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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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秋天，邮局的老李把一个贴满俄文邮票的包裹塞进我怀里时，我整个人愣在原地。
那个包裹沉得像装了砖头，牛皮纸外封上的字迹已经模糊，只有右上角那枚褪色的莫斯科邮戳还能勉强辨认。
我抱着它站在邮局门口，秋风吹过来，手心开始冒汗。
七年了。
七年前的那个冬夜，科里亚提着行李箱走出产房，留下刚出生的三胞胎和一句"母亲病危必须回国"，从此再无音讯。
我一个乡镇代课教师，拖着三个混血娃娃在十二平米的教师宿舍里挣扎求生，白天上课晚上做家教，把玉米饼掰碎了泡开水喂孩子。
村里人背地里说我是被洋人骗了身子又抛弃的傻女人，我听见了，低着头继续往前走。
我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攒够钱把三个孩子养大成人，至于那个一米九六的苏联语文教授，早就该从记忆里抹干净。
可这个包裹的出现，让我所有的自欺欺人都崩塌了。
我把孩子托给邻居，独自回到宿舍，反锁房门，坐在桌前盯着那个包裹看了整整十分钟。
剪刀划开封口的瞬间，一股尘封七年的气息涌出来——松木、旧书页、还有他身上淡淡的烟草味。
我闭上眼深吸一口气，用力掀开盒盖。
看清最上方压着的那件东西时，我浑身的血液彻底冻结——
七年了，我以为早就忘了他，可这个包裹告诉我，有些事从来没有结束过。
01
我叫苏晴，桐安县红旗村人，祖祖辈辈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人。
我爹是村里少有念过几年书的，死活要供我读书，说女娃子也得有出息。我争气，考上了县城师范，毕业后回红旗村当了代课教师，教三四年级的语文。
那一年，县里来了一批外籍教育交流学者，说是要推广外语教育，往各乡镇学校派驻外教。
红旗乡中学分来一个苏联人。
他第一次走进乡里的时候，整条街的人都出来看。
不是没见过外国人，县城里偶尔也有，但那种人通常白白净净，斯斯文文，像个瓷娃娃。
这个不一样。
他足足一米九六，肩膀宽得像门板，头发是深棕色的，鬓角有几缕已经见了霜，眼睛是极深的灰蓝色，站在乡政府门口，就像一棵从北方平原上连根拔来的白桦树，突兀，扎眼，却又莫名其妙地好看。
乡政府的刘主任搓着手把他往里引，嘴里说着蹩脚的普通话："科——里——亚，同志，请进请进！"
那个叫科里亚的男人低头看了刘主任一眼，用不算流利但咬字极清晰的中文说："谢谢，刘主任，我自己走。"
周围一圈看热闹的人立刻炸了锅。
"哎哟，会说中国话！"
"长这么高，说话还这么斯文！"
"是教啥的？"
"听说是教俄文的，还会弹钢琴。"
我站在人群最边上，抱着一摞作业本，只看了他一眼，就低头往学校走了。
村里的热闹我见得多，但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我那时候的全部心思，都在怎么把班上那个总把"的地得"写混的王小虎给掰正了。
真正跟科里亚说上话，是在一个月之后。
乡中学和我们小学共用一个操场，课间的时候，他经常一个人坐在操场边上的石阶上，拿着一本厚书看，偶尔抬头望望远处的山。
那天我正在操场上带孩子们做课间操，广播喇叭突然没声了，孩子们乱成一锅粥，我急得团团转，蹲下来摆弄广播线，怎么也找不到断在哪里。
"需要帮忙吗？"
我一抬头，那双灰蓝色的眼睛就在正上方。
近看比远看更高，他蹲下来的时候，我发现他的膝盖几乎和我的肩膀一样高。
"广播坏了，"我说，"但我找不到哪里断的。"
