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建平堵在律所门口，左手攥着法院通知，右手拇指悬在手机发送键上。周宁刚下电梯，就听见他问：“不交答辩状，是不是等于认输？”
手机屏幕上是一段已经写好的话：当年的账记不清了，但四十八万元愿意分期偿还，恳请许德海看在多年交情上撤诉。收件人是法院通知里的电子提交入口。
婶婶的电话还通着，声音从扬声器里传出来：“先认个态度吧，别把事情闹大。法院只给二十天，过了是不是就没机会说话了？”
周宁按住叔叔的手，把他领到走廊尽头：“这份先别交。”周建平皱着眉，仍盯着发送键，像是松开手就会立刻收到败诉判决。
“你先锁屏。”周宁等他照做，才接过法院通知和诉状，“你写的‘愿意分期偿还’，是准备承认这四十八万元确实欠着吗？”
“我只是想让许德海别逼得太紧。”周建平揉了揉额角，“四十八万，我哪拿得出来？卡里那笔钱，是给你婶婶做手术的。”
“写进给法院的意见里，别人会按你写的意思理解。”周宁说，“先把你确实知道的事告诉我。今天我不替你猜。”
她翻到通知最后一页。法院写明，收到起诉状后的法定答辩期已经届满；庭前整理时又给双方二十日补充书面意见，并列出了举证和交换材料的时间要求。
“这二十天是法院另给的补充期限。”周宁指着那一行字，“没在这段时间交书面意见，不会因此自动输，也不会让对方自动输。证据要按要求交，开庭也得去。”
周建平把通知拿近些，逐字看完，仍不放心：“那法官问起来，我是不是不能说话？”
“能答辩。我会在庭上把该说的说清楚。”周宁把他的草稿调出来，“但在没核实之前，不能先把你记不清的账写成欠款。”
婶婶在电话里停了几秒：“宁宁，许德海手里有建平签字的东西。他自己也说签名像真的。你拦着不交，拿什么跟人家说？”
周宁打开诉状附图。图片上半部分写着退伙结算款四十八万元，日期是2021年8月18日；下方确有周建平的签名。
周建平认出那几笔熟悉的连笔，脸色沉下去：“是我写的。我不能睁眼说不是。”
“我也不会让你说不是。”周宁放大签名，又放大日期栏，“你见过这张完整的确认书吗？是在哪儿、当着谁的面签的？”
周建平想了很久，只说记不起。他记得2018年旧仓库搬迁时签过好几张清点表，也记得后来跟许德海吵过账，却无法把这张附图和某次签署对应起来。
周宁拿来纸，画了三栏，分别写上亲历、猜测、听说。她让叔叔把每句话放进能确定的那一栏，不许用“应该”“大概”替代记忆。
“签名是我的”，落在亲历栏。“这是退伙确认书”，被周建平自己划进猜测栏。“许德海说有人看见我签”，只能写进听说栏。
填到最后，周建平放下笔：“我从没见过诉状附的这张完整确认书。至少我现在想不起看过。”他说完又看向自己的签名，声音低了下去。
婶婶问：“那是不是他把别的纸拿来用了？”
“现在还不能这么说。”周宁把手机转向叔叔，“先查签名原来在什么材料上，也要看对方能不能拿出原件。我们只说查得到的。”
她放大附图右下角。那里被裁得很紧，仍露出几位灰色字符；签名笔画清楚，日期栏却糊得像隔着一层雾。
周建平眯眼看了半天：“这个编号……以前仓库的设备都贴过号。许德海不会把仓库的表放进结算书里吧？”
“我也想知道。”周宁记下编号，没有替那张图下结论。诉状只附了图片，周建平手里也没有所谓确认书的副本。
她继续核对起诉状。许德海主张2019年6月30日结算款到期，要求支付四十八万元本金及利息；又说双方在2021年8月18日重新确认债务。
