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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的上海,白色恐怖笼罩着整座城市。
彼时,位于北四川路的内山书店已经成了上海文化界人士心照不宣的一个特殊聚集地。
这家由日本人内山完造开设的书店,表面上卖书,骨子里却是无数进步人士来往交流的隐秘港湾。
店里常有一位身形消瘦、戴着圆框眼镜的文人出没——没错,正是鲁迅。
就在某一天,这家书店里出现了一封来自南昌的信。
信封拆开,里面却只是几张空白的毛边纸,什么字也没有。
鲁迅盯着这几张"白纸"愣了很久,完全不知道这是哪里寄来的,也不清楚送信人究竟想表达什么。
他把这几张纸拿给身边的人看,大家都摸不着头脑。
后来,经过一番周折,这几张"白纸"被人用碘酒一行一行地涂抹之后,密密麻麻的文字终于从纸上浮现出来。
当事人胡风回忆说:"1935年四五月间鲁迅从内山书店接到一封信,打开一看是几张白纸,鲁迅弄不清是那里寄来的,把白纸拿给我看,我也不认识。
我去找吴奚如同志,他说可以拿碘酒擦一下试试看。
回来后,我买了碘酒,擦后果然显出了字,即拿去给鲁迅看。"
这字一显出来,鲁迅的表情就变了。
从用碘酒显影的方法来看,方志敏一定是用米汤密写的,因为米汤里面有淀粉,淀粉遇碘就会变成蓝色,用米汤密写是当时中共地下党常用的方法,而且在狱中,米汤并不难搞到。
写信的人叫方志敏。
1935年1月底,方志敏在弹尽粮绝的处境下,在赣东北怀玉山区被国民党军俘虏,随即被囚禁在监狱中。
那一年,他才三十五岁,正值壮年,却已身陷囹圄,生死未卜。
他在狱中写下了这封用米汤密写的信,托人千里迢迢转送上海,送到了鲁迅手里。
第【一】节:从弋阳漆工镇走出来的那个人
要讲这段故事,得先说说方志敏这个人。
方志敏,1899年8月21日出生于江西省上饶市弋阳县漆工镇湖塘村,一个世代务农的家庭。
弋阳是个山多田少的地方,老百姓的日子过得不轻松。
方志敏从小就聪慧,在私塾里读书,眼界比一般农家孩子宽了不少。
他少年时就接触了文天祥、谢叠山这些江西先贤的故事,这两位先贤有一个共同点:在国破家亡之际,宁死不屈。
方志敏自幼聪明好学,在私塾启蒙时,便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文天祥、谢叠山等江西先贤"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事迹,一直深深激励着他。
这颗种子,从那时候就已经埋下了。
后来的方志敏,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方志敏,1899年8月出生,江西弋阳人,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4年,他又正式转入了中国共产党,立誓从此把一切都交给党。
他的参政之路走得很快,也很扎实。
方志敏早年在江西从事农民运动,领导弋横暴动,先后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赣东北省和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红十军、红十一军政治委员,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
说他是从一介农家子弟打拼成红军高级将领,这话一点都不夸张。
方志敏在赣东北一带建立苏区,把农民运动搞得有声有色。
他把马克思主义与赣东北实际相结合,创造了一整套建党、建军和建立红色政权的经验,伟人称之为"方志敏式"根据地。
这个评价,分量相当重。
彼时能得到这种称谓的,全国范围内也没有几个地方。
方志敏不仅能打仗,还有一个特点让人印象深刻——他极其清廉。
这在那个年代,尤其在掌握一方军政大权的将领中间,显得格外少见。
被捕那天,两个国民党士兵搜遍方志敏全身,除了一块怀表和一支钢笔,没有一文钱。
诚如方志敏所说:"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
这就是方志敏。两手空空,唯有信念。
搜他身的那两个士兵,大概怎么也想不明白:一个管着这么大地盘的人,口袋里竟然一文钱都掏不出来。
这要换别人,早就趁着手握权力的时候捞得满盆满钵了。可方志敏不一样,他一辈子对金钱的态度,就四个字——视若浮云。
这种人,在乱世里最危险,也最耐打。
从弋阳漆工镇那个泥土气的农家院子走出来,到带着数万红军纵横赣东北,方志敏用了不到二十年。
这二十年里,他参与了无数次战役,经历了无数次生死关头,每一次都挺了过来。
但谁也没想到,1934年那个深秋,他接到了一道命令,从此开始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一段历程。
第【二】节:北上抗日,困于怀玉山
1934年秋天,局势急剧变化。
1934年11月初,方志敏奉命率红十军团北上抗日,在皖南遭国民党军重兵围追堵截,艰苦转战两月有余,被七倍于己的敌军重重围困。
这是一道艰难无比的命令。
北上抗日,听起来热血沸腾,实际上却是一步步走在刀刃上。
彼时红军主力已经开始了举世闻名的战略转移,北上抗日先遣队实际上承担的是一个极为艰巨的战略牵制任务——用自己的行动拖住和迷惑敌人,为主力转移争取空间。
换句话说,这支队伍是有去无回的可能的。
方志敏心里清楚,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接了这道命令。
整支队伍在皖南的山地里转战,粮食越来越少,弹药越打越缺,而追兵却越来越多。
七倍于己,这个数字放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场战争里,都意味着几乎不可能打赢。
1935年1月15日,他已与参谋长粟裕带八百人冲出重围,但他说,作为领导人,不能丢下后面的部队,便又返身回去。
这就是方志敏的性格。
他本来可以走,粟裕已经带着八百人冲出去了,前面就是生路。
可他转头一看,后续的部队还被围在里面,他掉头就往回走。
这一回头,要了他的命。
1935年1月24日,在怀玉山区被国民党部队重重包围,红军浴血奋战数日,伤亡惨重,方志敏、刘畴西等先后被俘。
方志敏自己在狱中文稿里写过被捕的那一刻。
他说,当两次冲封锁线都没有冲过去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他钻进柴窝里躲藏,白军搜索了六个多钟头都没搜到,最后还是被两个白军士兵"无意中"发现了。
方志敏是1935年1月27日被俘的,他写道:"十余年积极斗争的人,在可痛的被俘的一天——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七日以后,再不能继续斗争了!"