他接过线头看了两秒，从裤兜里摸出一把小折刀，三下两下把断头重新接好，拿手指压了压，广播里立刻响起了音乐。
"好了。"他把线递还给我。
"谢谢，"我站起来，拍拍手上的土，"你会修这个？"
"我小时候家里穷，什么都要自己修。"他说，语气很平，不像是在博同情，就是陈述一个事实。
我点点头，转身去管孩子们了。
后来他跟我说，就是那一天，他注意到了我。
不是因为我长得好看——他说我那时候的样子，头发用一根皮筋随便扎着，校服外面套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脸上连雪花膏都没擦，整个人土得像地里刚挖出来的红薯。
他注意我，是因为我蹲在地上摆弄那根电线的时候，完全没有因为他走过来而慌乱，只是抬头看了他一眼，眼神里没有好奇，没有仰视，就是正常地看了一个人一眼。
他说，在这个地方，这是头一次有人用那种眼神看他。
我后来听他说这话，笑了半天。
"那是因为我近视，没戴眼镜，根本没看清楚你长什么样。"
他愣了一秒，然后笑出了声。
他笑起来的时候，那双深灰蓝的眼睛会往下弯，眼角有细细的纹，像碎了的冰面。
02
我们真正熟起来，是因为一件让我至今想起来还觉得丢脸的事。
乡中学要搞一个联谊活动，让各班出节目，科里亚被拉去弹钢琴伴奏。我们小学也要出节目，我负责排练，带着班上几个孩子唱歌。
那台破钢琴已经很多年没调音了，音跑得稀里哗啦，孩子们唱着唱着就跑调，我在下面急得直跺脚。
科里亚从侧幕走出来，俯身在钢琴前拨弄了几下琴键，皱着眉，转头问我："这琴多久没调过音了？"
"不知道，我来之前就是这样了。"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我来调。"
我站在旁边看他调琴，他的手指很长，骨节分明，落在琴键上的时候特别稳，不像在干活，像是在跟那台老钢琴说话。
调完之后他弹了一段，琴声一下子清亮了很多，孩子们"哇"的一声叫出来。
"好多了！"我高兴得差点鼓掌。
"还差得远，"他站起来，直了直腰，低头看我，"但勉强能用。"
那天排练结束，我请他在学校食堂吃了顿饭——食堂的大师傅炒了个土豆丝，煮了碗蛋花汤，就这么点东西。科里亚吃得很认真，不剩一粒米。
"你吃得惯？"我问他。
"吃得惯，"他说，"比我们那边的黑面包好多了。"
"你们那边吃黑面包？"
"每天都吃，"他说，"小时候能吃到白面包是过节才有的事。"
我托着腮看他，这才第一次认真想，他也是从苦日子里出来的人。
"那你怎么学会弹钢琴的？"
"学校有台旧琴，音乐老师教的，"他停了停，"老师说我有天赋，让我一直学下去。后来我考上了音乐学院，又转去教文学。"
"文学和钢琴，差得挺远的。"
"不远，"他说，"都是在讲人的故事。"
我当时没太懂这句话，只是觉得他说话跟别人不一样，有种说不清楚的东西在里面。
饭后我们在操场上站了一会儿，天已经黑了，远处的山连成一条深色的线，天上的星星密得像撒了盐。
"你们这里的星星很多。"他抬头看着天。
"城里少？"
"城里几乎看不到，"他说，"莫斯科的夜晚是橙色的，路灯把天都染黄了。"
"那不好看吧。"
"习惯了，"他顿了顿，"但这里的更好看。"
我顺着他的视线抬头，满天的星星就这么铺下来，风从山那边吹来，带着草木的气息。
那一瞬间我没有说话，他也没有说话。
后来我想，大概就是那个夜晚，什么东西悄悄松动了。
再后来，他开始隔三差五往我们小学跑，名义上是借书——乡里就我们学校有几本像样的中文书，但他每次借一本，还的时候总要在门口站一会儿，跟我说上几句话才走。
"苏晴老师，这本《呼兰河传》，作者写得很好。"
"萧红嘛，你看懂了？"
"大部分，"他说，"有些地方的意思我不确定，可以问你吗？"
就这样，借书变成了问问题，问问题变成了在操场边上坐着聊天，聊天变成了一起去县城买东西——