“这两个日期都得查。”周宁说，“尤其是他拿来说明后来确认过债务的那张纸。你别再给许德海发解释，也别替自己的记忆补空白。”
周建平苦笑：“以前一有争执，我先认个错，他就肯坐下来谈。没想到这回连求他收手的话都不能写。”
“你可以决定要不要谈，但得先知道自己在谈什么。”周宁将他写的草稿保存，退出提交页面，“我接案之后，会把诉讼和谈判的风险都告诉你。”
两人在会客室核对委托范围，周建平看完授权材料才签字。周宁随即向法院确认补充期限、材料交换方式和开庭安排，记下工作人员告知的要求。
她把清单推给叔叔：“旧仓库搬迁资料、当时经手人的名字，你回去找。能找到什么就交什么。材料先交给我核对，别自己挑着发。”
婶婶仍在电话那头：“那答辩状到底交不交？”
“目前先不提交叔叔这份笼统认账。”周宁答道，“我们会按法院要求准备和提交证据，准时出庭。书面意见要不要补、写哪些事实，查完再定。”
周建平再次解锁手机，手指碰到那段“愿意分期偿还”，停了片刻。他把手机交给周宁：“你先替我收着。我怕许德海一打来，我又想按发送。”
周宁将手机放在桌上，没有删草稿。她把附图里残存的资产编号抄到纸上，问叔叔：“当年仓库拆迁，档案最后交到了哪里？”
周建平摇头，只想起搬迁那天有人推着一车文件离开。周宁把编号圈起：先找到那车文件，才有办法弄清签名旁边原本写着什么。
第二天一早，周建平带来两只纸箱。箱里有旧设备的维修单、搬迁时的车票和一叠沾了灰的照片，唯独没有签过字的清点表。
他蹲在律所地上翻到第三遍，手指被订书钉划破，才承认当年许德海负责收文件，自己只管把设备从仓库运走。
“仓库也早拆了。”周建平捏着一张旧照片，“你看，原来这堵墙后面全是柜子。现在那里是停车场。”
周宁把附图右下角的编号与维修单逐项对照。前缀相同，后几位却看不清；凭这些纸，最多能说明编号像仓库资产编号，不能说明签名来自哪张表。
她让叔叔先洗手，自己打开搬迁时的邮件。2018年那封通知写着档案要随设备移交，但附件失效了，正文只留下负责接收的部门名称。
部门早已搬离原办公楼。周宁依照公开联系方式找到接收单位，说明要查询2018年的移交记录，对方让她先提交查阅申请和与案件有关的材料。
“今天就能拿吗？”周建平问。
“先把申请交进去。”周宁将查阅范围写成旧仓库设备清点档案及交接目录，附上委托材料和案号，“有目录才能知道原表在哪一卷。”
两人乘车去接收处。周建平在路上又提起许德海：“要不我先问他借原件？他若肯给，总比我们翻这些快。”
“可以通过诉讼程序要求他出示。”周宁说，“你私下去问，他只要知道我们找哪张表，就会先准备好说法。”
窗口工作人员核完材料，给了申请回执，说明先查目录，查阅留存件还要等档案调出。周建平看着回执上的受理日期：“法院给的时间够吗？”
周宁拿出日程，把补充意见期限和证据交换日期标给他看：“我会把申请进度告知法院。就算档案晚些调出，该申请提交的证据和出示原件的要求也得及时提。”
他们没有空等。周宁从旧地址的搬迁记录里找到项目名称，再去核对接收处能提供的交接登记簿；那本簿子记的是一批批文件如何入库。
翻到2018年那页，周建平突然按住桌角：“这里。这个签收人我认识。”
签名是仓管员陈守义。周建平记得搬迁最后一天，陈守义清点完一车设备，追着叉车跑了半条路，只为找回漏贴标签的一台旧机。
“这回是你亲眼见的？”周宁问。
“是。”周建平指着登记日期，“我那天把车开到门口，他让我等，自己推文件去签收。后来还骂我只顾着设备，不顾纸。”
他把这段记忆写进纸上的亲历栏，连陈守义当时穿的蓝色工作服都记得。至于车上有没有那张签名表，他说没看见。
