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五年一月,红军进了遵义城,打开一座军阀的仓库。
门一开,在场的人都愣了一下。
不是金银财宝吓人,是那批盐。白花花的盐包码得像墙,折算下来,光这一项就是几十万块银元。
那笔书抵得上多少人的血汗?那会儿一个普通工人干一个月,工钱也就几块。
可更要紧的是,这些盐落在谁手里,又打算怎么分出去。
要弄明白这批盐的分量,得先知道那几年贵州人过的是什么日子。盐在别处是灶台上的作料,在这片山里,它能顶半条命。
斗米换斤盐:一个省的死结
贵州有个绕不过去的难题:地里不长盐。
吃盐只能从四川往山里运。人背,马驮,翻几百里山路。脚力钱、过路钱、关卡钱,一层一层加上去,等盐到了百姓灶台上,价钱早就翻了几个跟头。
跑这条路的人叫脚夫,也叫背二哥。一根木杵,一个背篓,上百斤的盐包压在肩上,走几十里就得歇一歇。山路窄,雨天滑,一脚踩空,连人带盐都找不回来。盐还没进贵州,路上先折掉一层人。
山里人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一斗米才换一斤盐,一斤盐要掰着吃半年。
这话不是吓人。米是活命的口粮,盐也是活命的物件,两样都得省。山里人家炒菜,捏一撮盐在锅边转一圈,这就算下过盐了。有的人家连这一撮都省,筷子尖蘸一下,意思意思。一辈子没吃过几口正经咸味的人,在贵州乡下不算稀罕。
盐商的日子也不好过。运盐要交保押金,要应付沿途的关卡和土匪,一趟下来,赚的未必够赔的。有些人干脆把盐掺上碎石、兑水充数,买盐的人明知吃亏,也只能认。
缺盐的账,最后都记在人身上。脖子慢慢肿起来,肿得像拳头,走山路常能碰上这样的人。那不是怪病,是穷出来的病,医学上叫碘缺乏。
更麻烦的是,盐被几道关卡层层把着。官盐、私盐、过路抽头,每一道都要剥一层皮。老百姓买不起,只能少放;少放就缺,缺了更买不起,这个圈子越勒越紧。
可盐并不是真没有。
问题在于,盐攥在谁手里。
背盐包出身的“贵州王”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王家烈坐上贵州省政府主席的位子,还兼着国民党第二十五军军长。
这人出身桐梓的穷苦人家,年轻时干过“背二哥”,背着上百斤的盐包在山道上跑。盐在贵州意味着什么,他比谁都清楚。
也正因为清楚,他下手比谁都狠。
早年背盐包的时候,他见过盐怎么从码头一点点进山,也见过老百姓为了一小撮盐掏空家底。等他自己掌了权,这套门道没用来便宜乡邻,全用来填自己的库房。
凡是盐从四川进贵州的路子,他都插上一手。再掺和鸦片买卖、层层加税,盐、烟土、捐税三样,全成了他的钱袋子。盐价一路往上抬,抬得比猪肉还贵。盐巴在他仓库里堆成白墙,账本上的数越写越长,贵阳、桐梓那边的宅子、铺面也一处一处添起来。
他管盐,也管税,还管烟土。三样东西摞在一起,贵州老百姓的日子就压得直不起腰。
老百姓吃不起盐,他的仓库里盐堆成山。
这个反差,就是整件事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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