买东西那天，他在街边看见一家卖糖葫芦的，问我："这个是什么？"
"糖葫芦，你没见过？"
"没有，"他盯着那串红彤彤的糖衣山楂，像个孩子，"好吃吗？"
"甜，有点酸，试试看。"
我买了两串，递给他一串，他咬了一口，眉毛立刻皱起来，然后又咬了第二口。
"怎么样？"
"酸，"他说，"但是好吃。"
"你们那边没有？"
"没有这个，"他把剩下的几颗一口气吃完，拿纸擦了擦手，"我们有酸黄瓜。"
"酸黄瓜？"
"腌的，冬天家家都有，"他说，"你要是去莫斯科，我请你吃。"
我当时笑了笑，没当回事。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太随意，像说"明天天气不错"一样，完全没有意识到，这句"你要是去莫斯科"，在那个年月、那个地方，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
村里人的眼睛是最毒的。
没多久，背后的议论就来了。
03
"苏晴，你脑子进水了？"
说这话的是我妈。
她是专门从村里赶过来的，手里拎着一篮子鸡蛋，脸上写满了我从小就熟悉的那种表情——暴风雨来临前的平静。
"妈，你怎么来了。"我把她让进宿舍。
"怎么来了？"她把篮子往桌上一墩，声音立刻拔高了，"你跟那个外国人的事，整个村都传遍了，你爹昨晚气得没睡着觉，我不来能行吗？！"
"传什么了，"我说，"我们就是普通朋友——"
"普通朋友？！"我妈差点把嗓子喊破，"你一个姑娘家，整天跟个洋男人出去，吃饭、逛街、在操场上坐到大半夜，这叫普通朋友？村里人的嘴你堵得住吗？！"
我没说话。
我妈喘了口气，压低声音，换成了哀求的调子："晴啊，妈不是不让你交朋友，但你要想清楚，他是外国人，迟早要回去的。你跟他走近了，图什么？他能给你个家吗？他能在这里陪你一辈子吗？"
"妈——"
"你别妈妈妈的，"她的眼眶红了，"你爹就你一个，含辛茹苦供你念书，就是盼你找个本分的人，安安稳稳过日子。那个洋人再好，他不是我们这里的人，根不在这，你跟他，没有未来的。"
我坐在床边，低着头，没有吭声。
她说的这些，我不是没想过。
但有些话，当一个人已经跌进去了，说这些有什么用呢。
我妈在宿舍里坐了两个小时，把能说的话翻来覆去说了三遍，临走前，她拉着我的手，眼泪终于掉下来了。
"晴，你是妈的心头肉，妈就这一个要求，别走这条路，行不行？"
我捏着她的手，说："妈，我知道了。"
她走了之后，我在宿舍里坐了很久。
窗外操场上有孩子在跑，笑声一阵阵飘进来。
那天傍晚科里亚来还书，站在门口看见我的脸色，他没有问，只是把书轻轻放在桌上，说："我在操场等你，如果你想说什么的话。"
然后他就出去了。
我在宿舍里又坐了十分钟，才起身出去。
他坐在操场边的石阶上，手里拿着那本书，没看，就那么等着。
我在他旁边坐下来，说："我妈来了。"
"我知道，"他说，"我在门口碰见她了，她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他顿了顿，"我能理解。"
"她说你迟早要走的。"
他沉默了片刻。
"苏晴，"他转过头来看我，"你怎么想？"
我看着远处的山，说："我不知道。"
他点了点头，没有再问。
后来他说的话，我记了很多年。
"我没办法跟你保证什么，"他说，"我也不知道以后会怎样。但我知道，我现在在这里，就想跟你在一起。"
风把操场上的落叶卷起来，打了个旋，又落下去。
我没说话。
他也没再说话。
但那天以后，我妈的话就像一粒石子，沉进了我心里最深的地方，再也没浮上来过。
我们在一起，是在那年的第一场雪之后。
他来找我，手里拎着一包东西，说是从县城买来的，让我猜里面是什么。
我猜了半天，他不告诉我，最后把包打开，里面是一盒糖，红纸包着，每颗上面印着金色的花纹。
