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日本军国主义本质上是一个落后民族“穷人乍富”后，意识到无力改变国际规则后的心理畸变。二战虽然是日本军国主义政治豪赌，但是其精神根源可以追溯到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留学生西周引进西方国际法制度后的臆断。
这种执着于片面有利解释，或者说迷信“相信的力量”（信じることの力），本就是日本民族性中偏执的方面，在心术不正但又进入日本统治核心的学者西周的加持下，强化了被生存焦虑困扰的日本统治阶级对国际法的错误理解。
如今随着高市早苗当局给军国主义招魂，并在扩军备战的极右翼道路上狂奔，日本社会显然又滋生了政治豪赌的冲动。特别是日本极右翼对二战战败的极力否认，在日本特有的“耻文化”加持下，正逐步演化成一种日本国民对军国主义集体无意识参与。因此审视这段历史，也可以对高市内阁可能的军事或政治冒险举措进行必要的心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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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珂 白俄罗斯国立大学硕士
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派遣留学生西周等人远赴欧洲学习国际法，本意是追赶西方、学会运用国际规则保护自身国家利益。然而，西周在接触国际法学说的过程中，截取其中有利于强权的部分，剥离法律内在的道义约束，形成一套功利化的国际法认知。这套被扭曲的法理思想，后来被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所吸纳。当日本武力侵占中国东北，被国际联盟阻止之后，日本代表退出国联，公然蔑视国际秩序。军国主义者迷信强权大于公理，自以为掌握了列强的“生存密码”，肆意践踏国际法，最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自食恶果。
一、早埋祸根
19世纪中叶，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率领一支舰队来到日本，锁国两百余年的日本被迫打开国门。面对西方列强的炮舰外交，日本朝野意识到，想要摆脱被动挨打，不仅要学习坚船利炮，还要弄懂西方国家口中的“万国公法”，也就是近代国际法。德川幕府决定选派青年学者前往欧洲，直接学习西方政法知识，西周因此被派往荷兰莱顿大学。
西周出身低级武士家庭，1863年来到荷兰，师从莱顿大学教授西蒙·菲塞林（Simon Vessering）。菲塞林不仅讲授自然法、国际法、政治学、统计学，同时也是研究格劳秀斯的重要学者。就在西周留荷的1864年，维瑟林发掘、整理了一份尘封两百余年的手稿——雨果·格劳秀斯（Hugo Grotius）早年为荷兰东印度公司撰写的《捕获法》，这份手稿此前长期被束之高阁，从未公开流传。就这样，西周接触到格劳秀斯思想不为人熟知的原始文本，这对他理解国际法产生了阴差阳错的影响。
1865年，西周学成归国。彼时正值明治维新的前夜，新旧政权交替，急需熟悉西方法制的人才。西周很快登上日本思想与政治舞台。1868年，他将留荷笔记整理编译，出版《毕洒林氏万国公法》，这是日本第一部直接源自欧洲一手讲义的国际法著作，成为日本官员、学者学习国际法的核心读本。
但遗憾的是，西周在研究格劳秀斯理论时，出现了重大的认知偏差。他注意到，格劳秀斯承认“正义战争”概念，当国家权利受到侵害时，可以诉诸战争作为最后的救济手段。西周由此得出一个片面结论：国际法并不绝对禁止战争，战争可以作为维护国家权利的工具。他并没有完整吸收格劳秀斯理论的全部前提：战争必须是穷尽一切和平手段之后的最后选项，战争的发起需要有真实存在的权利侵害作为前提，征服者不能随意把武力当成攫取领土的借口。
回到日本之后，西周身兼学者与官僚双重身份。他不只是著书讲学，深度介入明治维新时期的国家制度构建。他参与起草日本陆军、海军诸多法令，主导编纂《军人训诫》《军人敕谕》，参与制定征兵制度，对近代日本军队思想塑造发挥关键作用；同时他又创办学术团体明六社，传播西方思想，担任东京学院院长，后来跻身元老院、日本国会贵族院议员，成为明治政府的高层人物。
