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新京报2017年5月30日报道《高考状元走失17年 母亲：你忘了回家的路吗？》；红星新闻2017年6月报道《高考状元出走17年 父母苦寻：回来吧，爸妈养你》；澎湃新闻2020年5月30日报道《消失的人｜高考状元、南大学生失踪廿载，近七旬父母心力交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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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4月19日，南京，浦口。
早上，南京大学浦口校区的食堂。
窗口冒着热气，队伍一点点往前挪动。
轮到张来玉的时候，他摸了摸口袋，钱包没带。
他转头跟身边的同学借了十块钱，说了一句：助学金下来就还你，到时候你直接从我那份里扣。
同学把钱递给了他。
他买好早饭吃完，起身走出食堂大门。
从这之后，学校里再也没有人见过他。
那天他穿一身运动衣。
宿舍钥匙没带走，身份证留在宿舍，钱包放在抽屉里，盆里还泡着没洗的衣服。
一个十九岁的年轻人，身上只揣着借来的十块钱，从名牌大学的食堂走出去，就此消失。
他叫张来玉，1981年生，山东济阳人。
1999年，他考出了济阳县理科第一名。
二十六年一晃而过，到2026年，人依旧没有找到，没有任何确切消息。
二十六年是什么概念？
一个2000年出生的孩子，到今年已经读完大学，步入职场。
这桩失踪案，自始至终没有一条可以坐实的线索。
这些年相关报道每隔几年就会被重新提起，2017年一轮，2020年一轮，到2026年依旧有人在关注。
每一次报道的结尾都相差无几：人还没找到，父母又苍老了许多。
想要讲清楚整件事，时间不能只停留在2000年4月19日，要往前推一年，回到1999年的夏天，回到那张高考志愿表上。
第一节 一个县城的状元，和一张被商量改动的志愿表
1999年的夏天，山东济阳。
那时候济阳还是县，紧挨着黄河，县城不大，两条主街，一处汽车站。
高考是整个县城最重要的大事，分数一出，谁家孩子考了多少分，很快就能从街头传到巷尾。
这一年全国一共有288万考生参加高考，也是高校扩招的第一年，录取率从往年的34%上涨到56%，一百六十万人走进大学校园。
在当年很多人看来，考上大学，比以前更容易了一些。
张来玉拿到了全县理科第一的成绩。
这里要说明一点，网上很多说法叫他“山东理科状元”，严格来说，他只是济阳县理科第一名，县状元和全省状元差距很大，这个叫法在网上传开之后，被很多人沿用了下来。
在小县城里，“状元”不只是一个分数，更是一层身份。
亲戚见面要提，邻里闲聊会说起，学校也会挂横幅庆祝。
这个身份，从1999年夏天开始，就跟着他。
这不是他第一次参加高考。
1998年他参加高考，自然分同样是全县第一，当时填报了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系，最终没有被录取。
复读一年，迎来1999年的高考，满分900分的标准卷，按照父亲张立新后来对记者的回忆，他考了804分。
复读的一年，他依旧坐在济阳一中的教室里，身边不少去年一起考试的同学已经进入大学，只有他还埋在书本习题里。
一摞摞奖状，是高中三年加上复读一年慢慢攒下来的。
张立新跟记者提起过当地的教学情况，济阳的教学条件不算突出，很多年都没有学生考上北大，老师们对张来玉寄予很高期待，盼着他能打破这个记录。
成绩公布之后，县城的庆祝仪式安排了起来，县里专门开了表彰大会，请张来玉上台，还给了一千元奖金。
拿到奖金的当天，他就把这笔钱送给了班里一位同学，那位同学家里条件困难，母亲重病。