"俄罗斯糖，"他说，"托人带来的，你尝尝。"
我剥开一颗放进嘴里，甜得发腻，里面有榛子，香气很浓。
"好吃吗？"他看着我。
"甜，"我说，"太甜了。"
"我们那里的糖都这么甜，"他说，然后停了很长时间，"苏晴，我喜欢你。"
我手里还攥着那颗糖纸，皱得皱巴巴的。
"我知道，"我说。
"那你呢？"
我低头看着手里的糖纸，说："我也是。"
那是我们说过的最笨拙的一次表白，没有什么浪漫的场景，就是宿舍门口，一盒俄罗斯糖，他站着，我坐着，说了两句话就什么都定了。
后来我问他，你那天为什么要带糖来。
他说："因为我想让你记住那个味道。"
"什么意思？"
"如果你以后想起我，"他说，"就去买一颗糖吃，甜的，很甜的那种。"
我当时笑他："你说得这么悲观干什么，好像我们就要分开似的。"
他笑了笑，没有回答。
04
我们的婚事，比我想象的要艰难得多。
我爹从知道这件事的那天起，就没跟我说过话。
整整三个月，他把自己关在堂屋里，不吃我做的饭，见了我绕道走，就像我突然变成了一个陌生人。
我妈夹在中间，两头受气，每次见我都是眼睛红红的。
"晴啊，你爹说了，你要是嫁了那个外国人，就不要认这个家了。"
"他真这么说的？"
"他说的话比这还难听，"我妈抹了把眼泪，"你是不了解你爹的脾气，他这辈子最认死理，你要是真走这条路，他这关真的过不去。"
我站在院子里，看着堂屋紧闭的门，说："妈，我已经想好了。"
"晴！"
"他愿意办结婚证，"我说，"他去县民政局问过了，手续都齐，他愿意留在这里。"
我妈愣了一下："他愿意留下来？"
"他说他申请延长交流期，能多待两年，"我说，"两年之后的事，以后再说。"
我妈的眼神变得很复杂，看了我半天，最后叹了口气，进屋去了。
那天夜里，我爹开了堂屋的门。
他站在门口，背着手，沉默地看了我很久，然后转身进去，把门关上了。
但第二天早上，桌上多了一碗热腾腾的粥。
那是他做的。
他没说什么，我也没说什么，就这么揭过去了。
婚礼办得极简单，就在乡政府登了记，请了乡中学和我们小学几个同事吃了顿饭。
科里亚换了件深色的衬衫，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高出在场所有人将近一个头。
他不会说方言，席上大家跟他说话，他就笑着点头，实在没听懂的，就扭头看我，用眼神问：他说什么？
我在旁边给他翻译，他就重新转向对方，认认真真地回答。
我爹坐在角落里，从头到尾没怎么说话，但我看见他偷偷打量了科里亚好几眼。
酒过三巡，我们学校的老校长端着杯子走过来，拍了拍科里亚的肩，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说："小伙子，你要好好待我们苏晴，她是个好孩子。"
科里亚站起来，比老校长高了将近一个头，他弯下腰，认真地点头，说："我知道，我会的。"
那一刻，我爹的脸色动了一下，然后重新低下头，喝了口酒。
婚礼就这么过去了。
简单得像一场普通的聚会，但我知道，从那天起，我的生活拐进了一条从来没有想象过的路。
婚后的日子，说不上多好，也说不上多难。
我们住在学校分给我的宿舍里，只有一间半的房子，科里亚的腿太长，睡觉要蜷着，久了就腰疼。我们攒了几个月的钱，去县城买了张加宽的床板，他才算能平躺着睡。
他做饭不行，每次下厨都是灾难，不是放盐放多了，就是火候没掌握好，炒出来的菜连猫都不吃。
"你不用做，"我每次把他做的饭悄悄倒掉，重新炒一盘，"我来就好。"
"这不公平，"他站在灶台边看我，"你上一天课已经很累了。"
"那你去洗碗。"
"好。"他真的去洗了，洗得很认真，每个碗都要过三遍水。
这就是我们的相处方式，没什么大起大落，就是这样把日子往前推。
