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内地综艺《我家小两口》的观察室里,向太陈岚被嘉宾追问婚前协议。
她没有回避,把底牌摊在了镜头前:向家早就给向佐买了信托基金,这笔钱“既不属于向佐,也不属于郭碧婷”,两人只能按月领生活费,“饿不死也败不了”。
她补了一句后来被反复引用的话:就算将来离婚,郭碧婷也分不走这笔钱。
当时外界读到的信号很清晰:一个强势的香港豪门婆婆,在儿子结婚前把儿媳可能伸向家产的手,提前挡在了信托契约之外。
七年之后,另一份信托出现了。
2026年2月25日,向华强在抖音发了一段视频,宣布与陈岚达成共识,将遗产整体成立家族信托基金,管理人指定为郭碧婷。
两个儿子向佐、向佑不直接继承,按月领取基本生活费。向华强的原话是,两个儿子“不饿死就好”。
附加条款同样不留余地:孙辈若赴美留学或移民美国,取消继承资格;儿子如果因为有了这笔钱就躺平,生活费停发。
中国星的账本,正在改变向家的判断
2025年年报显示,中国星集团全年营业额4.05亿港元,同比减少44.4%;股东应占亏损4.44亿港元,比上一年扩大26.1%。
截至2025年底,现金及银行结余、定期存款和受限制现金合计1.86亿港元,借贷总额19.77亿港元。
电影业务收入萎缩到几乎可以忽略,物业开发分类继续录得大额亏损。
2026年3月公司发出盈警,预计全年净亏损4亿至4.8亿港元。
同一时期,控股股东在减持。
2026年9月11日,向华强与陈岚通过家族持股公司向独立第三方林倩青出售3.4亿股,占总股本约14%,持股比例从64.2%降至50.2%。
随后向太坐进了抖音直播间,向佐在电影票房失利之后也频繁出现在带货镜头前。
这个家族眼下要处理的,不是怎么把一大笔现金交出去让下一代试错,而是怎么把存量资产锁进一个不会被任何一个人的错误决定连根拔起的结构里。
信托解决“钱怎么放”。
向华强夫妇花了七年回答的,是“钱交给谁看”。
三个子女,三种完全不同的答案
向家有三个子女,长女向咏恒,1978年生,向华强与丁佩短暂婚姻的女儿。
父母离异后她随母亲生活,香港中文大学毕业,没有进入向家的娱乐版图,自己去做了珠宝生意,后来也涉足文化项目,担任过重庆市政协委员。
她不在向家核心资产的自然轨道上,也从未出现在“按月领生活费”的叙事里。
2026年她48岁,未婚未育,自己养自己。
向家的信托安排里没有她需要被“防”或“管”的位置。
向佐是另一条轨道。
家族给了他最完整的托举:电影资源、人脉、综艺曝光,婚姻本身也成为公众叙事的一部分。
但商业上的承托力始终没有长出来。
界面新闻引述工商信息显示,他名下两家内地公司,一家已停业,另一家做化妆品日用品批发。
2025年7月,美高梅中国入禀香港法院追讨140万港元,声明称事缘向佐为第三方提供信用担保,款项后来还清,法律程序终止。
担保本身不是罪过,但一个被父母公开评价为“不擅长理财、容易被骗”的人反复出现在这类记录里,本身就是向华强做判断时最直接的注脚。
向佑的路径更陡。
2015年9月,他在旺角亚皆老街外与的士司机冲突,期间自称“向华强个仔”“全香港最大家族的龙头大佬”。
2016年被裁定袭击致造成身体伤害、刑事恐吓及普通袭击三罪成立,判囚六个月;2017年3月上诉被高等法院驳回,即时服刑。
2026年2月向华强公布信托方案时,向佑的反应是“不公平”。
向华强在视频里说得很平:向太已经把向佑的微信删了,他自己也没有小儿子的微信,向佑要联系父亲得经过秘书,见面邀约他也以没时间为由推掉。
三个孩子,一个不在轨道上,一个在轨道上但撑不住,一个脱了轨。
向华强对着镜头讲的理由朴素得不像一个百亿家族的声明:他和向太一向精明,不明白为什么两个儿子那么容易受骗,“如果我这样的一个财产,给他们没多久就给人骗走”。
郭碧婷拿到的不是财富,而是管理权
郭碧婷在这个结构里的位置,比“儿媳受宠”要现实得多。
她不是受益人。
受益人是孙辈,两个儿子只是按月领生活费的次级对象。
郭碧婷的身份是管理人,执行的是向华强和陈岚写进信托文件的意志。
向华强给她的评价是“会守财”“不浪费”“心好,会教孙辈”,同时对着镜头给向佐留了一句话:钱在郭碧婷那边,“你不能搞老三老四”,要对郭碧婷好。
