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东京3瓶毒可乐毒死2人，凶手至今不明，却改变了日本瓶盖|东京|可乐|巧克力|日本|横滨|焦糖|糖果

"这可乐，坏了"

"这可乐，坏了。"

说这句话的，是一个16岁的高中生。

时间是1977年1月4日，凌晨1点多。地点是东京品川站附近一栋员工宿舍的二楼。

他把嘴里那口可乐吐掉，跑到水龙头下漱口。大约五分钟后，他两只手攥着拳头，脸朝下倒在地上，再没有醒过来。

那瓶可乐不是他买的。一个多小时前，有人在路边电话亭的地上捡到它，瓶盖好好地扣着，看上去从没开过。

把它放进电话亭的人是谁，到今天也没有人知道。这个案子在日本早已过了追诉时效，就算那个人今天走进警察局，法律也拿他没有办法。

可他和你之间，也许并不遥远。你今天拧开一瓶饮料，瓶盖下面那一圈"咔"地断开的塑料环，在日本就是从这一类案子之后普及开的。

在讲那圈塑料环之前，还有一个人要先记一下。

就在少年喝下可乐的两个小时前，3日晚上11点10分左右，一个住在附近的初二学生滑完雪回来，钻进同一个电话亭给朋友打电话。他看见地上躺着一瓶可乐，一边说话一边把它捡了起来。

瓶口"噗"地轻响一声，漏出一点可乐，沾湿了他的拇指和食指。他顺手舔了一下手指。

是苦的。

他又觉得这瓶盖好像一拔就掉，不太对劲，本来想喝的，最后还是把瓶子放回了地上。

五十分钟后，另一群人走到了这个电话亭门口。

品川王子大饭店，1977年这里还是溜冰场，第一现场就在旁边。图源：维基共享资源/Abasaa

电话亭地上的10日元

1月4日零点前后，6个年轻人从品川站出来，往公司宿舍走。

他们都在东海道新干线的餐车上干活，男女都有，刚收工。宿舍离车站走路五分钟。他们横穿第一京浜国道，往南走了大约200米，经过港区高轮4丁目一个溜冰场旁边的电话亭。这个溜冰场后来拆掉，盖起了品川王子大饭店。

一个女孩先看见电话亭下面掉着一枚10日元硬币。

她推开折叠门去捡，又看见亭子地上躺着一瓶可口可乐，是当时最常见的190毫升玻璃瓶。那时候日本的可乐，还是瓶装的天下。

瓶子虽然倒在地上，盖子却扣着。大家猜是谁打电话时忘在这儿了。有人起哄说运气好，拿着吧。女孩说："我不想喝可乐。"转手把它给了一行人里年纪最小的那个。

就是那个16岁的高中生。

他家在京都，在读高一，父亲是国铁的职员。趁着寒假，他托关系进了新干线的餐车公司打工，12月30日才上岗，在东京和大阪之间的列车上当服务生。原稿说他是暑假出来打工，这一点是错的，1月份的日本正放寒假。

零点15分左右，6个人回到宿舍，轮流洗了澡。1点钟前后，几个人聚到二楼的娱乐室，开了啤酒。少年喝完啤酒，去隔壁食堂拿出那瓶可乐，撬开盖子，想一口气灌下去。

然后就是开头那一幕。

同伴叫来了救护车，他被送进附近的品川综合医院。医生给他切开气管、洗胃，能做的都做了。早上7点半过后，少年还是走了。

可乐被送到警视厅科学检查所，检出了氰化物。

后来警方根据附近居民的目击推定，这瓶可乐是3日晚上7点半到8点之间被放进电话亭的。从被放下，到被少年喝下，中间隔了五个多小时。舔过手指的初二学生，是它的第一个"顾客"。

警方这时候还以为，这是一桩孤立的投毒。

2006年清晨的品川站高轮口，第一京浜国道从站前经过。图源：维基共享资源/PekePON

被当成路倒的人

少年死后不到一个小时，第二个人被发现倒在了路边。

1月4日早上8点15分，沿着第一京浜国道，从第一个电话亭往北约600米的人行道上，附近一名公司职员发现一个穿工作服的中年男人倒在地上。救护车把他拉到医院，人已经没了。

