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孙中山《实业计划》与上海孙中山故居馆藏图书文献”专题数据库近日正式上线发布。数据库的上线，不仅为梳理孙中山先生的思想源流、厘清其救国方略的形成脉络提供了重要参考，也为经济史、思想史、人物史等领域的学术研究提供了资料支撑，进一步丰富了孙中山研究的学术资源体系。
坐落于上海香山路7号的孙中山故居，留存着大量孙中山先生生前研读、典藏的珍贵书籍。这批藏书，是回溯孙中山知识谱系、探寻其思想形成脉络的宝贵实物见证。
大量收存的各地考察游记，是孙中山藏书一个鲜明的特色，他尤为重视对边疆地理类行记的搜集与阅读。这类著作，以作者实地游历的行迹为线索，忠实记述了边疆地区的山川形胜、物产生态、经济样貌、交通脉络、乡土习俗与社会图景。孙中山素来强调认清国情的重要意义，大量研读此类游记，正是他体察国家现实的重要路径，他在规划革命方略、构思国家建设方案时，始终以中国真实国情作为出发点。
谢彬题赠孙中山的《新疆游记》（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藏）
谢彬所撰《新疆游记》，便是这批游记中颇具代表性的一部。它并非普通的游历随笔，而是孙中山构思近代西北开发蓝图的重要现实参照。在内忧外患、边疆危机四伏的时代背景下，这部凝聚实地调查心血的著作，以翔实的一手见闻，为孙中山思考边疆主权维护、西北民生建设提供了鲜活的田野素材，成为连接现实边疆实况与国家建设构想的关键文本。
20世纪初的中国，西北边疆正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外有列强环伺觊觎，沙俄凭借既往不平等条约割占我国西北大片土地，英国不断向帕米尔、南疆渗透扩张，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思潮悄然蔓延，进一步加剧边疆治理风险。内部，分裂势力伺机作乱，交通闭塞、财政枯竭、吏治积弊交织叠加，边疆稳定面临重重考验。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谢彬以北洋政府财政部特派员的身份远赴新疆，遍历天山南北，将沿途山川地理、物产资源、族群民情、边防隐患一一落笔成书。这部三十余万字的《新疆游记》，跳出传统游记流连山水风物的窠臼，聚焦边疆安危及开发建设，详实记录西北交通基建现状、自然资源禀赋、多民族社会生态、地方财政困局，以及外部势力蚕食渗透的严峻局面。这些珍贵记录，为孙中山《实业计划》当中西北铁路布局、移民殖边等重大构想，补充了坚实的现实依据。透过这部游记，我们也得以窥见近代国人边疆认知不断深化的过程，为回望近代西北经略、实业救国思潮演进，提供一个微观而真切的观察切口。
一、时代变局下：孙中山对西北边疆的关切
近代以来，西北始终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屏障，边疆安危，牵系全国大局。早在 1892 年，孙中山便在《农功》一文中敏锐察觉到沙俄向我国西北移民开垦的野心，明确提出应对之策：修筑铁路、重兵戍守，借鉴古代屯田之法，在荒漠地带疏浚河道、植树固土，山谷草原发展畜牧产业，利用畜牧原料发展毛纺手工业。彼时，他已经把铁路、屯田、实业建设视作守护西北边疆的重要手段。