这句话既是警告,也划出了郭碧婷权限的边界:她管的是委托人的钱,不是她自己的钱。
如果她做得不好,或者婚姻变化到让委托人改变判断,这个位置同样可以被拿掉。
向华强说得很明白,遗嘱随时可以改,十年后看两个儿子的表现。
这套安排的法律逻辑,香港和新加坡的判例已经划得很清楚。
香港终审法院在潘乐陶案中认定,即使资产装进了全权信托,只要受托人“极可能”应委托人请求向其分配,该部分就可以被法院计入离婚时的可用财务资源。
新加坡高等法院在张兰案中走得更远:张兰设立离岸信托后仍自由转账、把信托账户当私人账户使用,法院认定她对资产保留绝对且无约束的控制权,允许债权人接管信托资产。
两案指向同一条边界:信托隔离的不是资产本身,而是委托人对控制权的放弃。
向家2026年的设计,是在“放手”上做了比2019年更彻底的切割。
专业机构受托,郭碧婷执行,两个儿子只有按月领费的受益权,没有本金所有权,没有指示分配的权限。
向华强夫妇用七年承认了一件事:他们可以替儿子挡住外人,但挡不住儿子自己的判断力。
最后的选择是,把判断力从儿子手里拿走,交给一个他们信得过的人,再用受托机构锁住这个人的权限。
同样,拿吴亚军的龙湖案例对比下,我们能看出向家这条路的代价在哪里。
2009年龙湖上市前,吴亚军和蔡奎已经把股权分装进两个独立家族信托,2012年离婚时确认的只是两只信托之间的权益边界,公司控制权没有任何震荡。
2018年吴亚军把信托里的股份分派给女儿蔡馨仪,同时让女儿承诺按她的指示行使投票权;2022年交班时,董事长交给职业经理人陈序平,不是女儿。
经济权益、投票权、经营权拆成三层,各由不同的人或制度承担。
向家做不到这一点的原因不在信托技术,在人选。
吴亚军有一个可以接经济权益的女儿,有一个可以接经营权的职业经理人团队。
向华强和陈岚环顾四周,找不到一个既能让他们放心交出权益、又不会在经营权上制造新风险的家族成员。
郭碧婷是他们在有限选项里找到的答案,但这个答案本身,就是选项太少的结果。
许世勋家族的参照则更近:数百亿资产锁进信托,许晋亨和李嘉欣每月领生活费,本金永远不落到他们手上。
许世勋面对的是一个独子,信托的任务相对单纯,管住一个人的挥霍就够了。
向华强夫妇面对的是三个走向完全不同的子女,以及一段被放在公众眼皮底下的婚姻。
他们的信托不只要管钱,还要管婚姻的稳定,管孙辈的地理位置,管儿子有没有躺平。
信托从一个财产工具,变成了一部写在法律文件里的家法。
文件越精密,越说明委托人对自己身后这个家族自我治理的能力,没有把握。
一份信托,管得住钱,却管不住人
回到2019年那个问题:向太给向佐准备那笔钱的时候,为什么连离婚都考虑进去了?
因为在那一代创富者的人生经验里,财富很少是被单一风险击倒的。
它可能被一次失败的婚姻切开,可能被一笔替人担保的债务拖住,可能被一个驾驭不了它的人慢慢耗干,也可能在创始人走后被几股方向相反的力量同时撕扯。
信托是他们能找到的、在自己身后继续执行判断的制度形式。
2019年防郭碧婷,2026年用郭碧婷,看起来是两个人、两套态度,底下是同一种焦虑:只要控制权还在自己选定的轨道上跑,家族就不会在某一代人手里突然断掉。
但这也存在一个问题。
向咏恒没有拿到信托管理权,也没有领生活费,她靠自己在珠宝行业做事。
两个被信托“管起来”的儿子,一个反复出现在担保记录里,一个被母亲删了微信、联系父亲要经过秘书。
向太夫妇为了自己的孩子算是用心良苦,用制度替儿子挡住了外人伸过来的手,然而如果自己的孩子却挡不住一个更基本的事实:一个始终没有被放到必须自己承担后果的位置上的人,很难在某一天突然长出承担后果的能力。
信托可以把本金锁到孙辈,但它锁不出一个能接住这笔钱的人。
向华强留了一个十年的观察期。
十年后郭碧婷是否还在管理人的位置上,向佐和向佑是否有人让父母改变主意,孙辈在“不能去美国”的条款下会长成什么样,现在都写不定。
唯一已经写定的是,那份信托文件里每一条“谁不能做什么”的条款,都是向华强和陈岚对自己教育结果的一次签字确认。
他们用法律固定下来的,不只是钱的去向,也是一个家族在人的问题上留下的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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