他身上没有伤，口袋里只有25日元现金，一个挎包，里面是一瓶功能饮料和一条毛巾。

没有人认识他，看起来就是一个冻死、病死在街头的流浪汉。日本管这种叫"行き倒れ"，也就是"路倒"。按惯例，路倒的人要送到东京都监察医务院做行政解剖。

解剖结果出来，又是氰化物。

警视厅这才回头细查他倒下的那一段人行道。他倒下的地方，有吐出可乐的痕迹。约100米外的一根电线杆底下，立着一个没有盖子的可乐瓶，还剩七成。旁边的护栏上，有几道像是用来撬瓶盖的划痕。电线杆再往前十来米，有个电话亭，里面有可乐洒过的印子，电话亭和电线杆之间掉着两个可乐瓶盖。

这几样东西，全部检出了氰化物反应。

这个男人46岁。确认他的身份，靠的是指纹。

这一点，很多中文视频讲错了。我看的那个视频说，警方在可乐瓶上提取到指纹，一比对，比中了一个在逃13年的通缉犯，于是怀疑他就是凶手。

真实情况正好反过来。指纹不是从瓶子上来的，而是从死者手上来的。这个男人年轻时两次因盗窃被捕，指纹留在了警方档案里。后来他在冈山卷进一桩小额诈骗，警方找他问话时，他跑了。从那以后，他和家里断了音讯，整整13年。

家人再一次得到他的消息，是他的死讯。

他不是凶手。他是第二个被害人。他大概是在清晨走过那根电线杆，看见一瓶没人要的可乐，在护栏上撬开了它。

这时候的警视厅已经明白，可乐不止一瓶。附近几个警署的警察被调来，把品川站一带翻了个遍。

他们还不知道的是，就在他们满街找可乐的这个早上，放可乐的人很可能还在附近活动。

日本街头的公用电话（2011年摄，非案发现场）。图源：维基共享资源/Tsuyoshi Satoh

60倍

1月4日中午12点50分左右，品川署的警员在北品川1丁目一家叫永谷商店的小店门口，找到了第三瓶。

它摆在店门前红色公用电话的台子上，盖子扣得好好的。这里离第一个电话亭也是600米左右，只不过方向不同，在靠海的老街区里。三个现场都在品川站方圆300米以内。

鉴定结果是很强的氰化物反应。

警察找到它之前，有人已经差一点把它拿走了。

住在商店后面的一个初三学生，被奶奶打发出去跑腿。一出门，他就看见电话台上立着一瓶可乐。他正好口渴，伸手要拿，又觉得这瓶可乐上半截的颜色比平常的淡了一些，有点怪，加上跑腿要迟到了，就想着回来再拿回家喝。

十分钟后他回来，警察已经站在那里了。

开头那个舔手指的初二学生，觉出的是一点苦；这个初三学生，看出的是颜色淡了一截。两个孩子都只隔着一个念头。

警视厅科学检查所的分析结果出来：毒物是氰化钠，也就是俗称的"青酸钠"。它和青酸钾一样，人的致死量只有0.15克到0.2克。

第一瓶剩得太少，测不出准确含量。但少年只含了一口就吐掉，人还是没救回来，里面的毒肯定超过了致死量。

第二瓶，按满瓶折算，大约是致死量的10倍。

第三瓶，那瓶差一点被初三学生拿回家的，接近致死量的60倍。

原稿里还说四瓶可乐的含量分别是多少克多少克，有两个数字我查遍资料也找不到出处，这里就不用了。

氰化钠不是小卖部能买到的东西，可它在工业上用途很广，电镀、冶金、印刷制版、金属淬火除锈都离不开。从品川往南，经川崎到横滨，是大片的工厂区，电镀厂很多。警方的排查就从这里开始，一路查喜欢喝可乐的年轻人，查能接触到氰化物的涂装、加工从业者。