这件事后来被多家媒体记录下来，也让很多人记住，这个孩子不只是成绩好。
张来玉是家里独子。
家境不算富裕，但也不至于拮据。
张立新在县统计局工作，菅庆英在县纪委做宣传教育相关工作。
张立新曾经和别人开玩笑，说两人的单位都属于清水衙门。
后来有人猜测张来玉会不会是遭到报复，菅庆英直接否定了这个猜想，她不参与办案，工作性质基本不会与人结怨。
一个普通县城双职工家庭，一个考到全县第一的孩子，这样的组合在国内并不少见，而这件故事不一样的地方，就出在志愿填报这件事上。
张来玉原本想要报考北京邮电大学。
张立新的想法是，孩子已经是全县第一名，不少高校都向他抛出橄榄枝，如果不去名气更好的学校，未免可惜。
家长和老师坐到一起商量，最后敲定了南京大学材料科学系。
有知情人士接受采访时说得直白：当年，张来玉的志愿被父母改动，他心里其实一直想去北京。
想去北京，不单单是因为心仪北邮。
早在高中参加奥赛的时候，他认识了一个女生。
按照菅庆英的回忆，女生比他高一级，文科成绩很好，两个人经常一起交流学习心得。
女生第一年报考中国政法大学没有录取，复读一年，和张来玉成为同届考生。
1998年，女生考上中国政法大学，去往北京读书。
他一心想去北京，一半是为心仪的学校，另一半，是为这个女孩。
关于两个人的交往，父母了解得并不多。
菅庆英说，直到第二次高考之前，他们才知道孩子在和这个女生来往，当时只是提醒他不要耽误学习。
“我们做家长的，不清楚他们发展到哪一步，只知道两个人经常书信来往。”
她还提到，有同学说，女生并没有看上张来玉。
一封封信件，从济阳寄往北京，又从北京寄回济阳。
这些信件，也成了后来整件事里，说不清道不明的一环。
这场关于志愿的分歧，最后没有爆发争吵。
菅庆英后来回想的时候说：“来玉性子乖，不会反抗，很听家长和老师的话。当时我们看不出他开心或者不开心，我们都觉得这个选择挺好，压根没考虑他内心愿不愿意。”
他没有争辩，没有发脾气，没有摔门把自己关起来。
1999年9月，父亲陪着他，拎着行李去往南京。
南京大学浦口校区在长江北边，离南京市区很远，当年校区周边大多是农田和工地。
一个县城少年第一次远行，坐很久的火车，来到陌生的城市。
材料科学系这个专业，整个班一共就九个学生，来自全国各地。
张立新还记得一个细节，他们到校比较早，选到了一个位置不错的床位，他心里还悄悄琢磨，会不会这件事让别的同学不舒服，不过这只是他自己的猜测，没有任何证据。
他印象更深的是报到那天，儿子看不出兴奋，也看不出失落，情绪平平淡淡的。
一个十八岁、刚刚拿到全县第一的少年，站在距离家乡七百公里之外的南京，脸上看不出一点情绪。
第二节 浦口的第一年
大学的生活，从军训开始。
南京九月的天气依旧闷热，浦口校区的操场晒得发白，一队人一遍一遍走队列。
张来玉军训时拍过一张照片，这张照片被家里好好收着，记者上门采访的时候，菅庆英会拿出来给人看。
照片里他穿着迷彩服，站得笔直，和身边其他学生没有两样。
开学一个多月，国庆长假到来，他买了火车票去北京，同行的还有一位高中同学，两个人在北京找了一间小旅馆住下。
这位同学后来回忆，那个时间段，张来玉和女生之间相处还算正常。
往返北京的路费不算便宜，一个学生愿意拿出这笔钱，足以说明这个女孩在他心里分量很重。
从北京回到学校之后，日子照常往下走，上课、吃饭，定时给家里打电话报平安。
这段时间里，发生了一件让张立新一直记到现在的事。
系里放出两个去香港浸会大学做交换生的名额，张来玉没能入选。
他给家里打电话，问了一句：爸，你会不会生气？
这句问话，听起来有些奇怪。
一个十九岁的少年，落选交换名额，第一反应是问父亲会不会生气。
张立新猜测，这件事可能让他心里压力很大。
菅庆英的想法不一样：孩子从小到大一直是第一名，到了南大之后，身边全是各地的尖子生，山外有山，人外有人，他很可能不再是名列前茅的那一个。
