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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1月12日,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潘安教授团队与国内外专家合作在Nature上发表了文章Validation of clinical and pre-clinical obesity across global cohorts。研究围绕肥胖究竟应如何科学诊断这一重要问题,对《柳叶刀》临床肥胖诊断标准委员会提出的临床肥胖诊断框架进行了系统的人群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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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体重数字,到一种需要科学诊断的疾病

肥胖是全球重大公共卫生挑战。长期以来,人们习惯用体重指数(BMI,即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来划分超重与肥胖。这个指标简单、便捷,却并不能直接告诉我们:增加的体重究竟来自脂肪还是肌肉?脂肪主要蓄积在哪里?又是否已经损害了心脏、肝脏、肾脏等器官的功能?

换句话说,体型相近的两个人,健康状况可能并不相同;仅用BMI划分肥胖,也可能遗漏一部分存在较多脂肪蓄积的人,同时将另一部分人归入与其实际健康风险不完全匹配的类别。

2022年,《柳叶刀》期刊联合英国伦敦国王学院成立了一个由全球58位专家组成的临床肥胖诊断标准委员会,潘安教授为唯一中国代表。2025年1月,《柳叶刀·糖尿病与内分泌学》杂志发表临床肥胖委员会报告,提出更加精细的诊断框架:首先借助BMI、腰围、腰围身高比等指标确认是否存在过多脂肪蓄积,再根据是否已经出现与肥胖相关的器官功能或日常活动能力损害,区分“临床肥胖”和“临床前肥胖”。这一框架强调,肥胖的诊断不应只停留在体重,而应进一步关注实际健康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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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叶刀》临床肥胖新诊断框架示意图:综合脂肪蓄积与器官功能状态进行判断

从人群研究到国际共识:持续深耕肥胖科学问题

潘安教授团队在肥胖与慢性病防控领域持续开展研究十余年。团队利用大型前瞻性队列,深入研究肥胖、体重变化与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及死亡风险的关系,相关成果发表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英国医学杂志》等国际医学顶刊。随着研究不断深入,团队也逐步从人群健康风险评价,拓展到肥胖防控策略和疾病诊断理念等领域。前期潘安教授作为中国唯一代表参与了《柳叶刀》肥胖委员会的全球肥胖防控政策报告,并受邀领衔组织中国肥胖问题专辑。专辑于2021年在《柳叶刀·糖尿病与内分泌学》杂志以封面论文发表,聚焦中国肥胖的流行与决定因素、临床管理与治疗以及公共卫生政策与应对策略,为理解中国肥胖问题、完善防控措施提供了系统的科学证据,被引超过2000余次,得到了广泛关注和认可。

从全球肥胖问题研究到临床肥胖诊断共识,潘安教授持续参与国际学术合作。作为《柳叶刀》临床肥胖委员会唯一中国代表,他与来自不同国家、不同专业的58位专家共同讨论肥胖的疾病定义和诊断标准,委员会相关报告于2025年1月发表在《柳叶刀·糖尿病与内分泌学》杂志。

临床肥胖这一新的疾病定义和诊断标准的提出引起了全球的热烈讨论,特别是很多人存疑,新框架能否适用于不同国家和人群?它会如何改变肥胖识别、疾病进展及长期健康风险的判断?围绕这些问题,团队联合国内外合作者,分析中国开滦研究、英国UK Biobank、美国All of Us与西班牙SIDIAP共84万余名成年人的资料,对新框架进行系统验证。

发现一:只看BMI,确实可能“漏掉一些人,也多算一些人”

以联合体格测量标准为参照,研究发现,仅凭BMI划分肥胖,在四个人群中均可能出现双向分类偏差:有5.2%—8.6%的研究参与者处于BMI超重范围,但按照腰围和腰围身高比的组合标准应归入肥胖;另有1.2%—3.1%的人虽然达到BMI肥胖标准,却未满足相应的附加体格测量确认条件,应归入非肥胖组。

例如,在中国开滦队列,采用传统BMI标准识别的肥胖患病率为17.8%,但其中3.1%应归为非肥胖组,而在BMI超重人群中有6.6%应重新归入肥胖组;联合标准下调整后的肥胖患病率为21.3%。在其他三个队列,也观察到类似的重新分类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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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图1b|不同体格测量标准下的肥胖比例,以及BMI与联合标准之间的重新分类

这种差异并非只是数字变化。进一步的长期随访显示,单独达到BMI肥胖标准、但没有通过联合体格测量确认的人群,整体死亡风险并未升高;反之,在BMI超重范围内却符合联合标准的人群,死亡风险有所增加。研究提示,综合体格测量信息有助于提高肥胖分类的临床相关性。

