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钱穆先生对清代评价是最不好的,直接说清代是没有制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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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虽然集权,但好歹还能算作“制度”;清代,所有制度都是承袭明代,却加了许多的“私心”,一种钱穆称之为“部族政权”的私心,加了私心就不能称为“制度”了,只能叫“法术”。

那这篇就聊聊,清代是如何用“法术”来代替“制度”的。

一、中央政府:军机处与寄信上谕。

明代废除了宰相,皇帝总揽其成;清代,皇帝更进一步,把整个政府变成了自家私产。

第一,设立“军机处”。

清代的内阁,是个公开的政府机构;雍正,为了保持军事机密,在内阁之外,又弄了个南书房,叫“军机处”。

理论上,军机处只是皇帝的书房,里面的军机大臣也只是皇帝御用,并非政府的正式最高行政首长,最多算个私人秘书。

但渐渐的,政府实际重要政令出自军机处了,皇帝也不到文华殿、武英殿商量政事了,内阁成了摆设。

第二,发明“寄信上谕”。

清代政府发布最高命令称“上谕”,分为两种。

一种是“明发上谕”。

但这种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事,比如皇帝出外巡幸、上陵、经筵、救荒,以及中央政府尚书、侍郎(六部副部长)以上的升降,晓谕中外诸事。

这些先由内阁拟好,皇帝同意了,由内阁交到六部执行,这是历史朝代向来的惯例。

另一种叫“寄信上谕”。

这是清代独有的,不按“明发上谕”程序,直接由皇帝军机处寄给受命令的人。

这个方式有个特点,保密,寄给江苏巡抚的上谕,只有他能看到,其他人要看,那是死罪。

开始是说这个东西是军事机密,越少人知道越好,但后面成了皇帝的人私人通道。

公开的约定才能叫制度,当一切事情都变成秘密,不再公开,就不能算制度了,只能叫法术。

第三,六部满汉夹用。

明代六部尚书权力相当大,尤其是吏、兵两部,全国用人、调兵,都要经过这两部,皇帝上谕下颁,要经六部;地方事情上传,也要经六部。

清代六部,权力就小了,尚书已经不能对下直接发命令了。更不同的是,清代六部尚书、侍郎设立两套班子,一个满,一个汉,都是单独汇报皇帝。

以前六部,一个部是一尚书、一侍郎,实行正副长官;清代,一个尚书,两个侍郎,满汉分开,一个部就是6个长官,六部就是36个,每个人都是单独向皇帝汇报,皇帝寄信上谕,也只给某一人,里面讲些什么事,谁也不知道。

至此,人人猜忌,人人小心。

第四,压制言论。

明代虽说皇帝专制,但六科给事中还能对皇帝上谕提意见;到了清代,给事中的官还有,但已经台谏合一,失其本职,成了摆设。

清制还不允许民间有公开发言权,当时府学、县学都有明伦堂,清廷在每个明伦堂里都置有一块石碑,碑是横躺的,因此叫作“卧碑”,卧碑上写着三条禁令:第一,生员不得言事;第二,不得立盟结社;第三,不得刊刻文字。

三条禁令,正好对应近代要争取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

明代还特别奖励大家发言、公开发言,到了清代,就不允许人讲话了。

这成什么制度呢?不就是满洲部族政权为了便于统制中原,搞的一些无理的法术。

二、地方政府:军事统制与各处禁区。

清代的政府,是一种军事统制,更是一种部族统制。

第一,督抚常设。

明代,布政使是最高地方首长,总督、巡抚不是常设,有了事才派出,事情做完了就撤销;清代在布政使上面又常设有总督与巡抚,布政使成了下属,总督、巡抚就变成正式的地方行政首长。

地方行政从县到府,而道,而省,四级,上面再设总督、巡抚,就变成五级。关键到了军事时期,总督、巡抚又不能作主,还要由中央另派人,叫什么经略大臣、参赞大臣等。

为什么这么搞?