交接登记显示，文件后来转入一卷设备搬迁资料。目录摘要列着设备清点表、交接单和异常情况记录；清点表的页数与附图露出的页码位置相近。
周宁把目录号抄下，向窗口补充申请查阅这一卷。工作人员提醒，留存件可以依规定复制，但不能带走原档，复制件需标明出处。
周建平走出接收处时，终于不再翻自己的手机：“至少有一张表能找了。要是签名真的在那上头，许德海怎么解释？”
“先看到内容。”周宁将回执放进文件夹，“编号对应得上，还得对折痕、位置和上下文。只看同一个签名，仍可能是两份不同的纸。”
下午，周宁向法院提交了已掌握的搬迁资料、档案查阅申请回执，并申请庭审时核验原告所称确认书的原件。她注明后续留存件取得后会依要求补交。
周建平在旁边看着材料发出，问：“我们既然不交那份答辩，是不是这些也可以晚点？”
“不行。”周宁把提交回执给他，“书面答辩意见和举证是两件事。法院要求交换的材料，要照时间交。”
从法院出来，周建平手机响了。屏幕上是许德海的名字。他看了周宁一眼，接通后开了免提。
许德海先问他身体好不好，又说听人讲他们去了档案接收处：“建平，旧账查到天黑也查不出情分。你给十二万，我撤诉，这事就过去。”
周建平攥紧手机。十二万元正是他留着给妻子做手术的那笔积蓄，许德海以前也知道这笔钱。
“你知道我拿不出来。”周建平说。
“我给你留条路，你倒把陈守义卷进来。”许德海的声音冷了，“他还在我公司上班。你们找他问三问四，让他以后怎么待？”
周宁看向叔叔，摇了摇头。周建平答：“我今天只在登记簿上看见他的名字，没找过他。”
许德海静了一瞬，说陈守义若被问到，也会照实讲当年的事。他没再提仓库清点表，只让周建平尽快答复十二万元的条件。
电话挂断后，周建平把手机放在长椅上：“他怎么知道我们来查档案？”
“不知道。”周宁记下通话时间和许德海说过的话，“但他知道你已经找到旧档线索，也把陈守义带进来了。我们按已经掌握的事实准备。”
周建平想拨给陈守义，号码翻出来又停住：“他那人怕丢工作。我一问，他会不会以为我要他替我说话？”
“先不让他做选择。”周宁说，“档案里若有他经手的记录，我们可以依法申请他说明自己见过什么。你不要替他回答，也不要教他说。”
接收处傍晚发来通知：相关卷宗已经调到查阅室，次日上午可以依申请阅览并复制留存件。周宁把预约时间记进日程，通知叔叔带上身份证明。
周建平盯着那条通知，第一次主动说起搬迁那天的另一件小事：“陈守义拿着表让我签字时，我问是不是账算完了。他说只点机器，钱的事别问他。”
“这句你记得确定吗？”周宁问。
“确定。”周建平点头，“我当时还骂他，只管点机器还催我签那么急。可我不敢说附图就是那张表，得等明天看。”
周宁将这句话补进亲历栏，标上仍需档案核对。走出接收处之前，她又看了一眼目录号：明天拿到的若是完整表页，就能检验叔叔这段记忆。
查阅室里，工作人员取来2018年旧仓库搬迁卷宗。周宁先核对封面目录、卷内页码和交接记录，才翻到那份设备清点表。
纸张沿中线有一道旧折痕。右下角的资产编号，与诉状附图残留的字符一一接上；周建平的签名落在同一处，连末笔压住表格线的位置都相同。
周建平凑近看，呼吸急了些：“就是我签的那张。”
周宁没有马上回答。她把完整表页平放，先看签名上方的文字，再看被诉状图片裁掉的下半页。那里印着签署责任说明。
说明写明，签字仅确认列明设备在库及清点数量，不确认设备价款、退伙结算金额或其他债务。签名栏旁还列有仓管、移交人和接收人的位置。