两种猜测，都只是父母的想法，没有办法证实。
在家里面，和在学校里，张来玉给人的感觉完全不同。
菅庆英眼里的儿子内向、自律，话不多。
高中的时候爷爷身体不好，一家三代挤在不大的房子里，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学习，在家基本只做两件事：吃饭、睡觉，其余时间很少待在家里，母子之间静下心聊天的机会不多。
菅庆英后来也坦然说：“孩子从小成绩好，我们没怎么操心学业，但是和他沟通太少，他心里在想什么，我们并不清楚。”
但是在同学眼里，他并不沉闷，性格活泼，和大家聊得来，是很能一起玩的朋友。
菅庆英也认可这个说法，儿子在同龄人面前话很多，算是一个“话篓子”。
同一个人，两套截然不同的评价，都没有错。
在外和同龄人谈笑，回到家里沉默寡言，这种情况在十几岁的少年身上并不少见。
只是谁都没有想到，直到他消失，这两种形象，也没能真正重合。
他和家里联系很稳定，到南京之后，两三天一通电话，有时候隔十几天打一次，大多就是简单聊聊日常，报一声平安。
电话里高频出现的词，永远是“挺好的”。
无非就是食堂饭菜怎么样、南京冷不冷、零花钱够不够花，母亲在电话那头反复叮嘱他好好吃饭。
菅庆英记得很多细碎的小事：高考前，儿子不住校，每天在家吃完饭，一路小跑赶回晚自习；初中的时候个子不高，很多女生都比他高，等到高中毕业，已经长成挺拔的小伙子。
还有一个在他心里分量极重的老人，爷爷。
爷爷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孙子考上名牌大学。1999年高考之前，爷爷离开了，没能等到孙子金榜题名的那一刻。
各类奖状证书，都被菅庆英细心收好。
三好学生证书、奥赛获奖证书，按年份一张张理平，摞在一起，摊开能铺很长一片。
一个母亲能留住的、属于儿子的痕迹，就只有这些纸。
时间走到年末，1999年过去，2000年到来。
这一年，他十九岁。
第三节 一封信，一桌牌，一个早晨
2000年4月，一封从北京寄来的信送到浦口校区，收件人是张来玉。
写信的，就是那个在北京读书的女生。
这封信，后来被大家概括为分手信。
信件被宿舍的舍友看到了。
那天晚上，宿舍里七八名同专业同学凑在一起打牌，气氛热闹。
有人翻出了这封信，当着一屋子人的面读了出来，读完之后还开玩笑：“张来玉，你惨啦，女朋友把你甩了！”
张来玉当场发火，没有动手，也没有摔东西，只是冲着那个人连续喊：“你滚，你滚！”
在这之后，他一整晚都没有说话。
之后，他把这封信烧掉了。
这件事，是同学们后来告诉张来玉父母的。
2000年7月菅庆英去南京收拾遗物的时候，把宿舍翻了一遍，一点信件残渣都没有找到，信烧得干干净净。
宿舍里的同学以为，这件事吵过就算过去了，牌照样打，课照常上，第二天早上该去食堂吃饭就去吃饭。
按照学校后来给家长的说法，4月18日晚上，张来玉还待在宿舍，到4月19日上午上课的时候，人就找不到了。
关于4月17日晚上那通电话，夫妻俩记忆有出入。
张立新记得，电话接通之后，那头沉默了很久，他接连问有没有事、缺不缺钱、要不要妈妈接电话，对面只反复回复：不用，不用。
电话挂得很仓促。
菅庆英记忆里的版本是，那天通话和往常差别不大，儿子话不多，只说一切都好，她叮嘱他好好照顾自己。
同一个电话，两个人留下两种不一样的印象，一个捕捉到异常，一个只觉得平常。
菅庆英后来回想，那几天，孩子一定是遇上难事了。
两天之后，就是引子里面写的那个早上，4月19日。
他人还在校园里，上午第一节是大课，几百人的阶梯教室，少一个人很难被发现；第二节是小班课，整个专业只有九个人，老师很快就发现，张来玉没来。
当天夜里，他的床位空了。
第四节 两天，和一间没锁的宿舍
一个大学生晚上不在宿舍，放在2000年的大学校园里，算不上特别反常。