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建立共和政体，边疆的安定统一，成为共和存续的重要基石。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孙中山郑重宣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1912年9月3日，在北京五族共和合进会与西北协进会欢迎会上，他再次阐释 “五族一家” 的理想，倡导五大民族平等共处、同心协力建设国家。孙中山所倡导的“五族共和”主张，本质上是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为基石，构建统一多民族现代国家，反对民族压迫与民族歧视，将边疆各民族视作共和国平等的组成部分。
1912年元旦孙中山发布的《中华民国大总统孙文宣言书》
1918年，护法运动遭遇挫折，孙中山辞去大元帅职务，辗转从日本回到上海，入住莫利爱路29号（今香山路7号）。暂时脱离纷乱的军政现场，这座寓所很快成为孙中山潜心著述的阵地，他闭门伏案，不问外事，每日工作十余个小时，广泛搜罗中外各类书籍，有时购置书籍数量太多，只能雇佣马车运回住所。他尤其看重两类书籍，一类是“各国说到中国的书”，一类是“最新讲到各种主义的书”。藏书之中，既有大量政治、经济、哲学外文典籍，也不乏工程、铁路、矿业开发的专业著作，为他思索国家建设、边疆开发提供了许多参照和依据。
孙中山素来重视地理舆地之学，他认为 “实学之要，首在通晓舆图，尤首在通晓本国之舆图”。1900年，他便在日本东京编印彩色《中国现势图》。邵元冲曾回忆，孙中山对中国地理钻研极深，无论是行伍军旅，还是上海寓所，室内四壁常常悬挂各类地图。他时常以朱墨在图上标记规划各种交通线、河道整理线、国防线，甚至把地图铺在地板上俯身观览，细细研判山川关隘、江河走向。
但应当看到，孙中山早期对西北的认知，多来自间接转述与文献记载。对西北地区具体的山川形胜、资源禀赋、民族构成、吏治实况等细节，仍缺少来自实地调研的一手实证材料。也正因如此，当谢彬这部扎根万里实地考察的游记问世，自然会进入孙中山的视野，填补其边疆认知当中现实细节的空白。
二、万里西行：“有志之士”谢彬的西北实地踏勘
写下《新疆游记》的谢彬，是一位兼具革命理想与实干精神的知识分子。谢彬（1887-1948），湖南衡阳人，字兰桂，号晓钟。青年时代深受王船山民族思想熏陶，早早立下救国志向，1905年加入同盟会，投身反清革命，参与刘道一、黎尚雯等领导的衡山武装起义。辛亥革命浪潮之中，他在家乡衡州推动光复事业，之后应孙中山之邀赴南京，参与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筹备工作。1912年，谢彬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研习政治经济，在此期间与孙中山、黄兴、廖仲恺等人交往密切。1914年加入中华革命党，撰文捍卫共和、反对帝制，深得孙中山赏识。
《新疆游记》的作者谢彬
谢彬深受王船山思想影响，其反清观念并非排斥满族人民，实质上是反对帝国主义对华的侵略势力。他拥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认同五族共和、民族平等的理念，倡导各民族和睦团结，反对汉族对少数民族的压迫和歧视。1916年学成归国，投身护国运动，同年10月，受北洋政府财政部派遣，以特派员身份远赴新疆与阿尔泰特别区开展财政调查。
《新疆游记》中谢彬的行程
谢彬“生性好游”，曾游历云南、海南、香港等地，考察各地气候、风俗与民情。1916年10月16日，他从长沙启程，经陕甘出关抵达迪化（今乌鲁木齐），遍历天山南北与阿尔泰地区，之后借道西伯利亚铁路返回北京。整个行程历时一年两个月，总行程接近五万里。在考察中，他不止完成公务层面的财政核查，还广泛搜集地方文献，沿途翻阅西北界务相关典籍四十余种，比对史料、考辨真伪，补正既往西北史地记载的疏漏。他敏锐观察社会现实，直指汉、回商人盘剥当地百姓潜藏的民族矛盾，流露出对边疆社会的深切忧虑。