他在乡中学教俄文，课余的时候给孩子们弹弹琴，偶尔也帮我改改作文，他的中文越来越好，连一些俗语都能说得有板有眼的。
"苏晴，今天有个学生跟我说'你真是个旱鸭子'，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不会游泳。"
"我会游泳。"
"那他就是在夸你喽。"
"夸我？"他想了想，"不对，他明明是在嘲笑我。"
“……那你理解错了。”
“'旱鸭子'应该是不会游泳的意思，”他说，"但我能理解反话，他是用反语。"
我绷不住笑出来："你还知道反语？"
"我是教文学的，"他一脸严肃，"语言学是基本功。"
这样的日子，平淡，细碎，琐屑，但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温度。
那是我头一次觉得，日子是有味道的。
怀孕是在婚后第八个月。
起初我以为是累的，工作太多，睡眠不够，后来反应越来越大，实在熬不住了，去县医院查了一下。
医生看完报告，抬起头，表情有点奇怪："苏老师，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什么？"
"三胞胎，"他说，"三个。"
我在椅子上坐了很长时间，没有说话。
回去的路上我一直没开口，科里亚在旁边走着，走到一半停下来，低头看我："你不高兴？"
"不是不高兴，"我说，"就是有点……懵。"
"三个，"他重复了一下这个数字，像是在消化，然后他的嘴角慢慢弯起来，"好，三个好。"
"你倒是高兴得起来。"
"为什么不高兴，"他蹲下来，让自己的眼睛和我平视，"苏晴，这是我们的孩子，三个，我当然高兴。"
我看着他这张脸，高鼻梁，深眼眶，灰蓝色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是认真的，是我见过最认真的那种。
"三个孩子，你养得起吗？"我说。
"你养不起，我养，"他说，"我们一起养。"
05
三胞胎是冬天生的，整个孕期我大着肚子上课，一直上到临产前一周才停下来。
我妈来陪产，在医院里守了两天两夜，把手上的老茧都磨薄了。
孩子们生下来的时候，科里亚在外面的走廊上，来来回回走了三个小时，我妈后来说，他把那段走廊的地板都快踩出个坑来，每次护士推门出来，他就立刻冲过去问，护士跟他说普通话，他愣了好几秒才反应过来。
三个孩子，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都是混血，眼睛随他，深深的，一出生就睁着，像在打量这个世界。
科里亚第一次抱孩子的时候，他的手在抖。
我从产床上看过去，这个一米九六的高大男人，抱着一个小得像猫一样的婴儿，整个人小心翼翼到了极点，连呼吸都放轻了，就那么低着头看，眼睛红了。
"哭什么，"我虚弱地开口，"大男人。"
他没有抬头，说："我没哭。"
声音是哑的。
护士在旁边忍着笑。
那段日子是我记忆里最热闹也最狼狈的时光。
三个孩子，三张嘴，同时哭的时候，整个宿舍楼都能听见。
科里亚不怎么会带孩子，但他肯学，拿个小本子在上面记怎么冲奶粉，记孩子的喂奶时间，半夜爬起来换尿布，第二天顶着两个黑眼圈去上课。
"你昨晚几点起来的？"我问他。
"两点，然后四点，"他揉了揉眼睛，"然后就没睡着了。"
"那你去眯一会儿，课还没开始。"
"没事，"他端着碗喝了口粥，"我年轻的时候在工地干过活，连着三天没睡，也没事的。"
"你还在工地干过活？"
"大学第一年，"他说，"家里供不起，自己挣学费。"
我看着他这个人，一米九六的大个子，端着一只缺了口的碗，眼睛里挂着疲倦，就那么平平地说起那些年的难。
我忽然想，这个人的日子，从来也不是容易过来的。
我妈在这里住了一个月，帮我们把最难熬的那段撑过去，临走的时候，她抱着三个孩子挨个亲了一遍，到了门口，又折回来。