能用的物证只有三个可乐瓶和四个瓶盖。上面没有指纹。

瓶盖上都印着一个"T"，说明它们出自东京可口可乐装瓶公司在东久留米市的多摩工厂。瓶盖上的编号还能对出生产时间：第一瓶是1976年10月中旬，第二瓶的两个瓶盖是9月下旬，第三瓶是8月下旬。厂方要求小卖部两个月内卖完。

查到这一步，线索断了。这四瓶可乐，是同一批次几百万瓶里的四瓶，资料里的说法是"900万瓶中的4瓶"，谁都可能在任何一家店里买到。

那是1977年，没有DNA鉴定，街头也几乎没有监控摄像头。

可是附近居民接下来的一串证词，让案子变得更让人发毛。

2005年7月的东京港区柘榴坂。图源：维基共享资源/Traianus

柘榴坂上会挪动的可乐

品川站前有一条坡道，叫柘榴坂。

警察在附近挨家走访时，陆续有十几个人说，他们在这条坡上见过可乐。时间从1976年11月中旬开始，一直到1月3日案发当天。

装满的普通瓶可乐，有时候在坡道的绿化带里，有时候在人行道的路缘石上，有时候在电话亭里。

更怪的是，这些可乐不是放下就不管了。过几天，它们会挪个位置，每次挪五到十米。

有个公司职员说，12月20日那天，他看见一个小学生模样的孩子从绿化带里捡起一瓶可乐，正要喝，失手掉在人行道上摔碎了。两天以后，同一个位置又出现了一瓶新的。

就像有人在补货。

这些可乐里到底有没有毒，已经无从知道，因为在那一个半月里，没有人因此出事。警方越来越倾向于一个判断：投毒者在第一现场附近，已经反复"测试"了一个半月，看路人对一瓶没人要的可乐会有什么反应，放在哪里最容易被拿走。

原稿说他还在测试"放多少毒喝起来才不苦"，这个说法我没有找到出处，警方推测的只是前一种。

1月8日的《朝日新闻》晚报，登过两种对犯人的推测。

一种说，这是一个在社会上不得志的人，把平日的不满用扭曲的方式发泄出来。他专挑正月动手，正是一年里人人心情最好的几天。几年前日本还流行过一种恶作剧，往穿着节日盛装的人身上泼硫酸、盐酸，心理是相通的。

另一种说，这是一个偶然弄到了氰化钠的人，想试试它到底有多毒。

无论哪一种，都指向同一个让人睡不着的事实：他和死者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少年也好，那个46岁的男人也好，只是恰好路过。

据说日语里"愉快犯"这个词，就是从这个案子开始流行的，指那种作案只为看社会恐慌取乐的人。这一点只是一种说法，我没有找到能确证的出处。

整个一月，东京人提心吊胆，商店里没人敢碰来路不明的饮料。投毒者没有再出现。

一个多月后，他出现在了大阪，也可能只是另一个人。

东大阪街头的可乐售货机。图源：维基共享资源/Tokumeigakarinoaoshima

藤井寺的20分钟

1977年2月13日，早上6点20分左右，大阪府藤井寺市。

一个39岁的司机在去上班的路上，拐进公司几百米外的一家酒铺，从自动售货机里买了一包"Hi-Lite"香烟。他看见售货机顶上放着一瓶可乐，顺手拿了下来。

两米外的公用电话台上，还有一瓶，只剩八分满。他以为那是谁喝剩的，没动。

他在一家糖果运输公司开车。他带着那瓶可乐到了糖果厂的物流中心，同事们一看就劝他："那东西喝不得，里面不知道放了什么。"

他说："我喝了一口，没事。"然后走到外面，把剩下的一口气喝光了。

没走几步，他就觉得难受，躺到办公室的座椅上，嘴里念叨"手麻""发冷"。同事叫来救护车，7点半左右他被送进医院，打上点滴，大约一个小时后恢复了意识。医院当时的判断，是他身体不舒服，或者喝了变质的可乐。

醒过来以后，他对陪着的两个同事说了一句让人在意的话：酒铺的公用电话那儿，还有一瓶可乐。

两个同事开车掉头回去，在电话台角落里找到了那瓶八分满的可乐。一个人戴着手套拿起来，用手一拔瓶盖，轻轻松松就开了。

"这怕是跟东京闹的那个一样……"