一路上，谢彬坚持以日记记录见闻，从道路里程、风物古迹，到户籍垦殖、货币金融、民族宗教，无不详加记述。这部手稿最初名为《新阿游记》，后来阿尔泰改隶新疆，正式出版定名《新疆游记》。全书二十章，三十余万字，堪称一部近代新疆的“百科实录”。1920年7月26日，孙中山在上海亲自为这部著作撰写序言：
古人有言：大丈夫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予亦尚勖同人曰：有志之士，当立心做大事，不可立心做大官。今读谢君晓钟之《新疆游记》，行路四万六千余里，记载三十万言，述其足迹所经，观察所及，以飨国人，使知国境之内，尚有此广大富源未经开发者，可为吾人殖民拓业之地，其兴起吾国前途之希望，实无穷也。
孙中山为《新疆游记》所作序言原稿
在孙中山笔下，谢彬的西行早已不只是一次公务出差，更是有志之士践行报国理想的行动。长久以来，在内地不少人的刻板印象中，西北是遥远荒凉的边陲畏途。而透过谢彬的文字，孙中山看到新疆不是被动防守的边塞，而是承载民族复兴希望的广袤国土。这篇序言，也赋予这部调查报告超越文本本身的时代价值。
三、游记实证：《实业计划》的重要参考
孙中山撰写《实业计划》，意在为战后中国擘画一整套现代化建设方案，西北开发是其中重要的板块。第一计划专门设立“西北铁路系统”等章节，谋划交通建设与移民实边；第四计划继续延展路网布局，规划西北铁路扩容升级；第五计划立足粮食、纺织等民生产业挖掘西北土地价值和供给能力；第六计划着眼西北矿产能源开发。在整套国家实业蓝图当中，西北不是游离于全国体系之外的边缘地带，而是推动区域均衡发展、储备战略资源、巩固边疆国防的关键一环。而谢彬的《新疆游记》，为这份宏大蓝图，提供了来自大地之上的现实依据。
1、西北铁路系统的新视野
“交通为实业之母，铁道又为交通之母。”孙中山把交通建设视作实业发展的先决条件，开发西北，首要便是打通交通脉络。谢彬在游记当中，真实记录新疆交通的窘迫：“由京至新，取道陕甘或蒙古草地，均须三月内外。假道俄境，亦须月余。由省城南至喀什噶尔、莎车、和田，非两月内外不达。西北至塔城，西至伊犁，东至哈密，北至阿尔泰，各须兼旬方到。交通迟滞，不第欧美各国所无，即在本国行省之中，亦属鲜有。”
孙中山著《实业计划》
交通闭塞带来连锁危机，丰厚物产困于荒漠难以外运，经济无从发展，一旦边疆遇有战事，兵员粮饷转运迟滞，边防岌岌可危。谢彬直言，如果不急着改善交通，南疆诸城危在旦夕。为此，在《新疆游记》中他提出尽快筹措资金修建铁路，铁路未成之前优先整修公路。一旦交通梗阻破除，依托本地物产发展商贸，十年之内，新疆经济便有望跻身全国前列。他还进一步思考全国铁道整体布局，强调铁路建设既要干支相连形成网络，也要重视铁道财政，将铁路建设和国家安危紧密联系在一起。
对于谢彬实地踏勘所记述的新疆交通闭塞、地缘运转阻滞的困境，孙中山深有共鸣。孙中山一针见血地指出，近代中国积弱萎靡的症结，根源便在于全国交通体系的全面滞后，他曾以内地至新疆的通行效率为例作出剖析：“今日中国，麻木不仁之中国也，其受病之源，则由于交通不便。如由山东至新疆路程须至五六个月，较西人环游地球尤为迟滞。”孙中山很早就开始构思西北铁路，早年在以1:295万比例尺编制的地图中就标记过远期拟建西北铁路的走向。1912年6月25日，孙中山在上海同《民主报》记者谈话时提出要筑三大铁路干线，即南路、中路与北路。其中，中路“起点于杨子江口，由江苏而安徽，而河南，而陕西、甘肃，超新疆而迄于伊犁”。同年9月4日，在北京招待报界人士的公开演说中，他进一步提出十年修筑二十万里铁路的宏大规划，划定六大国家级铁路干线，长江贯通伊犁的西北主干线位列其中。