“这句话怎么没在附图里？”周建平伸手去指，被周宁轻轻拦住。她让他先别碰原档，自己请工作人员按规定制作复制件，并标注卷宗出处和页码。
取得复制件后，周宁把完整表页与诉状附图并排核对。签名、折痕和编号都能对上；附图中写着“重新确认债务”的上半部分，在这份留存表上并不存在。
但她没有把两张纸直接称作同一份文件。诉状附的是图片，原告尚未出示所谓确认书原件；完整表页能证明签名有另一处来源，图片的形成过程仍需核验。
周建平盯着责任说明看了两遍，声音发哑：“我那天说只点机器，陈守义还笑我多心。原来纸上真写着。”
“你记得的事，现在有材料能对照。”周宁把复制件收入文件夹，“庭上还要问清原告那张图从哪来、谁保存、有没有原件。”
他们当场核对了复制件的页码和接收处出具的查阅记录，确认每页都能回溯到这卷档案。
离开接收处后，周宁依照法院安排补交了留存件、出处说明和原件核验申请。
签名有了可查的出处，原告仍得说明：确认书怎样形成，原件在哪里，签字究竟确认了什么。
周建平看着提交回执，肩膀终于松下来：“这样许德海那张纸就没用了吧？”
“它的可信度受到很大影响，但原件还没核验。”周宁说，“他若主张你后来另签过，得把那次签署的地点、在场人和材料来源说清楚。”
周建平刚要开口，陈守义打来了电话。两人多年没联系，周建平看见名字时愣了好一会儿，才按下接听。
陈守义开门见山：“建平，许总说你们查了旧仓库的表。我当年管仓库，那份清点表写的只是机器，我知道。”
周建平望向周宁，把免提打开：“那你愿意把这句话讲清楚吗？”
电话里传来纸张翻动的声音。陈守义说，他不愿替任何人否认自己经手的清点表；可许德海还让他回忆另一回签署，说那回与搬迁无关。
“你见过那次签署？”周宁问。
陈守义没有立刻回答：“许总叫我作证。我愿意到庭上讲另一次签署的事。电话里我怕讲错，等见了法官再说。”
周建平握着手机：“守义，我连那张完整确认书都没见过。你要是看见我签了什么，就说你看见的，别管许德海怎么讲。”
“我知道。”陈守义的声音很低，“我还在他公司上班。你也别现在逼我把话都说完。”他报出自己方便接收法院通知的联系方式，挂了电话。
周建平看着黑下去的屏幕：“他以前为了少一台机器，敢把许德海拦在仓库门口。现在连电话里一句话都不敢说全。”
周宁记下陈守义明确说过的两件事：清点表只涉及设备；他愿就所谓另一次签署到庭说明。至于他究竟看见了什么，刚才的电话没有答案。
她按法院的举证安排提交证人出庭申请和联系方式，并说明需要询问陈守义在两次签署中各自亲眼见到的事实。周建平没有再给他拨第二通电话。
当天的材料交换中，原告一方仍依据诉状附图主张2021年8月18日重新确认债务，另提出陈守义可以证明签署经过。所谓确认书原件，交换时未出示。
周宁把原告新交的说明看完，发现里面写了“陈守义现场见证”，却没有写陈守义站在哪里、看到的是签字动作还是已经签好的纸。
她将这处空白标在庭审提问纸上，又翻到完整清点表的责任说明。纸面来源已经有了可查的档案，接下来要核对的，是那句“现场见证”究竟依据什么。
周建平见她写下问题，问：“你准备怎么问他？”
周宁把笔停在陈守义名字旁，念出那句要留到庭上的话：“你看见的是签字，还是一张已经签好的照片？”
周建平沉默片刻，把那份险些发出的求情草稿从手机里找出来。他没有删除，只把手机放到文件夹旁：“开庭那天，你让我说什么，我就只说我记得的。”
周宁把手机推回叔叔面前：“开庭时也不用照着我写的句子说。你记得什么，就说什么；记不清的，可以说记不清。”