不少学生偷偷出去上网，或者去市区玩，赶不上最晚的返校时间，偶尔在外留宿的情况时有发生。
可第二天，张来玉依旧没有回来。
同学意识到不对劲，把情况上报给辅导员韩民。
学校开始组织搜寻。
先是校内排查，宿舍、教学楼、操场，还有围墙外面的田埂都找了一遍。
一开始大家猜测，他会不会是去南京邮电大学找高中同学了，联系那边之后，对方说没有见到人。
之后搜寻范围扩大，周边的车站、码头，都有人去打听。
那个年代找人没有现在这么方便，只能靠两条腿跑、靠嘴巴问，到处张贴纸质寻人启事。
连续找了两天，没有任何线索。
在这两天里面，校方和警方都已经介入，在校区周边、火车站、汽车站沿线排查，几天奔波下来，一无所获。
后来记者向浦口警方询问当年的案子，得到回复是时隔太久，辖区划分也有调整，当年很多细节已经难以核实；如果家属前往南京寻亲，警方会提供协助。
4月21日上午，一通电话打到张立新的单位办公室。
电话那头问：“张来玉这两天没来上课，是不是回家了？”
张立新回答没有。
对方沉默片刻，接着说：“他也不在学校。”
放下电话，张立新立刻往家里赶。
菅庆英听完消息，整个人懵住，她后来用四个字形容当时的感受：晴天霹雳。
她心里第一反应就是出事了，自己的孩子从来不会逃课，连续两天不在学校，完全不符合他一贯的样子。
当天，张立新和孩子大伯坐上火车，一路无眠，第二天清晨抵达南京。
辅导员韩民和学生处老师已经在宿舍门口等着他们。
推开宿舍门，屋里的景象，张立新记了二十六年。
宿舍钥匙没带走，身份证留在宿舍，盆里泡着的衣服还没有洗。床上的被子没有被罩，枕套、枕巾不见了。原本放在宿舍的一个塑料脸盆，找不到了。
东西都在，唯独人不见了。
到这一刻他才明白，这不像是临时出门散心，更像是做好了离开的准备。
那天在宿舍里面，张立新克制不住情绪，失声痛哭。
一个五十岁的男人，站在儿子空荡荡的床铺旁边，一句话都说不完整。
接下来五六天，张立新和亲戚在南京四处奔走，宾馆、车站、码头挨个打听，打印了几百份寻人启事，在街边分发。
路人反应各不相同，有的人扫一眼就随手丢在地上，被来往的人踩过；还有一位母亲，直接拿启事纸给孩子擦嘴。
一张张寻人启事送出去，一点消息都没有，他们只能空手返回山东。
回家之后，家人在多家报纸刊登寻人启事，济阳县委宣传部也帮忙印制、扩散启事。
一家人带着启事，跑过山东、安徽、江苏、河南很多地方。
2000年7月，菅庆英和姐姐再一次来到南京，打包儿子留在宿舍的所有东西带回家。
她还特意跟辅导员交代，如果之后宿舍要搬迁，麻烦通知他们一声。
遗物里面，有一摞证件：学生证、团员证、借书证。
证件上是同一张照片，张来玉眉眼清晰，嘴唇上方留着淡淡的小胡子，对着镜头笑。
菅庆英找来布，把这些证件一件件仔细包好收好。
一个学生身份的证明，全部留在宿舍，人却消失在了南京的春天里。
那一年，菅庆英四十八岁。
从这之后，这件事分成两条线，一条在济阳的家里，是日复一日的等待；另一条散落在全国各地，是一次次奔赴寻找。
二十六年过去，两条线，从来没有交汇。
清点遗物的时候，那个失踪的塑料脸盆，是当时所有人都没有放在心上的小细节。
一个连身份证都丢下的人，唯独带走了脸盆，这件事透着古怪。
当时没人深究，等到多年以后，大家再回头想这件事，宿舍里的人早就各奔东西，记忆模糊，没有人能说清其中缘由。
而当宿舍的门重新锁上，张立新抱着那包证件踏上返回山东的列车时，
没有人能猜到，这个不起眼的脸盆，会成为这件失踪案里一个长久解不开的疑点，
也没有人能预知，往后漫长岁月里，这一家人将要面对怎样无休止的寻找与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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