"科里亚，"她站在门口，用方言说了几个字。
科里亚听不懂方言，愣了一下，看向我。
我翻译给他："她说，这三个孩子，你要对他们好。"
他站起来，冲我妈弯了弯腰，说："会的，岳母，我保证。"
我妈的眼睛红了，转身走了，走出去两步，又回来，从兜里摸出一把零钱，往桌上一放，说："买奶粉用。"
然后就真的走了，走得很快，像是再慢一步就要哭出来。
那是我妈第一次叫他科里亚，以前她从来都是"那个外国人"。
孩子满月后的第三天，出事了。
那天夜里，孩子们刚哄睡着，科里亚的手机响了。
他拿起来看了一眼，脸色变了。
"怎么了？"我问。
他没有立刻回答，拿着手机走到窗边，压低声音说了很长时间，全是俄语，我一个字也听不懂。
电话挂掉，他站在窗边，背对着我，很久没动。
"科里亚？"
他转过身，脸上的表情是我没见过的那种，不是悲伤，是一种更深的东西，沉的，往下坠的。
"我妈，"他说，"病危。"
我愣了一下。
"什么病？"
"心脏，"他说，"一直有毛病，这次……严重了。国内的兄弟刚发来电报，让我赶紧回去。"
房间里安静下来，三个孩子睡着，均匀的呼吸声在黑暗里此起彼伏。
"你要回去？"我轻轻问。
他看着我，没有说话。
那一刻，我心里有什么东西揪了一下，但我还是说："那你去吧，妈在那边，你得回去。"
"孩子们——"
"孩子们有我，"我说，"你先去，处理完了再说。"
他在床边坐下来，拿手捂了捂脸，然后抬起头看我，说："苏晴，我去去就回来。"
"嗯。"
"我是认真的，"他握住我的手，"我去去就回来。"
"我知道，"我说，"快去准备行李吧。"
他站起来，从床底下把那个黑色的行李箱拖出来，一件一件往里放衣服，放得很慢，像是在拖延什么。
放到一半，他停下来，转头看我。
"苏晴。"
"嗯。"
"对不起。"
我摇摇头："不用道歉，你妈妈病了，你当然要回去。"
他重新低下头去收行李，没再说话。
那天夜里，他抱着三个孩子，一个一个地，把脸埋进去，久久不动。
后来他回到床边，拉着我的手，说了一整晚的话，从他小时候在莫斯科的巷子里踢球，说到他第一次见到我的那个下午，说到他觉得这辈子最幸运的事，是拐进了这个没有任何人想来的小地方。
他说着说着，声音越来越低，最后我也不知道他说到哪里，就睡着了。
第二天天还没亮，我送他到宿舍楼门口，他在门槛处停住脚，回头看了一眼里间——三个孩子还在睡，均匀的鼾息声从里面透出来。
他站在那里，看了很长时间。
然后低下头，对我说："苏晴，等我回来。"
"嗯。"
他走了出去，脚步声在走廊里回响，越来越远，直到彻底消失。
我站在门口，听着那脚步声消失的方向，窗外天光刚刚泛出一丝白。
我以为他会回来的。
我真的以为他会回来的。
第一个月，没有消息。
我以为是他路上太赶，到了忙着照顾他妈，没有时间联系。
第二个月，我写了封信，寄到他给我的莫斯科地址，没有回音。
第三个月，我托乡中学的刘主任帮忙联系，刘主任那边问了一圈，说联系不上，对方学校那边说科里亚已经不在交流名单里了。
不在名单里了。
这五个字，我在宿舍里站着看着刘主任写给我的那张纸条，看了很久很久。
三个孩子在地上爬，两个儿子追着个皮球互相抢，小女儿抓着床脚站起来，摇摇晃晃的，扭头冲我笑，露出两颗刚长出来的小米牙。
她的眼睛是深灰蓝色的，像她爸。
我把那张纸条叠好，压进床底下的铁皮盒子里，起身去切了半个红薯，煮成糊糊，一勺一勺地喂小女儿。
村里人的话，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多起来的。
"你看苏晴，被洋人骗了，三个娃一个人拖着，日子怎么过哦。"
"早就说嘛，洋人靠不住的，沾了便宜就跑。"
"那三个娃，一看眼睛就知道，混血，以后在这乡下怎么做人？"
"活该，当初谁劝都不听——"
我在小卖部门口听见这些话的时候，手里提着刚买的洗衣粉，脚步顿了一下，然后继续往前走。