西周把那套功利化的国际法认知扩散到日本精英圈层。在他的解读之下，国际法不是一套限制强权的共同契约，而是一套强者可以灵活运用的工具。他承认所有主权国家在法理上平等，但又强调，现实国际社会，实力才是实现权利的基础。日本想要跻身世界强国行列，就必须拥有强大军备，必要时可以用武力维护本国利益。这种思想，给后来的军国主义留下巨大的理论缺口：既然列强可以借助战争获取利益，日本同样可以效仿。
二、刻舟求剑：格劳秀斯的历史真相与日本人的功利误读
被后世尊为“国际法之父”的雨果·格劳秀斯，其思想诞生于十七世纪荷兰海外扩张的时代背景，“圣卡塔琳娜”号事件，是理解格劳秀斯早期著作的一把钥匙。
1603年，荷兰海军上将雅各布·范·海姆斯凯克（Jacob Hendriksz. van Heemskerck），在新加坡近海捕获了葡萄牙的巨型商船“圣卡塔琳娜”号。这艘商船满载中国瓷器、生丝、麝香，价值惊人，拍卖之后直接让荷兰东印度公司资本增加五成以上。但是这次截捕行为本身充满争议：在一部分股东眼中，这种海上劫掠近乎海盗行径，葡萄牙也强烈要求归还船只与货物。为化解危机，荷兰东印度公司聘请年仅二十出头的天才法学家格劳秀斯撰写文书，为扣押商船的行为辩护。这位海军将领还是格劳秀斯的表兄，这也让这份辩护文本带有私人利害的色彩。它成为他最著名的作品《战争与和平法》（De Jure Belli ac Pacis Libri Tres）的出发点。在这部著作中，格劳秀斯认为战争是一种强制执行法律权利的合法工具。它在1625年法兰克福书展上销售。它引起了轰动，很快就成为战争法的教科书。到18世纪，《战争与和平法》仅拉丁文本就出了50版。
客观看待格劳秀斯，不能简单将其视作只为殖民掠夺服务的御用文人。他的后期巨著《战争与和平法》系统构建近代国际法框架，区分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明确反对仅仅为攫取土地、财富而发动战争，反对以宗教差异作为开战理由，主张战争需要受到法律约束，奠定现代国际法重要基石。但是他早期为东印度公司辩护的《捕获法》，的确立足于荷兰现实利益，论证在特定条件之下，武力捕获敌国商船具备合法性。格劳秀斯的思想本身就存在两面性：既有对普遍自然正义的追求，又有为本国海外扩张进行法理辩护的现实面向。
可当这份文本传到日本，日本知识分子却采取“刻舟求剑”式的阅读。在西周以及后续日本法学家的理解中，他们看到的逻辑是：当年荷兰为争夺海外贸易利益，可以动用武力捕获他国船只，并且可以借助法学家的论证，把武力行为包装成合乎法律的正义行动。既然欧洲强国可以这么做，那么日本自然也可以照此办理。
这种思维在日本不断发酵。不少日本军政精英形成一种“和尚摸得，我摸不得”的扭曲心态：西方列强通过战争、殖民、不平等条约，在全世界攫取巨大利益，既然西方国家能够依靠武力扩张获得地位，那日本作为后起国家，同样有权复制这套路径。他们并不关心国际法内在的道义内核，只关心这套规则能不能给自己的扩张行为提供说辞。他们学习国际法，不是为了自我约束，而是要学会如何钻规则空子，用国际法包装侵略行为。
甲午战争之时，明治天皇宣战诏书便明确宣称日本的行动将遵守国际公法；日俄战争，日本同样处处援引国际法为自己军事行动寻找说辞。但他们所引用的，恰恰是被自己片面裁剪之后的版本。当日本发动突袭、挑起战争的时候，就会极力论证自己属于“正当自卫”；当自己处于不利地位，便视法律为废纸。这种选择性利用法律的习惯，为后来九一八事变之后的疯狂举动做好思想铺垫。
三、走火入魔
1931年9月18日夜，关东军蓄意炸毁南满铁路柳条湖段路轨，反诬中国军队破坏铁路，随即发动事变，武力侵占中国东北。日本关东军的行动并没有得到东京内阁正式批准，但是日本政府事后选择追认既成事实，扶植伪满洲国傀儡政权，把中国东北置于军事占领之下。
面对这一赤裸裸的侵略行径，中国向国际联盟申诉，请求国联主持公道。国际联盟组建李顿调查团，实地前往中国东北调查事件真相。1932年，李顿调查团完成调查报告。报告书明确指出，九一八事变并不是日本所说的自卫行为，伪满洲国不是东北民众自发独立运动的产物，而是日本武力操纵下的傀儡政权，东北主权属于中国。
