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陆弃

10日,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致信联合国秘书长、安理会主席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要求谴责美国悬赏征集伊朗核计划相关情报的做法。据伊朗方面称,美国政府近日提出最高2000万美元的悬赏,征集涉及伊朗核计划的信息。阿拉格齐认为,这一举措可能助长间谍活动,使核设施、核材料、技术设备以及核领域科学家和专家面临更大风险,并要求联合国依据《联合国宪章》关注此事、追究美方责任。这封信将一项情报征集行动推向国际外交层面,也使伊朗核问题再次牵涉核设施安全、国际监督和国家主权之间的复杂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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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此次反应如此强烈,关键并不只在于悬赏金额,而在于情报征集所涉及的对象和范围。核计划不是单纯的工业项目,它同时涉及能源技术、科研体系、战略安全和国家防务。核设施的位置、设备运行情况、核材料储存信息以及科研人员身份,一旦被用于军事情报分析,就可能成为制定制裁、破坏行动乃至军事打击方案的依据。对伊朗而言,公开悬赏征集这些信息,意味着美国试图把部分情报收集工作延伸到政府机构之外,借助社会网络和私人线索扩大获取信息的渠道。

这种方式与传统国家情报活动并不完全相同。政府通过情报机构开展秘密搜集,是国际政治中长期存在的现象;但公开发布悬赏,则会把特定目标转化为更广泛的社会动员对象。知情者可能出于金钱、政治立场或个人利益提供信息,信息来源和真实性也更加复杂。即使悬赏最终没有直接导致设施遭袭,它仍可能刺激针对科研人员、技术人员和相关机构的监视与渗透活动。伊朗担忧的,正是情报收集从国家机构之间的隐蔽竞争,进一步扩展为面向个人和社会网络的公开动员。

阿拉格齐在信中特别强调核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可能成为攻击目标,这一担忧并非没有历史背景。伊朗核计划过去曾多次卷入网络攻击、设施破坏和针对相关人员的安全事件。围绕这些事件的责任认定长期存在争议,但它们已经使伊朗将核计划安全视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种背景下,任何涉及核设施、技术人员和科研信息的外部行动,都容易被德黑兰理解为更大范围安全压力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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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伊朗将美国悬赏行动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体系联系起来,也提出了一个需要审慎区分的问题。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监督,主要目的是核实核材料是否被转用于非和平用途,其制度基础是成员国履行相关协定义务,并通过核查、申报和保密机制维持监督可信度。它并不意味着核设施的所有信息都向外公开,也不意味着机构能够阻止所有国家开展独立情报活动。伊朗要求机构防止监督信息泄露或遭到滥用,涉及的是核查资料的保密性与机构独立性;但美国悬赏是否直接使用或获取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密信息,仍需要证据才能判断。

这一区别十分重要。如果将情报悬赏、国际核查和核扩散问题混为一谈,争论就容易从具体行为是否合法,滑向相互指责的政治对抗。国际原子能机构需要维护核查资料的安全,也必须保持专业判断,不应被任何一方当作政治施压工具。对美国而言,公开征集信息是否会增加核设施和相关人员的安全风险,也应当接受必要的国际审视;对伊朗而言,维护主权和反对外部干预,并不能替代其履行核不扩散义务、接受国际核查的责任。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美伊之间的核争端早已超出技术核查的范畴。美国关注伊朗核能力可能带来的地区安全影响,伊朗则将核技术发展与国家自主权、安全保障和抵御外部压力联系起来。双方对核计划的性质、风险和解决路径缺乏基本互信,导致技术问题不断被安全化、政治化。核设施信息本来可以通过国际核查机制得到一定程度的验证,但当双方都怀疑对方借助监督、制裁或情报活动谋求战略优势时,制度本身也会成为争议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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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信还反映出伊朗试图将争端放到多边框架中处理。向联合国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同时提出交涉,既是外交抗议,也是争取国际社会关注的一种方式。伊朗希望把美国的行动置于国际规则之下讨论,而不是让美伊双方继续在单边制裁和反制措施中循环。不过,联合国能否采取实质行动,取决于相关事实、法律依据以及安理会成员国之间的政治分歧。伊朗提出追责要求,并不意味着相关机构必然认定美国违反国际法。

核安全最忌讳的,是情报竞争与军事对抗相互叠加。当核设施成为情报搜集目标,科研人员被置于安全风险之中,任何信息误判都可能引发难以控制的后果。国际社会真正需要维护的,不是哪一方在外交争论中占据上风,而是核查机制的可信度、核设施的安全以及各方避免误判的最低共识。伊朗的信件能否带来实际回应仍有待观察,但它提出的问题不应被简单归入美伊口水战:在核问题高度敏感的地区,情报活动的边界、国际监督的独立性和国家安全之间,必须有清晰而可核实的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