这句话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悲凉。十余年,他一步一步从弋阳县城走到这片战场。而一切,在这一天戛然而止。
被捕消息传出之后,国民党方面大加庆祝。
1935年2月1日,政府在上饶公共体育场举行了"上饶各界庆祝生擒方志敏大会"。
那个场面可以想象:彩旗飘扬,锣鼓喧天,台上的人慷慨激昂,台下的人山呼海啸。
对方志敏来说,那是他的至暗时刻。对庆祝的人来说,那是一个大人物被抓住的兴奋。
1935年2月初,方志敏等被国民党军警从上饶押到南昌,囚禁于"委员长行营驻赣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
南昌——这座城市,对方志敏来说既熟悉又陌生。
熟悉,是因为他在这片土地上奋斗了多年;陌生,是因为他从未以这种方式抵达——双手被缚,押送而来。
就这样,方志敏开始了他人生的最后七个月。
这七个月,对他来说,是一段极为特殊的时光。
国民党方面没有立即处决他,而是选择了软化策略。
开始,他只求速死,但敌人想以高官厚禄诱降他,就将他移至优待牢房,于是他便改变主意,尽量拖延时间。
这个细节很有意思。
方志敏一开始是想痛痛快快死了算了的。
可敌方偏偏不按套路出牌——他们把他安置到了相对优待的牢房,开出了各种诱人的条件,甚至有说法称开出了"江西省政府主席"这样的高位。
方志敏把这些统统当成了拖延时间的机会:你不杀我,行,那我就利用这段时间做点有意义的事。
他选择拿起笔,在狱中写作。
他在短短六个多月中,以惊人的毅力和顽强的意志,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和疾病折磨,写下了《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可爱的中国》《清贫》《狱中纪实》等重要文稿和信件,把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爱,化成了血铸的十三万文字。
十三万字。狱中,在监视之下,在疾病折磨之中,他写下了十三万字。
这不只是在写文章,这是一个人用生命最后的时光,给后代留下的东西。
第【三】节:一封用米汤写成的"隐形信"
写文章是一回事,把这些东西安全地送出狱外、送到党的手里,又是完全另一回事。
方志敏不是没想过这个问题。
他知道,如果他手里的文稿只是留在狱中,迟早会被销毁,永远没有人能看到。
他必须想办法把这些东西传递出去。
问题是,怎么传?
狱中有看守,书信往来受到严格管控,任何东西进出都要经过检查。
明着写信,肯定不行。
方志敏在仔细地考虑了每个细节后,用米汤(当时中共地下工作者经常使用的密写方式)密写了《给党中央的信》。
米汤写字——这个方法听起来近乎荒唐,实际上是有科学依据的。
米汤里含有大量淀粉,用米汤写在纸上,晾干之后肉眼根本看不出任何痕迹,纸面和白纸无异。但当有人用碘酒涂抹这张纸,淀粉遇碘变色,原本"隐形"的字迹就会立刻显现出蓝黑色。
这个方法在当年的地下工作者圈子里相当流行,因为原材料易得、操作简单、欺骗性强。
在监狱里,米汤更是随时都能弄到的东西,不会引起任何怀疑。
于是,在南昌那间狱室里,方志敏用筷子蘸着米汤,一笔一划,在白纸上写下了那些"隐形"的文字。
在方志敏的狱中文稿中有三篇给中共党组织的密写稿,其中第一篇密写稿是写于1935年6月11日的《给党中央的信》,该信介绍了自己的情况,罗列了8篇狱中文章的题目,并写道:"这些文稿,都寄存胡罟人君(即胡逸民)处保藏着,他答应在他出狱后,送交中央。"
这里出现了一个关键人物:胡逸民。
胡逸民是谁?
