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五月,武汉的江滩上风很大。两个穿军装的人沿着堤岸走,走到一半,其中一个忽然停住脚,半开玩笑地抱怨:你坐了这个位子,让我在你底下听差,这话以后怎么讲。
另一个笑了笑,没有争辩。
抱怨的人是王树声,名单上他的名字排在第二副司令员。被抱怨的是李先念,湖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名单送到机关里传看的那天,没有人觉得意外。新解放区组建军区,司令员挑熟悉本地的人来做,本来就是常规。唯一别扭的地方在于,熟悉本地的那一位,论红军时期的职务,恰恰是三个人里最靠后的。
按红军时期的旧账,王树声是李先念的老上级,而且不是高半级的那种。
一份任命令,把两个人二十多年的位置翻了个个儿。事情当年没起什么波澜,隔了几十年,反倒被一再翻出来讲。
一、名单贴出来,他自己先坐不住
一九四九年五月,湖北军区在武汉挂牌。机关是新的,辖区是新的,连门牌都得现刷。人事安排不长:李先念一身兼着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王宏坤列第一副司令员;王树声列第二副司令员。
三个人,两个层级,纸面上是再普通不过的搭配。王宏坤的名字夹在中间,也是从鄂豫皖一路打出来的老部队干部,抗战几年一直在外面带兵。三个人排成一列,唯有最上面那一位,在湖北地面上前后待了将近十年。
李先念拿到名单,先做的不是分配任务,而是向上级提意见:这个安排不合适。
他的理由很单一:王树声是他的老首长。红军时期他是团政委,王树声是师长;后来他做了军政委,王树声是军长,再往后是方面军副总指挥。中间隔着的那几级,不是一年两年跨过去的。
让带过自己打仗的人,反过来给自己当副手,他坐不住。
话说得很直,没有绕。他甚至用了“干不了”这样的词。
上级没有答应。
这不是客气,也不是试探。他讲完之后,组织把考虑摆出来,任命照旧。
李先念比王树声小几岁,入党也晚。红军里升得已经不慢,可每一步都踩在王树声后面。这种先后,用不着查档案,两个当事人自己心里最明白。
推了一次没有推掉,他就把这件事收起来,去办别的。这是后面许多事情的起点。
二、一九二七年冬天,山上只剩几十条枪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三日,黄安、麻城一带的农军和农民聚到一起,攻进黄安县城。领头的人里有总指挥潘忠汝,也有二十出头的王树声。
县城的农民政府门口贴了红对联,门楣上写了两个字:红军。后来讲黄麻起义,总要提这一笔,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第一次被叫作红军。当时在场的人未必想到这一层,他们记住的多半是另一件事:旗子刚举起来,枪声就跟着来了。
潘忠汝死在攻城的战斗里。队伍散了,剩下的往北退,钻进木兰山。
清点的时候,站得住的七十来个,枪五十多支。白天藏在沟里,夜里才敢挪窝,饭靠山下农户接济,伤员的伤口用草药敷。
这批人后来被算成红四方面军最早的本钱。王树声是那七十人里的一个,不是后来才投过来的。他跟这支队伍的关系,是从几十条枪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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