怕呗,清代就不想地方官有真正的权力。

第二,满人掌兵。

满洲军队称“八旗兵”,是清朝的武力主干;全国各军事要地,都派八旗兵驻防。

八旗兵下面,是“绿营”,说是汉人军队,但将领还是满洲人。

各省总督、巡抚,差不多在原则上也只用满洲人;汉人做到总督、巡抚封疆大吏的,虽也有,但不多。汉人带满洲兵做大将军的,二百多年间,只有一个岳钟琪。

这可以说明清代政治,完全是一种军事统制;而这种军事统制,又完全是一种部族统制。

第三,设立禁区。

以上两种,他们还觉得不够,心里还是发虚,设置禁区,留给自己一个退路。清政府把关东三省划成禁地,不许汉人出关,直到光绪末年,河北、山东人才可以出关开垦。

郑成功收收复台湾,建立明郑政权,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号,长期与清朝朝廷分庭抗礼,清明后面攻占台湾后,也划为禁地,不许福建人私渡。

第三个禁地,是今天的察哈尔和绥远,清朝把它划成为禁地,不许添住一户家,也不许多垦一亩地,因为这些地方接近蒙古,他们要把蒙古人和汉人隔开,不使相接触。

第四个禁地是新疆。因此地土壤肥沃,尚未开辟,他们要留作满洲人的衣食之地,希望满洲人能到那里去,故不许汉人前往,直到左宗棠平定回乱以后,才开始放开。

正因为有这些私心的法术,在中国境内无端划出许多处禁地,形成许多特殊区域,所以这些地方,有的是荒落了,有的则开发得特别迟。

三、考试制度:羁縻牢笼。

清代的考试制度,可以说是一种愚民政策。

晚清末年,邹容在《革命军》书里有说:六部衙门的满郎中、员外、主事缺额约四百名;而汉郎中、员外、主事缺额不过一百六十二名。是六部满缺司员,视汉缺司员而三倍。

邹容这番话,指出了清代部族政权的真实意图。中国考试制度的用意,在开放政权,选拔真才,来分配于政府各部门。现在清代的部族政权,根本没想政权开放,所以考试只是成为羁縻牢笼的一术。

所以,考试只是想让汉人们尝到一些甜头,开放小官小权,只是一种妥协而已。

况且清代伴还有“文字狱”,康熙、雍正、乾隆时,哪个知识分子敢讲真话,这些真相只能在旧纸堆里考据了。

四、经济财税:地丁摊粮。

清代在赋税上的设计,是“地丁摊粮”,即摊丁入亩。康熙五十一年,清廷下诏永不加丁赋即人口税;雍正时期,干脆把丁银全部摊进田赋里。

从此,中国没有了人头税。

满清自己夸这是“仁政”,但钱穆指出:

第一,从中国历史讲,唐代两税制,早把丁税摊派入地租;后来还要农民服差役,明代提出一条鞭法,再拿差役归入于地租。

满洲人入主中原,一切都照搬明制,那么差役已经摊在田租里。到了康熙时,再来一次“地丁合一”,这还是照着中国历史在演进,最多恢复了明代万历年间的旧额。

第二,地丁合一后,实际上赋税还是在增加。

第三,这带来一个后果:清朝把“人头税”(丁税)取消并入“土地税”,国家收税只找有地的人,那些没有房产土地的穷人,就再也不用向国家交税了;既然不交税,他们在经济和行政上就和国家失去了直接的联系。

这样,国是国,他是他。

五、政权本质与革命必然。

钱穆先生指出,中国传统政权,无论汉、唐、宋、明,都是“士人政权”,政权背后没有私势力,清是“部族政权”,皇帝背后有全体满洲人撑腰,才能真独裁。

这种私心政权,导致晚清变法注定失败。

康有为想“变法”,以为中国的问题只是“皇帝专制”,只要改制度就行。他没看到皇帝背后有一个满洲部族,光绪皇帝跳不出满洲人的圈子,想改革也改不了。

章太炎看透了主权,主张革命。

孙中山先生表示,非革命不可,革命之后再变法,把皇位传袭彻底废除。

六、清代制度得失小结。

清代全没有制度,只有法术;法术是纯粹出于私心的,私心决不能形成制度。

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但当时人误把满清的制度看成秦始皇以来的全部传统。于是因对满清政权的不满,影响到对全部历史传统文化的不满。

一切传统文化被推翻,一般人对国家已往传统的一种共尊共信之心也没有了,这是钱穆认为近代中国政治上最大的问题,也是他写本书之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