羽曳野署先测了一遍，没有检出毒物。保险起见又送到大阪府警科学搜查研究所，这一次，检出了氰化物反应。

警方走访后确认，可乐被放到那家酒铺，是在当天早上6点到6点20分之间。也就是说，司机看到它的时候，放它的人离开最多不过20分钟。

这个司机后来对人说过一段话，资料里留了下来：

"东京的事我是知道的，可看到可乐瓶的时候，压根没想起来。两三天前，我还刚叮嘱过孩子，别喝来路不明的可乐……把不相干的人卷进来，太乱来了。我自己也知道该提防的。真丢人，真丢人。"

2月16日，他出院了。

2月17日中午，搜查本部的警员想再找他问问情况，登门时没人应门。进屋后发现，他倒在二楼起居室里，已经没有了呼吸。家里人都出了门，他在家里开煤气自杀，没有留下遗书。他生前一直对妻子念叨："闹成这样，真丢人。"

原稿说他是"喝了可乐、不听劝，觉得愧疚才自杀"。可日本的资料并没有这么轻易下结论，反而列了几个疑点。

没有人亲眼看到他喝下可乐，同事只看到他拿着瓶子走来走去。他在医院里的说法前后不一，一会儿说"在现场喝了一口"，一会儿说"用公司的开瓶器打开喝的"。他被送到医院时，是自己走进诊室的，血压、脉搏都正常，身上没有氰化物中毒典型的血液异常和发绀，医生根据问诊判断是肝功能低下，只给他打了三瓶点滴。

后来还查到，他有一点欠债，前一年还在一家钉子销售公司上班，认识电镀厂的人。

可他家庭和睦，怎么看都没有理由去"自导自演"一场投毒。资料最后给出的评价只有一句：这是一件让人想不通的事。

他为什么死，和东京的投毒者是不是同一个人，到今天都没有答案。

而就在他自杀的三天前，东京又出事了。

东京站八重洲地下街的一处入口（2009年摄）。图源：维基共享资源/Kentin

情人节的40盒巧克力

2月14日，情人节，东京站。

车站地下的八重洲地下街，南端有一段楼梯通道。一个43岁的公司社长在这里看到一个购物袋，里面装着40盒格力高杏仁巧克力，包装都是新的。

要是在一个月前，这多半会被当成谁落下的情人节礼物。可那一年的东京人，刚经历过电话亭里的可乐。社长起了疑心，把袋子送到了派出所。

派出所按遗失物处理，收进了仓库。

日本的规矩是，食品类的遗失物保管一段时间没人认领，就交给厂家换成钱，六个月后还没人来领，这笔钱归捡到的人。这袋巧克力放了10天，没人来认。2月24日，它被交还给江崎格力高的东京分店。

格力高的人一检查，发现不对：每一盒的玻璃纸都被割开、又重新粘回去过，盒盖上的生产批号全被剪掉了。

第二天，这批巧克力被送到大阪的格力高总部中央研究所化验。

40盒，每一盒里都有一粒巧克力，混进了接近致死量的氰化钠。

其中一盒的内盒背面，用片假名橡皮章盖着一行字：

"オコレルミニクイニホンシンニテンチュウヲクタス"

没有浊音符号，读起来有点别扭。翻过来是：对骄傲丑陋的日本人，降下天诛。

在派出所的仓库里放了10天，在厂家手里又放了一天，这40粒毒巧克力一粒都没有流出去。最先救下它们的，是那个社长的一点疑心。

同一天，还有一个人就没这么走运。一个男人在神田站的厕所里捡到一块巧克力，上了电车就吃了，随即失去意识，在秋叶原站被救护车拉走。医院诊断为食物中毒，他第二天就出院了，也没有报警。

直到第二年，这件事才传到侦查员耳朵里。他们化验了这个男人留着的巧克力，检出了微量氰化钠，手法和八重洲那一批一样。

警方重新走访后，又有好几个人说，在2月14日之前，就在东京站见过装着巧克力的袋子。

巧克力和可乐，是不是同一个人干的？没有定论。

一个月后，警方曾经以为抓住了一条线。

3月15日，一个穿白大褂的男人走进横滨鹤见区的一家电镀厂，掏出横滨市公害对策局"水质检查员"的名片，说要检查厂里的氰化钠。因为接连的投毒案，那段时间电镀厂的检查本来就严，社长信了他。社长接了个电话回来，男人和一块20克的氰化钠药片一起不见了。

