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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史》
作者：严春友
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6年4月
是否存在一个客观的“哲学史”呢？当然可以说有，不过对于这个“哲学史”的整体我们是不知道的。因为客观的哲学史是由全部的哲学学说及其相互关系构成的演进着的历史，任何一个研究者都无法了解这个历史的全部。不用说别的，就是从文献角度我们也无法知道其全部：哲学史上的许多文献没有保存下来，这就使得我们无法看到它的全体；即使保存下来的那些文献，也浩如烟海，任何研究者都没有能力看完。这就决定了他所写的哲学史带有自己的局限，是他所“看到”的有限的历史。
从西方哲学发展历程来看，《柏拉图全集》约250万字，《亚里士多德全集》近300万字，《康德全集》340余万字，《黑格尔全集》格罗克纳百年纪念版26卷，《尼采全集》15卷，《罗素文集》15卷……作为普通读者，不太可能通读他们的原著，除了因为哲学的文字艰涩难懂，还有就是文字过于繁多，因而读西方哲学史是便捷的路径；同时，即使西方哲学史的作者也不可能读完哲学家们的全部著作，只能读读他们的基本著作；退一步，即使读完了也不能把它们全部描述出来，他们每个人的思想在“哲学史”中所占的文本篇幅大多不超过一万字，如何概括出他们的核心思想，就是西方哲学史作者的工作了。显然，从浩如繁星的文字中“剪裁”出的就只能是哲学史的掠影。哲学史因作者对于文献的选择差异而不同，某一部哲学史所显示的是他的单一视域，所反映的是哲学史的一个侧面。因此，在不同作者的重写中，哲学史的本相才有可能显现。
更重要的是，即使面对同样的文献、同一个哲学家，不同作者会有不同的理解，得出的结论常有天壤之别。柏拉图认为苏格拉底是理性的化身，而尼采却说苏格拉底“是一个误会”，他的理性主义是扼杀人性的；对于亚里士多德，黑格尔说他是人类的伟大导师，而罗素说他的学说几乎全部是错误的。这种评判的不同为理解他们的哲学拓展了巨大的空间和张力。那么他们的哲学究竟是怎样的呢？这就需要用我们自己的头脑去理解，于是就需要去读哲学史，读哲学家们的原著。而哲学史所呈现的就是作者对于哲学的独特理解。
由此可见，所谓“哲学史”，是作者根据所阅读的文献和自己的理解建构起来的，带有作者本人的主观性。从这个角度说，哲学史是作者心灵的投射，是他的视域在哲学的历史中的延展，他所写出的哲学史显示的是他对于哲学和哲学史的识见，禀赋着他的独特气质。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几乎就是他自己的思想体系的注释；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带有经验主义色彩，对于哲学家的评判多有刻薄之语；梯利的《西方哲学史》面面俱到，缺少个性，散发着学院派气息。可见，虽然不同作者所面对的是同一个哲学史，所写出来的却是每个人“自己的”哲学史，真正的哲学史便呈现于这些不同的“哲学史”之中。
因此，每一个时代都有重新撰写哲学史的必要，因为每一代人对于哲学史会有也应该有不同的理解；每一个哲学的学习者也有“重写”哲学史的必要，“重写”就是重新理解。我们可以套用克罗齐的一句话，“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哲学史也都是当代人理解的历史，而且是某个人理解的历史。
由此是否可以说这样的哲学史完全是主观的创作呢？不是。哲学史是每个作者所理解的历史，这并不意味着哲学史是可以随意撰写的，相反，作者必须尽力接近哲学史的本来状态，呈现哲学发展的真实历史，否则就不是哲学史了。但是由于前述原因，这个目标是不可能达到的。这样一种带有主观性的历史是那个客观的哲学史本身继续存在的方式：哲学家们创造了自己的视域，哲学史是后人对于这些视域的理解，这些理解是哲学家视域的延伸，由此在他人的视域中获得存在的生命力。如果一种哲学失去了这种解释的可能性，不能在他人的理解中有变化的可能，它也就消亡了。这就是解释学所昭示给我们的真理。
因此，哲学史并不是一个已经确定的历史，而是不同作者和读者所理解的历史。哲学史的意义是不确定的，有待每一个人进行重新理解。重新理解哲学史，也就是重新理解哲学，而重新理解哲学的最好途径是学习哲学史。因为哲学史是由不同的哲学体系构成的，它呈现出不同的思想景观，显示了观点的多样性和多元性，提供了巨大的解释空间，从而最大限度地拓展我们的视域，使我们的思维能力得到训练，引发困惑、疑问和思考，最终形成自己独立的观点，而这正是哲学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和哲学史不具有“知识”的意义，它只是引导人们走向真理之门的钥匙、桥梁。哲学期待你的不是“相信”，而是“质疑”。
重写哲学史，意味着重新思考前人思考过的问题，意味着要用我们自己的脑子独立地思考，而不是未经思考地相信前人的观点。这也是我重写西方哲学史的初衷。我之所以把它公之于众，用意即在于此：不是要读者相信我对于哲学和哲学史的理解，而是提供一种不同的视角，启发读者批判性的思维，以有益于自己的人生。
文章来源：《中国艺术报》2026年11月11日第7版
思想文化的摆渡者，在东西方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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