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1日,「丈夫与第三者做试管婴儿」案迎来新进展:上海市徐汇区检察院经审查认为,本案尚不符合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的立案条件,对妻子朱女士提出的刑事立案监督申请不予支持。她当场递交了听证申请。
回看案情:婚姻存续期间,朱女士发现丈夫与第三者持伪造的结婚证、以夫妻名义在上海一家医院接受辅助生殖,胚胎已形成。今年5月,公安机关认定二人存在使用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的违法行为,各行政拘留5日。朱女士不服,认为应追究刑责,遂申请立案监督。
检方的答复里,争议焦点被朱女士自己点破了:「社会影响力不等于社会危害性」。这个案子舆论热度极高,但热度不是刑法的入场券。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要审的是行为本身的社会危害程度;用一次假证做试管,换来行政拘留5日,在现有法律框架内并不算轻纵。刑法有它的谦抑性——它不回应愤怒的音量,只回应危害的刻度。
可朱女士的路为什么走得这么难?重婚罪:公安机关认为没有犯罪事实,不予立案;刑事自诉:法院经通知补正后仍未收到犯罪证据材料,不予受理;伪造证件:刑责够不上;胚胎处置:卫健委答复无相应职责;离婚:丈夫先起诉、又撤诉,如今几次上门求和解,她不敢见面。她一路撞上的每堵墙,其实都在指向同一个空白——婚外辅助生殖这件事,在现行法律里几乎没有人管。
医院凭一纸假结婚证就推进了试管,胚胎形成后一度「封存了事」,销毁还要靠原配反复争取。辅助生殖的婚姻真实性审核、婚外胚胎的处置规则、原配的救济渠道,至今都缺一份明文。朱女士的官司是她一个人的,但她撞出的缺口是制度欠的账。
也要说句公道话:不予刑事立案,不等于法律说她丈夫没错。行政拘留5日是实打实的处罚,以人格权为案由的民事诉讼已在徐汇区法院开庭,婚外胚胎也已销毁。法律不是没有回应,只是回应的分量,和公众期待的分量之间,隔着一条河。
朱女士说,她会继续依法走完程序。听证之外,更该被听见的,是那片空白地带——下一次再有人拿着假结婚证走进生殖中心,不该再靠一个妻子的愤怒来补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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