签完字、盖完章,互赠礼物,举杯庆贺。场面相当体面。但你要是穿越回去,在签字现场随便拽一个人问:“哥们,这波谁赢了?”大清的人会告诉你:亏了,尼布楚本来该是我们的。沙俄的人会告诉你:亏了,黑龙江本来该是我们的。一张条约,双方都觉得自己被坑了,而且这感觉一延续就是三百多年。清朝这边有人说这是“国耻”,沙俄那边也有人说这是“耻辱”。这就很有意思了:到底谁坑了谁?还是说,这压根就不是一道“谁坑谁”的题?
先别谈,先围城,谈判桌上拿不到的,战场上早就定了调。沙俄从16世纪开始一路往东拱,越过乌拉尔山,窜进黑龙江流域,建了尼布楚、雅克萨一串据点。康熙不是没给过台阶,最后通牒发了,俄方不撤。那就打。1685年第一次雅克萨之战,清军水陆夹击,俄军头目托尔布津在受降仪式上发誓“再也不回来了”。结果这人转头就背誓,又溜回去了。第二次清军不废话了,直接围死。围到年底,城里826个俄军,死的死、病的病,只剩66个还能喘气的。托尔布津本人也被炮火击毙。莫斯科那边为啥突然愿意坐下来谈?不全是怕大清,更是因为西边跟奥斯曼帝国抢黑海出海口,两头打不起。雅克萨的围城,只是让沙皇觉得“东方这摊子事得先摁住”。
谈判桌上的“自己人”,比对面还像对面。康熙派了索额图去谈,出发前的底线很硬:尼布楚、雅克萨、黑龙江上下,“皆属我地,不可弃之于俄罗斯”。听起来气势拉满。但大清使团有个致命短板:没人会拉丁语。当时欧洲外交流行用拉丁文,俄方代表戈洛文一提议用拉丁语谈,索额图这边只能靠两个传教士当翻译:葡萄牙人徐日升,法国人张诚。康熙还挺放心,专门下旨说这俩“忠贞可靠”。
结果呢?这俩“忠贞可靠”的翻译,转头就把中方的谈判底线透给了俄方。徐日升还玩过假装送酒菜、避开清军守卫、偷偷给俄方递拉丁文书信的操作。更绝的是,谈判中徐日升直接在索额图的话里“加料”,擅自塞进“中方已向雅克萨派出大量军队”之类的狠话,故意把气氛往崩了带。所以你想象一下那个画面:索额图在桌上拍桌子,自家翻译在桌底下给对面递小纸条。这哪是谈判,这是带着内鬼打明牌。“中国”两个字,在这张纸上第一次正式出场。
撇开翻译捣鬼不谈,这份条约本身有一个极容易被忽略的重量级细节。条约的满文本里,大清用的不是“大清”,而是“Dulimbai Gurun”,直译就是“中央之国”,也就是“中国”。索额图的全衔写的是“中国大圣皇帝钦差分界大臣”。这是“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称呼,第一次正式出现在具有现代外交条约性质的文件上。也就是说,1689年这张纸,在“谁是大清”这个问题上,给后世留下了比边界线更耐琢磨的东西:签字的虽然是大清皇帝的代表,但落笔的身份是“中国” 。
划了什么,没划什么。核心条款其实不复杂:东段以格尔必齐河和外兴安岭为界,岭南归中国,岭北归俄国;西段以额尔古纳河为界;雅克萨拆城,俄人撤回。从法律上,黑龙江流域和乌苏里江流域属于中国的地位被条约确认了。但条约留了一个尾巴:外兴安岭和乌第河之间的那块地方,“暂行存放” ,没划死。拉丁文本、满文本、俄文本在这段上的措辞各有微妙差别,俄文本甚至把乌第河说成“俄国所属”。这种“先放着以后再说”的处理方式,在1689年看是务实,在一百多年后看,就是留给后人吵架的素材。
一个签了字的人,后来成了“本朝第一罪人”。索额图在这件事上干得怎么样?客观说,在翻译漏底、对面耍赖、康熙又急着腾手对付准噶尔的复杂局面下,他拿回来的结果不算丢人。康熙本人当时也没说他签错了。但二十多年后,康熙给索额图的定性是: “本朝第一罪人” 。罪名跟尼布楚没关系,是卷入太子党争。可这种“办事的时候靠你,算账的时候翻旧账”的节奏,本身就说明一件事:在帝王眼里,条约签得好不好,和签条约的人最后好不好,是两套账本。所以,到底谁亏了?说“清朝亏了”的人,盯的是尼布楚本来可以争、贝加尔湖方向本来有机会。说“俄国亏了”的人,盯的是黑龙江的肥肉没啃下来、鄂霍次克海的出海口被摁住了。
但1689年的真实局面是:大清西边有准噶尔,沙俄西边有奥斯曼,两家都没有把东段战争无限打下去的余粮。 这份条约不是“谁赢了谁”,是两个都有更要紧的事要办的人,在东段做了一个彼此都能接受的止损。
真正亏的,是那些以为“签了字就万事大吉”的人。尼布楚之后东北消停了一百多年,然后1858年《瑷珲条约》把尼布楚条约划定的边界大片撕掉。纸上的线,终究要靠纸后面的东西撑着。索额图当年在帐篷里争得面红耳赤的时候,大概想不到:最难缠的对手从来不在桌子对面,而在桌子后面。
标签: #尼布楚条约 #清朝外交 #历史深扒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