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枪响之后,剩下的那个孩子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四日,天还没亮透,歌乐山坳里的风已经带了凉意。特务把一批人从牢里提出,押往电台岚垭。枪声响过,二十九岁的江竹筠再没有站起来。十五天后,重庆城头换了旗,她没有看见那一天。

她身后留下一个男孩,小名云儿,学名彭云,那年刚三岁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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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岁的孩子记不住母亲的脸。他后来能拼出的印象,只有一张牢里传看的旧照、几页香烟纸上的字,和旁人的讲述。偏偏有另一个人,用往后近三十年的日子,替他把这段空白补齐了。

那年没人能预料这孩子会走哪条路,更没人能预料二十四年后,他会与另一位二十九岁就义的女共产党员的亲戚成为一家人。两条相隔二十年的线,最后绕成了一个圈。

二、从自贡童工到一场掩护婚姻

一九二〇年,四川自贡江家湾,一户农家添了个女婴,取名江竹君,后来改名江竹筠。地少人多,日子紧得转不开。她八岁那年,锅里的米见了底,母亲带着她往重庆方向逃荒。

十岁,她进袜厂做童工,指头上磨出的茧一层压着一层。书却一直惦记,后来她考进南岸中学,毕业又进了中国公学附中。课余她接触到思想、组织、主义这些新东西。

一九三九年,她十九岁,在党旗下宣了誓。

入党以后做的并不是站在人前喊口号的事。白天当学生、当职员,夜里接头、递情报、发展关系。出趟门,走哪条巷子、跟谁搭话,都得在心里过一遍,错一步就没有第二步。一九四〇年秋,她到中华职业学校读书,同时掌管该校地下党的组织工作,主要面对青年学生。表面看她的日子静得像一潭水,脚底下踩的却是刀刃。

一九四三年,组织上交给她一项差事。彭咏梧在中央信托局挂着中级职员的公开身份,一个人住,十来个人挤一间宿舍,进进出出的眼睛太多,开展工作处处掣肘。组织决定给他配一个「家」,用夫妻的名分做外壳。这桩差事落到了江竹筠头上。

她那一年二十三岁,未婚,党龄四年。挑中她,是因为她机敏,读过书,能替组织处理机密文件和联络。这段婚姻从第一天起就是假的,只是工作需要,两人维持的只是掩护关系。

可假的未必一直假。一同工作,一同转移,同一屋檐下躲风险,年头久了,情分真的长出来。一九四七年,重庆市委把组织大中学生斗争的任务交到她手上,她同时在彭咏梧手下负责《挺进报》的联络与发行。这份差事的凶险不比前线少,每送出一份东西,都可能有人因此掉脑袋。

这时又压进来一件更麻烦的事。战时从云阳那边传回重庆一个消息:谭正伦——彭咏梧留在老家的原配——连同她的儿子,据说都死在日机轰炸中。真假一时无从查证,彭咏梧信了。

一九四五年,经组织同意,两人正式成婚。次年四月,儿子彭云在成都出生。那是一个短得几乎抓不住的喘息口。孩子刚会喊人,内战的烟已经从四面涌了进来。

三、托孤:两个从未照面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