脚步一直很稳，没有停，没有回头。
但回到宿舍关上门的那一刻，我在门后坐下来，膝盖抱着，把脸埋进去，就那么坐了很长时间。
那七年里，最难的不是钱，是开家长会。
大儿子苏远第一次上学，我送他去教室，老师点名的时候叫"苏远"，他站起来，同桌的小孩扭头打量了他半天，然后大声说："老师，他眼睛的颜色跟我们不一样！"
整个教室哄堂大笑。
苏远就那么站着，没哭，没跑，就是把嘴抿得很紧，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动，像他爸思考问题时的样子。
放学我去接他，他背着书包走出来，我问他："今天怎么样？"
"还行，"他说，"就是有个同学叫我'蓝眼睛'。"
"你怎么说的？"
他想了想，说："我说，你怎么没有蓝眼睛？"
我愣了一秒，然后笑出来，蹲下来捏了捏他的脸："好，说得好。"
他抬头看我，露出一个小小的、有点得意的笑。
那双眼睛，灰蓝色的，深的，每次我看见，就像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
我不去想那扎的是什么。
日子还要过，孩子还要养，这就够了。
我爹那一年冬天过来看我，进门看见我的样子，没说什么，放下带来的一袋子红薯，把宿舍里里外外收拾了一遍，临走的时候站在门口，背对着我，说："晴，钱不够，吱声。"
就这么走了。
我爹这辈子最不会说软话，那是他说过的最轻的一句话。
那七年里，我白天上课，晚上给人补课，把每一分钱掰成两半花，三个孩子的衣服总是大的穿完小的穿，鞋子破了就补，补了再穿。
二儿子皮得很，整天在村子里野跑，回来裤子上全是泥，膝盖没有哪天是干净的。有一回他把腿划破了，血顺着小腿流下来，他跑进来，气喘吁吁，仰着脸跟我说："妈，我没哭。"
"谁让你哭了？"我一边给他上药，一边说，"又跑哪里野去了？"
"操场后面的沟里，"他咧着嘴，"我能跳过去，就是落地没站稳。"
"下次跳不过去就别跳。"
"下次我能跳过去，"他斩钉截铁，"我再练练。"
我绷不住，把脸别过去，不让他看见我笑。
小女儿最安静，喜欢坐在我旁边，看我改作业，偶尔伸手在我的本子上画一笔，然后抬头看我，眼睛里全是得意。
有一天她从书包里掏出一张纸，工工整整地递给我。
"妈，这是我给你画的。"
我接过来看，纸上画了三个小人和一个高高的大人，高得把纸边都顶出去了，大人旁边写了三个歪歪扭扭的字。
我看了很久。
"念念，"我轻声问她，"这三个字，你在哪里学的？"
她眨眨眼睛，说："老师教的，我觉得好看，就给你画了。"
我把那张纸叠好，放进抽屉最里面，没有再提。
那天早上，我把三个孩子送去上学，回来路过邮局，老李从里面追出来，把那个包裹塞进我怀里。
"苏老师，你的，从国外寄来的，等了好些天了，你总算来了！"
我低头看了一眼寄件地址。
莫斯科。
我在邮局门口站了很久，秋风吹过来，周围的梧桐叶一片一片往下落。
手心开始冒汗。
我把孩子托给邻居，独自回到宿舍，反锁房门，坐在桌前盯着那个包裹看了整整十分钟。
窗外的太阳已经偏西，房间里光线有些暗，我没有开灯，就那样坐在暗处，看着那个包裹。
它像一个潘多拉魔盒，不知道打开之后会看到什么。
是希望？
还是绝望？
我深吸一口气，从抽屉里拿出剪刀，手指握住剪刀柄，对准包裹的封口。
剪刀划开牛皮纸的那一刻，一股混着松木和书页的气味从里面涌出来。
那是科里亚身上的味道。
我的手停在盒沿上，停了有十几秒，才慢慢把盒盖掀开。
看清最上方压着的那件东西时，我浑身的血液像是停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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