两天后，3月17日晚上，羽田飞往仙台的一架全日空航班起飞两分钟后，一个年轻男人亮出一个像手枪的东西劫机。飞机6点44分返回羽田，7点15分，机场警察冲进机舱厕所，发现他已经服下氰化物死了。

他是一个26岁的暴力团成员，也就是那个冒充检查员的人。他和一连串投毒案的关系被仔细查过，结论是：投毒案发生的那几天，他都有不在场证明。

这是整个案子里，警方唯一一次怀疑错了人。线索又断了。

带防盗环的金属螺旋瓶盖，拧开时下沿的环会断开。图源：维基共享资源/Symposiarch

一圈会断的环

凶手找不到，可日子还得过。日本社会能做的，是让下一个人不再那么容易中招。

案发之前，用自动售货机卖250毫升回收玻璃瓶饮料，在日本还很普遍。案子之后，这种售货机很快就少了，只在少数有人看着的店里，以自助的形式留了下来。

罐装饮料改成了拉环式，一旦拉开就复原不了，250毫升和350毫升的直筒罐成了售货机的主流。瓶装饮料换成了螺旋盖，拧开的时候，盖子下沿那一圈封口环会断开、掉下来，谁动过一眼就能看出来。瓶子的形状也改了，好让它能从卖罐装的售货机里出来。

社会上还发起了一场宣传：不是自己当场买的东西，捡到了，绝对不要吃，不要喝。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变化并不都是因为这一个案子，有日本作者就指出，一升装大瓶改用螺旋盖，未必是在回应投毒案。可这个案子，是日本人第一次被逼着认真去想：一瓶看起来没开过的饮料，凭什么让人放心喝下去？

在1977年，答案是"凭瓶盖扣着"。品川那个电话亭证明了，这个答案不够。

五年之后，同样的问题在美国用更惨的方式又问了一遍。

1982年9月底，芝加哥地区先后有7个人吃了泰诺胶囊后死去，最小的是个12岁的女孩。有人把氰化物装进胶囊，再把药瓶放回商店的货架。强生召回了大约3100万瓶药。当年11月5日，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紧急规定，要求非处方药必须使用防篡改包装。第二年，美国把篡改消费品定为联邦罪行。那个凶手，同样没有抓到。

日本这边也没有消停。

1984年，江崎格力高的社长被绑架，自称"怪人21面相"的一伙人随后宣称在格力高的糖果里下了毒，又把矛头转向森永等食品企业，往商店货架上投放有毒的糖果。格力高只能自掏腰包，把产品撤下货架。这个案子也一直没破。

1977年八重洲地下街的那40盒巧克力，也是格力高的产品。我要说清楚，没有任何证据把这两个案子连在一起，这只是一个事实上的巧合。

1985年，日本又出了一连串投毒案。有人把混了除草剂百草枯的饮料，放在自动售货机的取货口或者机器顶上，路过的人以为是别人忘拿的，拿起来就喝。多数资料说至少13人死亡；日本资料里引用的警察厅统计口径更宽，当年饮料投毒案一共78件，37人喝下，17人死亡。

日本的资料里还提到，到1985年，能看出是否被打开过的新式容器还在过渡期，开封、未开封的区别，很多人并没有当回事。

从1977年的品川，到1985年的自动售货机，同一种杀人方式隔了八年又杀了一轮人。

无差别投毒最可怕的地方，就在"无差别"这几个字：投毒者和被害人之间没有任何关系，警察顺着人际关系查，查不到；他可以在任何一条街、任何一个时间下手，路人防不胜防。这样的凶手，很多时候就是抓不到。社会能做的，只剩下一件事：让每一次"被动过"都看得见。

那一圈会断的塑料环，就是这样来的。它防的不是某一个凶手，而是所有可能找不到的凶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