周建平收起那份草稿，却没收起许德海的号码。回家路上，他把联系人点开两次，最终只给妻子发了消息，说档案已经找到了。
婶婶回得很快：“医院刚通知，下周去办住院手续。你回来再说钱。”
周建平在车站坐到天黑。他知道那十二万元若给许德海，撤诉也许就在眼前；妻子的手术却不能靠一句“以后再想办法”安排。
第二天，法院转来原告对补交材料的意见。罗诚承认2018年的设备清点表确实存在，但主张2021年的债务确认是另一次签署，两份材料不能混为一谈。
罗诚同时申请核验档案接收处留存的原卷，要求确认复制件与原档一致。周宁看完，将核验安排记进庭前日程，没有提出异议。
“他也去查那张表，会不会把我们的证据推翻？”周建平问。
“原档是什么样，双方都应该看。”周宁说，“我们的复制件能否对应原档，要接受核验。他说有另一次签署，也要拿出那次签署的材料。”
她把原告意见放在两人之间，只让叔叔回答其中写到的事实：“2021年8月18日，你在哪里？不用现在猜具体地点，先说你有什么能核实的记录。”
周建平翻了那年八月的日历，又翻手机相册。他找到一张在家修水管的照片，拍摄日期却是前一周，不能证明十八日的行踪。
“那天我确实想不起来。”他将手机放下，“许德海以前约我谈过账，但哪天谈、谈了什么，我没有记录。”
“谈过账，不等于签过这张纸。”周宁在纸上分开记下，“前一件你记得，后一件记不清。到庭上，别把两件事一口认下来。”
周建平盯着那张纸：“可签名是真的，陈守义又肯出庭。我连那天在哪儿都说不出，法官会不会觉得我在装糊涂？”
“我不能保证结果。”周宁说，“若对方拿出可靠原件和签署经过，我们得面对。但你说记不清，不是承认签过；他若拿不出，也不能靠你补齐。”
临近傍晚，许德海发来一条消息，约周建平第二天在旧市场见面，说十二万元的条件只留到开庭前，去了就可以谈撤诉。
周建平把消息转给周宁，随即又发来一句：“我自己去听听，不答应就是了。”
周宁回拨电话。他已经坐上回家的公交，车上人声很吵，听见她问见面的事，先说只是打算，并没有约定时间。
“你若要谈和解，我可以陪你，条件也要写清。”周宁说，“你单独去，许德海问起档案或陈守义，你打算怎么答？”
周建平沉默了一站路，才说：“我想问他，十二万是不是真能结束。你婶婶这几天睡不着，我看着她，心里也没底。”
周宁听见他把“十二万”说得很轻。她没有替他作决定，只提醒他，那笔钱的用途已经定了；若要改变，至少先和婶婶当面商量。
回到家，婶婶把医院的住院安排放在餐桌上。纸上列着术前检查日期、预计住院时间和需预存的费用，她已经用笔圈好。
周建平没等她问，先把许德海的消息给她看：“他说明天见面，十二万撤诉。我想去一趟，也许还能谈低些。”
婶婶看了许久，把住院安排压在手机上：“这钱你不能背着我付。手术是我的，可官司也是你自己的，不能拿一笔还没弄清的账把两件事都拖垮。”
“要是输了，四十八万加利息更拿不出来。”周建平坐在桌边，“我不是舍不得给你治病，我是怕到时候两头都没有。”
“你去问他，他肯说签名从哪儿来吗？”婶婶问，“若他只让你先认账，你准备怎么做？”
周建平张了张嘴，没有答。他原想见了许德海再看脸色，如今才发现自己连拒绝的话都没想好。
婶婶把医院的纸收进文件袋：“明天我去办住院手续。钱先留在卡里。你要和解，可以带周宁去谈，写明条件再让我看。”
周建平当着她的面给许德海回复，取消了单独见面。他没有提陈守义，也没有在消息里讨论那张确认书。
许德海很快打来电话。周建平没开免提，只说：“我不会一个人过去。要谈，让律师在场。”