这套构想经持续完善，最终在《实业计划》中落地为体系完备的西北铁路规划，设计18条配套线路，总里程达1.6万英里，纵贯内蒙古全境、新疆全域并预留连通中亚的延伸空间，其整体走向、关键节点布设，明显吸纳借鉴了《新疆游记》所载的传统商旅通道与陆路通行瓶颈。同时，面对国力薄弱的现实，孙中山不排斥适度借用外资修筑铁路，但反复强调必须守住主权底线，不能重蹈晚清借路丧权的覆辙，追求在尽可能短的周期内完成路网建设，以交通激活边疆发展活力。这些关于筑路时效、铁道财政与主权维护的整套思考，与谢彬在《新疆游记》中的主张，形成了跨文本的思想共振。
孙中山《实业计划》中规划的西北铁路系统
2、重新发现西北的资源禀赋
在传统认知中，西北常常与荒漠贫瘠画上等号。《新疆游记》以实地见闻打破这种偏见，向世人展现一片资源富集的土地。在书中，谢彬记录天山、阿尔泰山茂密的原始森林，关注新疆大片待开垦的沃土，在他看来，新疆田多人少，关键在于利用外地人力和先进生产技术，充分挖掘土地潜力。谢彬详尽记录新疆各地矿产：星星峡、鄯善的水晶，哈密、奇台的煤炭，独山子、库车的石油，各处金、铜、铁、玉石、盐矿星罗棋布。对于新疆水利资源，谢彬亦进行了全面考察，他指出新疆河流多以高山冰川雪水为源，河流纵横交错，既可以灌溉万顷良田，也蕴藏航运潜力。伊犁河谷水草丰美，毡房密布，牛羊成群，是得天独厚的优良牧场。
在《实业计划》中，孙中山大量吸收了谢彬的资源调查成果。他据此判定西北诸省有不少“最富之农产与最美之牧场”，应充分加以利用。针对石油，他痛陈国内拥有油矿却不能自主开采，大量煤油依赖进口的窘境，提出开采陕、甘、新石油矿藏，铺设输油管道联通工业中心、河岸海港。开发模式上，主张政府主导、允许民间参与，逐步实现矿产社会公有，让全体国民共享资源红利。与此同时，他计划将西北建成畜牧业和皮毛加工业基地，改变只输出原料的落后格局。为此他提出，改良畜牧养殖技术，在西北广设毛纺工场，就地转化原料，依托低廉的原料与人力，开拓广阔市场。
廖仲恺等人翻译的《实业计划》中文稿
谢彬的实地调查，帮助孙中山跳出书本想象，真正把西北视作国家重要的资源后方。经略西北，不再仅仅出于军事防御，更包含开发国土资源、服务全国现代化建设的宏大考量。
3、民族治理的启示
开发西北，不止修路开矿，更离不开社会治理与民族和睦。谢彬在新疆行走，近距离接触各族民众，留下大量关于民族社会的观察。面对当时内地盛行的民族偏见，他直言反驳，所谓当地民众愚昧落后，并非事实，和阗百姓勤于耕织，地毯工艺精美，充分展现当地民众的智慧才干。他也毫不回避现实矛盾，批判部分商人盘剥少数民族群众的现象，警惕剥削造成民族隔阂的隐患。基于实地调研，谢彬提出通过制度优化，改善边疆治理，为各族民众创造更多参与地方公共事务的机会。他突破旧的华夷之辨，倡导民族平等团结，和孙中山五族一家的共和理想遥相呼应。
孙中山虽未亲履西北，却通过谢彬的记述，对新疆的民族问题有了更为具体的感知。1923年1月，他派王约瑟、毕少珊前往西北，致信当地宗教人士，期盼各方同心协力破除发展阻碍，增进各族民众福祉。在致回族人士马文元的信中，他明确宣示推动民族交融，谋求西北建设发展。这些书信当中恳切的期许，正是把五族共和的理念落实到边疆实践当中，背后离不开谢彬游记提供的现实参照。边疆建设，实业开发与民族团结必须并行，只有民生安定、各族同心，开发事业才能够行稳致远。
4、安民固边的制度之思
谢彬以财政部特派员身份赴新，对新疆财政问题尤为关注。他在游记中对新疆财政乱象作了详尽的记录，其中币制之混乱尤为触目惊心。硬货有制钱、红钱、铜元、银元、普尔、天罡七种，纸币又有伊帖、塔帖、官票、老龙票之别，再加上俄币、印度货币流通市面，十余种货币并行，商贸民生深受其扰。田赋体系同样弊病丛生，土地赋税丈量不清，负担分配不均，飞洒诡寄积弊繁多，苛捐杂税名目繁杂，加重百姓负担。