裁决结果使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恼羞成怒。1932年12月8日，在回应李顿报告书时，日本代表松冈洋右生拉硬扯，将调查结论对日本的攻击比作“基督受难”（Passion of Christ）。“我们日本人觉得我们现在被审判了。欧洲和美国的一些人甚至希望在20世纪把日本钉上十字架。先生们，日本随时准备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松冈尖声咆哮：“我们是正确的！”“我们是正确的！”他威胁要退出国联。
1933年2月23日国际联盟对调查团的报告进行表决，结果是42票赞成，1票反对。反对票当然是日本投的。投票结束后，松冈登上讲台，宣布：“日本认为自己不可能接受国联大会通过的报告。”他离开了讲台。他走在过道上，摘下眼镜，用它招呼同伴也离开。日本代表团跟随松冈走出了会场大门。
在衣帽间，松冈紧张地拿出一支雪茄烟，把尾端剪了下来，划了根火柴，把它对到了雪茄的前端。可能是退场时戏剧性场面的震撼，以及电影摄像机拍摄时发出的嗡嗡声造成的干扰，他并没有注意到雪茄没被点着。他气喘吁吁地走出大楼，钻进了一辆锃亮的豪华轿车，汽车水箱盖上插着一面太阳旗。
1933年3月27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退出国际联盟。日本彻底挣脱国联体系的道义束缚，在侵略道路上越走越远。侵占热河、策动华北自治，步步蚕食华北，直至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此后又南下东南亚，挑起太平洋战争。
此时的日本军政界，正是抱着那套被扭曲的国际法逻辑。他们的内心深处延续着从格劳秀斯旧案例衍生出来的强盗逻辑：当年欧洲列强可以用武力夺取殖民地，荷兰可以在海上劫掠商船，英国、法国瓜分亚非土地，为什么日本就不能在东亚扩张？既然西方可以做，日本为什么不可以。既然国际联盟的裁决不利于本国，那就干脆甩开这套国际机制，我行我素。
可时代早已变迁。十七世纪荷兰、葡萄牙海上争斗，是近代国际法尚未成熟时期的旧时代产物。到20世纪，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国际社会已经建立国联体系，否定赤裸裸的武力征服，《非战公约》已经明确谴责把战争当作国家政策工具。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拒绝正视时代变化，更高估了自身实力，拿着几百年前殖民时代的旧案例，拿来为二十世纪的侵略辩护，完全无视国际秩序已经发生根本变革。
当然，国联本身存在巨大局限，没有强制军事制裁的手段，面对日本侵略，更多停留在道义谴责，无法以武力制止侵略。日本军国主义者自命不凡，错把国联的软弱当成国际法彻底失效的证据。他们以为只要军事足够强大，就可以无视全世界的反对，靠刺刀改变领土格局，殊不知尊重客观规律才是强者总结出来的经验。
日本不断扩大战争，战线越拉越长，树敌越来越多。侵略激起中国全民族持久抵抗，也引来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共同反击。曾经骄横的日本军国主义，最终迎来毁灭性打击。1945年，在反法西斯力量打击之下，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侵占得来的东北归还中国，日本本土遭到战火重创，明治维新以来数十年扩张所得损失殆尽。那些蔑视国际法、迷信武力的军国主义分子，不少人站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为侵略罪行接受审判。
回顾这段历史，教训格外深刻。日本军国主义者“和尚摸得，我摸不得”的流氓式思维，只会带来短暂虚幻的胜利。当一个国家抛弃国际共识，执意依靠武力去抢夺利益，挑战整个国际秩序，无论一时军事上多么风光，最终必然会被历史反噬。日本军国主义从曲解国际法开始，以悍然退出国联走向狂妄，最后在战火之中彻底崩塌，这段历史，是留给后世极为沉重的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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