他是国民党的元老级人物,因为派系斗争的缘故,当时也被关押在同一个看守所里。
乍一听,这个身份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一个红军的高级将领,要靠一个国民党元老来传递密信?
可现实就是这么戏剧,狱中的阶级立场有时候比外面复杂得多,也比外面微妙得多。
方志敏在狱中与胡逸民逐渐建立了一种奇特的信任关系。
胡逸民本人对方志敏的人格相当钦佩,愿意冒险帮他做这件事。
据胡逸民后来回忆,有一天方志敏试探性地问他,能否帮忙捎一封信出去,胡逸民满口答应,保证由自己的夫人来完成这件事。
方志敏将密信交给胡逸民,后者交给其妻向影心,送出了监狱。
向影心,这是另一个在这段历史里发挥了关键作用的女性。
她是胡逸民的妻子,聪明机警,敢于担当。
她把那几封密信藏在身上,出了南昌,一路辗转赶赴上海。
信的目的地,是上海内山书店。
至于收信人,方志敏想到了鲁迅与宋庆龄。
方志敏没有见过鲁迅与宋庆龄,但信任二人,并确信他们一定与中共地下党有联系,于是给鲁迅、宋庆龄也分别密写了一封信。
方志敏这个选择,有他自己的考量。
鲁迅当时是中国文化界的旗帜性人物,影响力巨大;宋庆龄在国际社会也享有极高声望。
这两个人,一个代表着中国文化的良知,一个代表着政治的分量。
方志敏的想法是:如果能让鲁迅、宋庆龄出面,联合蔡元培,以"民权保障同盟"的名义公开发声、发动营救运动,就有可能迫使当局作出让步,给他一条生路。
这个计划听上去有几分可行性。
可方志敏被关在南昌的监狱里,他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多少变化。
方志敏不知道的是,"民权保障同盟"早在1933年就散伙了,更要命的是,他对当时的政治局势判断错了。
那封信,就这样从南昌出发,经过向影心的双手,一路颠簸,抵达上海。
第【四】节:白纸,碘酒,以及浮现出来的文字
向影心到了上海,把信送进了内山书店。
内山书店,这家坐落在北四川路的日本书店,在那个年代早已不是普通的书店了。
书店的老板内山完造是个爱书之人,对中国文化充满热情,与鲁迅私交甚笃。
那些年,这家书店悄悄扮演着信息中转站的角色,各路进步人士的信件、文件经常借道这里。
信落到了鲁迅手里。
鲁迅拆开信封,里面是几张毛边纸。
白的。
他翻来覆去地看,什么也看不见。这封"空白的信"让他完全摸不着头脑:是谁寄的?为什么要寄几张白纸来?是不是搞错了?还是这里面有什么隐情?
他把这几张白纸拿给胡风看,胡风也蒙了。
接下来的事,是胡风去找了吴奚如。
吴奚如是当时活跃在上海的地下工作者,经验老到,心思细密。
他一听情况,立刻说:用碘酒擦一擦试试。
胡风照办,买了碘酒,回来之后仔细地一行一行涂抹。
据毕云程回忆:1935年下半年,有一位"很年轻的姑娘"到生活书店来找他,面交了方志敏在江西监狱中写的四封信,"在胡愈之同志家里,用碘酒洗了这四封信,内容是一样的,就是说,托我们把这部书稿想法交到党中央为他出版。"
那些字,就这样从白纸上一点一点浮现出来,蓝黑色的,密密麻麻,像是某种魔法。
1935年8月,方志敏在临刑之前,通过监狱中同情革命的人士,秘密将他在狱中写的文稿及三封重要信件,辗转密送到上海,交给了鲁迅。
鲁迅把这封信从头到尾读完,沉默了很久。
信里写的什么,胡风后来转述给了吴奚如。
方志敏被捕入狱后,写了份长篇报告给党中央,详述了自己那支红军部队北上抗日怎样失败、自己如何被捕、目前的实际状况等,并通过狱中秘密关系给鲁迅个人写了封信,请求鲁迅联络宋庆龄、蔡元培等所领导的民权保障同盟发起一个营救自己的运动。
鲁迅把信读完,把信交给胡风看了,然后——把信烧了。
信烧了之后,鲁迅没有立刻开口说话,而是坐在书桌前,静静地想了很久。
外面的上海,依然是那副热闹的样子。
北四川路上人来人往,黄包车夫吆喝着,茶馆里人声嘈杂。
可在这个小小的屋子里,一个人正在做一个极其沉重的决定。
这个决定,将会决定另一个人此后的命运走向。
方志敏在南昌等待着回音。
鲁迅的回答,究竟是什么?
他究竟有没有答应这个素未谋面却托付了生死的陌生人的请求?
而当鲁迅的回复,历经辗转送回南昌监狱时,方志敏又是怎样的反应?
而就在此时,那个鲜有人知的真相,正随着碘酒的气味,一点一点从历史的白纸上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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