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延安杨家岭,窑洞外面的空地上摆了一张木桌。
桌上有炖鸡,有白米饭,还配了几样带油水的菜。那年月,延安的锅台上一年到头见不着几回荤腥,一只鸡的分量,比今天一桌席面还重。
张罗这顿饭的人,平时连条棉裤都舍不得换新的。他请的客人,是个从重庆辗转来的女演员,年纪轻轻,名气已经不小。
开饭以前,他问过她一句:你父亲是谁。
她答了三个字。桌上这顿饭,就是从这三个字里长出来的。
一顿鸡,在延安不算小事
1940年的陕北,日子是掐着指头过的。日本军队从1938年起把八路军的队伍列成重点打击对象,国民党那边又在边区外圈拉起封锁线,粮食、布匹、盐、灯油,样样都卡着。
战士们能吃饱一顿就算不错,肉端上桌,那是过年才有的排场。
可延安那几年偏偏热闹。抗战的旗子一立,天南海北的人往这儿涌,写文章的、画画的、唱歌的、演戏的,一拨接一拨。1936年到1942年,边区的文艺社团冒出来一百多个,露天场子上隔三差五就有演出。白天开荒,夜里看戏,日子苦,人却不蔫。能看上一场戏,对老乡来说就是难得的乐子,戏台底下再挤也没人抱怨。
那阵子最让人嚼舌根的客人,是从重庆一路辗转过来的黎莉莉。
她随身带着三十多人的摄制班底,要拍抗日片子《塞上风云》。队伍从山城出发,一路往延安走,上千公里,穿过沦陷区,过了一道又一道封锁线,人困马乏,才在延安歇下脚。胶片、器材、几十号人的吃喝,全在路上磨。
她的名头放在当年,响得很。《小玩意》《体育皇后》《大路》,片子一部接一部,叫好又叫座,和王人美并着肩,人气直追阮玲玉。
这样的人物,按说该端着点。她没端。一有空,就把同行的人拉到空场上,给老乡演抗日的短剧。台下人头挨人头,后头的人踮起脚,脖子伸得老长。
消息传得快。毛主席听说了,叫上朱德,两个人不声不响地混进人堆里,仰着脖子看戏。
台上唱得正酣,台下也有人咬耳朵。有人讲,台上这姑娘根本不姓黎,那位歌舞界的大人物黎锦晖,也不是她亲爹;还有人接话,说她本姓钱,亲爹是个老革命,走长征的时候没回来。
一句一句钻进耳朵里。毛主席坐在人群当中,心口像被什么碰了一下。台上那张脸还年轻,眉眼却让他想起了另一个人。
散了场,他没急着走,上台跟演员挨个握手。轮到黎莉莉,他停了停,问她叫什么名字。
「我叫钱蓁蓁。」
「你父亲呢?」
「我父亲是钱壮飞。」
就这一句,像揭开一只压了多年的旧箱子。次日,杨家岭的窑洞前头,木桌上摆开了鸡和米饭。
湖州那个会画画的后生
1895年,浙江湖州,一户做买卖的人家添了个男娃,取名钱壮飞。
湖州这地方出读书人,做丝绸、做茶叶的人家,也舍得在子弟身上花功夫。这孩子脑子快,手也巧:字拿得出手,画也画得像样,后来又迷上了无线电。二十世纪初的中国,会摆弄无线电的人,比会念洋文的还稀罕。
湖州的水路通上海,商号里的账本、码头上的货船,他从小见得多了。在这样的地方长大,人容易活络,眼界也不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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