电话那头说了很长一段，周建平听完，只回答：“法院见。”挂断后，他手心出了一层汗，却没有再拨回去。
第二天，周宁陪他去法院核对庭前安排。档案接收处的原卷将按通知供双方核验，周宁先前取得的复制件、查阅记录和原告附图都列入质证材料。
罗诚也在场。他翻到完整清点表，逐页核对编号和签名，随后说：“这只能证明2018年签过清点表，不能排除2021年另签确认书。”
“是否另签，应由主张这件事的一方提供证据。”周宁说，“我们会在庭上询问原件、形成过程和证人亲眼见到的内容。”
罗诚收起材料，表示陈守义可以说明签署经过。周建平看向他，想问陈守义究竟说过什么，周宁轻碰了一下他的文件夹。
离开法院后，周建平才开口：“罗律师说得那么肯定，陈守义是不是已经替许德海写好了话？”
“对方交了证人说法，我们也已经看到；具体亲历到哪一步，要让他出庭接受双方询问。”周宁说，“你有想问他的事，可以现在告诉我。”
周建平站在台阶下想了一会儿：“问他那回究竟在哪儿。要是真看见我签，旁边还有谁？签完的纸是谁拿走的？”
周宁记下这三个问题。他又补了一句：“别让别人替他传话了。请他来法庭，当着我的面说。”
“出庭申请已经交了，法院也会按安排通知他。”周宁把笔收起来，“你要做的，是听清问题，只回答自己经历过的事。”
周建平点头。这一次，他没有问能不能赢，只问开庭那天能不能把妻子送进医院后再赶到法院。
周宁核对了时间，告诉他来得及，但要留足路上的时间。周建平给婶婶发去法院的开庭日期，又把手机放回口袋。
晚上，他照着自己的记录复述旧账：曾与许德海争过结算，也曾被催着坐下来谈；他不能确认2021年8月18日签过诉状所附的确认书。
婶婶听完，只替他划掉一句“我绝对没去过”。周建平看着那道线，说：“对，我没有证据说绝对。到庭上，我就照我知道的讲。”
开庭当天，周建平先送妻子办妥住院手续，再赶到法院。候庭区里，陈守义坐在长椅另一端，两人对视了一眼，谁也没有走过去。
周宁把文件夹交给叔叔拿着，提醒他按法官的问题回答。周建平摸到夹层里的手机，里面还存着那份没有发出的求情草稿。
罗诚和许德海随后到场。许德海看见周建平，抬手像要招呼，却只说了一句：“本来用不着走到这一步。”
周建平望着他：“那张2021年的纸，原件带来了吗？”
许德海没有回答。罗诚请双方进入法庭，周宁也示意叔叔先不要在门外争论。
庭审开始后，法官核对诉请。许德海要求周建平支付退伙结算款本金四十八万元及利息，仍称款项于2019年6月30日到期，双方又在2021年8月18日重新确认。
轮到被告陈述，周宁起身：“我方在一审明确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原告主张的履行期限、后续催收及重新确认事实，请法院结合各项证据分别审查。”
她提交的不是叔叔那段求情式答辩。档案留存件、取得记录和庭前申请都已在卷，周宁当庭说明这些材料要证明签名可能来自2018年的设备清点表。
法官问周建平：“你对原告诉请的款项，有什么意见？”
周建平握着桌沿：“我和许德海以前确实为退伙的账争过，也谈过设备怎么清点。但四十八万元怎么算出的，我没有确认过；诉状附的完整确认书，我没见过。”
许德海立即转头看他：“你自己签的字，还说没见过？”
“签名是我写的。”周建平没有避开，“我在旧仓库清点表上签过字。你拿来的那张图片，上半部分我没见过。”
法官提醒双方依次发言，随后让原告举证。罗诚先出示退伙往来材料，再出示那张标注2021年8月18日的确认书图片。