对此，谢彬提出了五项系统性的改革方案：统一名目，使赋税有规可循；清丈土地，使赋税有据可依；编订户册，使赋税有档可查；重定等级，使赋税公允均衡；明定征收经费，使赋税透明规范。同时他看到，左宗棠时期兴办的义学打下初步教育基础，但覆盖面与办学质量仍有很大不足。边疆开发归根到底依靠人，人才培育万万不可忽视。他指出应进一步提高办学质量、扩大覆盖面。
这些来自现实的治理经验，为孙中山的边疆构想补上制度层面的细节。孙中山多次强调发展教育与国家命运的关系，指出“二十世纪之国民，一科学互竞之国民也”。在他看来，中国的贫弱根植于知识的贫弱，西北的开发更是如此，没有教育的普及，便没有人才的涌现，没有人才的涌现，一切蓝图都将是空中楼阁。有鉴于此，孙中山极力主张，政府应大力支持西北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
谢彬的这些财政与行政建议，是建立在四百余日实地考察之上的经验总结，为孙中山“地方自治”与“实业建设”在边疆的落地提供了具体的操作框架，使《实业计划》中的西北开发不仅有宏观蓝图，更有制度设计层面的参照。币制如何统一、赋税如何公平、教育如何普及，这些看似细节的制度安排，恰恰决定了规划蓝图能否在边疆大地上生根发芽。谢彬的贡献正在于此：他以调查员的务实眼光，让西北开发的宏伟构想，有了可以着力的制度支点。
四、跨越百年回响：一部游记折射的近代西北思潮
《新疆游记》最初以连载形式刊发于《时事新报》，随即引发全国舆论广泛关注，《地学杂志》《民心周报》《上海晚报》《湖南日报》等各地报刊竞相转载，迅速成为全国热议的公共议题。1923年4月，上海中华书局将其纳入《新世纪丛书》推出单行本，至1936年，短短十三年间先后重印九次，足见其传播广度。不同于传统文人游记寄情山水，这本书立足家国忧患，以调查报告的形式，把遥远新疆的真实面貌推到内地民众面前，普及边疆危机的现实，唤醒大众边疆主权意识。孙中山亲笔作序，进一步放大它的社会影响力，助推20世纪20年代国内西北考察热潮，后来著名学者黄文弼赴新疆开展考古考察，也随身携带这部著作作为参考。
《新疆游记》在上海《时事新报》上连载
20世纪30年代，国难加剧，国土接连沦陷，开发西北、建设战略后方成为各界共同呼声。这股时代浪潮，正是孙中山西北开发思想的延续。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提出的全国东西均衡发展理念，跳出了传统王朝单纯军事戍边的治边桎梏，将西北开发纳入全国现代化整体布局，追求全国区域均衡发展。以铁路打开交通格局，推行移民垦殖，因地制宜发展农牧工矿产业，用经济发展巩固国防，实现兴业与固边双向赋能。
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的藏书，为我们还原这段思想互动留下珍贵物证。谢彬耗时四百二十七日，跋涉四万六千余里，完成新疆财政、交通、资源、民族、外交全方位田野考察，为孙中山擘画全国建设、制定西北经略方案，输送了极具实证价值的现实依据。
从谢彬的实地行记，到孙中山《实业计划》的宏图擘画，从民国的“开发西北”舆论，到当代共建“一带一路”，百年来的西北国土的认识与建设实践一脉相承。百年回望，孙中山先生收藏的这部《新疆游记》留给我们的，不只是一份历史文献，更是一种启示：国土治理与国家建设，必须扎根实地、体察民情，立足真实的大地，方能绘就行稳致远的发展蓝图。
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 李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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