发现二:伴有器官疾病,不等于疾病一定由肥胖造成

新框架的另一项关键变化,是区分“有过多脂肪蓄积”和“脂肪蓄积已经造成健康损害”。然而,一个人既有肥胖又有相关器官功能障碍,并不意味着后者全部由肥胖引起。

因此,研究团队使用流行病学中的归因分值(Attributable Fraction,AF)方法,在群体层面估计肥胖导致的器官功能损害比例,避免把所有同时出现的疾病都直接算作肥胖的后果。需要强调的是,这一方法并不能判断某一具体个体的器官功能障碍是否一定由肥胖造成,却能帮助更审慎地评估临床肥胖的人群负担。

经归因分值调整后,临床肥胖在各队列确认肥胖人群中约占22.7%—31.3%,在总人群中,临床肥胖的患病率为5.6%—10.9%。这提示,许多人虽存在较多脂肪蓄积,但尚未表现出可归因于肥胖的器官功能损害;临床肥胖与临床前肥胖有必要加以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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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图2|四国研究人群中临床肥胖及临床前肥胖的估计占比;橙色为归因分值调整后的临床肥胖部分

发现三:临床前肥胖并不必然在短期内进展

临床前肥胖是否意味着疾病即将发生?长期随访提供了更直接的答案。中国开滦队列中,基线为临床前肥胖的人群,在10年内进展为归因分值调整后临床肥胖的估计比例为21.2%;英国和西班牙队列分别为8.7%和22.6%。由于美国队列随访时间较短,其相应的4年估计比例为8.5%。

总体上,在具备10年随访的队列中,约77%—91%的临床前肥胖者未进展为临床肥胖。这既说明“临床前”不等于“已经患病”,也不代表可以忽视未来风险:不同个体仍可能存在很大的进展差异,未来需要进一步找到真正的高危人群。

发现四:不同肥胖健康状态,长期结局明显不同

对中国、英国和西班牙三个具备较长死亡随访资料的队列开展分析后,研究发现:与既无确认肥胖、也无器官功能损害的人群相比,临床肥胖者的合并全因死亡风险比(HR)为1.69,而临床前肥胖者为1.19。

这意味着,临床前肥胖人群的死亡风险虽然存在一定升高,但明显低于临床肥胖人群。新框架在区分不同肥胖健康状态及其预后方面表现出价值,也为更有针对性的预防、诊疗与资源配置提供了依据。

从体重管理走向健康管理,为全球和中国肥胖防治提供新依据

研究从肥胖识别、疾病进展和长期预后多个方面检验了新的临床诊断框架,为肥胖管理由“体重数字”转向“健康状态”提供了跨人群证据。尤其在新型减重药物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谁应被识别为肥胖、谁更需要及时治疗、如何合理配置医疗资源”已成为全球医学实践和卫生政策的重要议题。诊断标准的调整可能影响数百万到数亿人群的疾病分类、风险评估和治疗需求。本研究通过跨国人群的纵向证据,为制定更有针对性的预防和治疗策略提供了科学依据,也为临床肥胖诊断框架在不同地区的审慎推广提供了支持。但需要指出的是,临床前肥胖并非无需干预,诊断分类也不能直接替代个体化治疗决策,未来仍需要更多研究明确临床肥胖预防和治疗实施路径。

本研究由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潘安教授团队联合开滦总医院吴寿岭教授团队,英国伦敦国王学院、美国彭宁顿生物医学研究中心和科罗拉多大学安舒茨医学院、意大利圣心天主教大学及杰梅利大学医院,以及西班牙赫罗纳大学和IDIAP Jordi Gol研究所等国内外单位共同完成。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潘安教授为论文第一作者和共同通讯作者,博士生李娴丽、谢金池为共同第一作者。其他第一作者还包括美国彭宁顿生物医学研究中心的Shengping Yang博士和西班牙IDIAP Jordi Gol研究所的Rafael Ramos博士,《柳叶刀》临床肥胖诊断标准委员会主席、英国伦敦国王学院Francesco Rubino教授为共同通讯作者。

潘安教授团队长期从事肥胖、糖尿病及心血管疾病等重大慢性病的流行病学研究,同时积极推动跨学科、跨队列科研合作,牵头组建中国肥胖定义与评估联盟(China Alliance for Obesity Definition and Evaluation, CODE)。未来,团队将进一步围绕中国人群的脂肪蓄积评价、肥胖健康风险异质性及精准预防和治疗开展研究,为更科学的肥胖诊断标准和公共卫生决策提供证据。

https://doi.org/10.1038/s41586-026-11237-5

制版人: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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