周宁逐项质证，对早年的合作和争议不作否认；对四十八万元的形成及后来重新确认债务的说法，要求结合原始凭证核实。
轮到图片时，她请求放大展示签名和右下角。屏幕上的笔迹与档案清点表上的位置相近，角落里还留着一截资产编号。
“我方对周建平签过设备清点表没有异议。”罗诚说，“原告主张的是之后另签债务确认，不能因一份旧表就否定后来的文件。”
周宁答：“若确有另一份文件，请说明原件在哪里、何时由谁保管、这张图片怎样取得。签名相似不能替代形成过程。”
法官记录后，请工作人员展示已调取供核验的档案原卷。双方对照复制件核看，卷内的折痕、页码、编号和签名位置与留存件一致。
周建平看见许德海也低头看了那行责任限定：签字仅确认设备在库及数量，不确认价款、退伙结算金额或其他债务。
罗诚核对完说，原卷只能证实清点表本身，不足以证明诉状图片经过改动。周宁同意不能仅凭相似处直接认定图片如何形成，仍请求原告提交原件核验。
法官问罗诚：“你方所称2021年债务确认书的原件，今天是否提交？”
罗诚翻了翻手边材料：“目前提交的是委托人提供的电子图片。原件的保管情况，我需要请委托人说明。”
许德海说，旧材料搬过几次，纸质原件一时找不到，但图片是当年留下的。他强调还有陈守义见证，“有人在场，总不能说签字凭空来的”。
法官让他说明图片拍摄人和保存设备。许德海说是自己留存，手机后来换过，具体哪一台要回去查。罗诚低声向他确认了几句，继续请求结合证人证言审查。
周宁没有接着追问手机品牌。她请法官记录原件未出示、图片来源尚待说明，并将争点放回原告主张的2021年重新确认。
随后罗诚询问周建平：“你承认2019年之后与许德海谈过未结清的款项吗？”
“谈过旧账。”周建平回答，“但谈过，不等于同意你说的四十八万元。”
“许德海有没有让你缓一缓再付？”罗诚问，“你是否答应以后分期？”
周建平看了周宁一眼，周宁没有替他接话。他说：“他催过我解决争议。我没有印象答应按四十八万元分期，也找不到自己签过那种约定的记录。”
罗诚换了问法：“你能否排除2021年8月18日你们见过面？”
“不能。”周建平说，“那天我去了哪里，我现在记不清。但我不能因为排除不了，就说我跟他见面签了债务确认书。”
许德海在席上动了动，似乎想插话。法官制止后，罗诚又问周建平是否承认签名与其笔迹一致。
“承认那是我的笔迹。”周建平指向屏幕，“旧仓库的表上也是我的笔迹。我要知道你们这张图的完整纸张是什么样。”
法官让罗诚就原件所在和图片取得方式补充说明。罗诚说会进一步向委托人核实，同时坚持陈守义能够证明另一次签署发生。
庭审进入证人询问前，法官先让双方说明拟询问的范围。周宁提出地点、在场人、证人亲眼所见，以及签署后纸张和图片的去向。
罗诚说这些问题可以问，但反对把2018年的清点表直接等同于2021年的确认书。法官表示两份材料的关系要经质证判断，请证人如实陈述经历。
陈守义被叫进法庭时，周建平抬起头。陈守义先看向法官席，报完身份，又确认自己仍在许德海的公司做仓管。
他站稳后，法官告知作证要求，开始询问他与双方的关系。陈守义说自己认识周建平多年，也经手过旧仓库搬迁档案。
周建平听见这句，手从桌沿松开一些。可陈守义接着说，他知道后来还有一份重新确认债务的材料。法庭里顿时安静下来。
他说的是“知道”，周建平要听的，却是他究竟亲眼见过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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