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放了一把“焚烟”之火，有添柴者，有泼水者。
一篇网文作了综合报道：高念清针对“说话源流说”的颠覆性观点，在国内古典文学、俗文学研究领域引发“四大核心”争议，聚焦文献解读、理论建构、学术范式、研究资质四个维度，也是学界未全面采纳其观点的核心原因。
笔者就“四大核心”争议问题作出回应。
一、“底本创作模式”为弥天大谎
“文献解读”争议，主流学界认为：
否定“话本体系”过于绝对，违背文献史实。传统学界普遍认可唐宋说话技艺
与话本文本的客观存在。宋元大量文献、笔记史料、出土文本均可作证艺人以口头
表演为基础整理底本的创作模式。高念清全盘否定独立的话本体系，将传世话本全
部归为后世文人书面小说，认定不存在说唱底本改编链条的观点，被主流学界认为
片面极端。学界批评其刻意割裂口头文学与书面文本的传承关系，忽略了早期话本
口语化、碎片化、适配表演的文本特征，对传世文献的时代属性与文体性质解读存
在偏差。
笔者“全盘否定独立的话本体系”，否定“话本文本”，并未否定唐宋“说话技艺”的“客观存在”；“违背”的是“说话源流说”的谬论，而不是“文献史实”；“对传世文献的时代属性与文体性质解读”也绝不会“存在偏差”，因为“说话源流说”根本不存在可以用来作为证据的“传世文献”。
所谓“宋元大量文献、笔记史料、出土文本均可作证艺人以口头表演为基础整理底本的创作模式”，乃信口开河，虚张声势，实为弥天大谎。
真实的情况为：无论是宋元文献、笔记史料，还是出土文本，绝没有任何一本著作、任何一篇文章、任何一个文字直白清楚地记载“底本创作模式”的流程，更别说什么“大量”；是否有能间接反映“佐证”的记载？事实是连这样的文字都难以寻见。
（一）、文献、史料、出土文本全无“底本创作模式”的记述
先查寻宋人文献。
宋元文献中有唯一一条记录“口述采集——编排整理——形成文本”全过程的材料。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记：
绍兴元年十二月，邵青受招安，为枢密院水军总制。先是杜充守建康时有秉义
郎赵祥者，监水门。金人渡江，邵青聚众，而祥为青所得。青受招安，祥始得脱身
归，乃依于内侍纲。纲善小说，上喜听之。纲思得新事编小说，乃令祥具说青自聚
众已后踪迹，並其徒党忠诈及强弱战斗之将，本末甚详，编缀次序，侍上说之。【1】
该条记载是否可以作为“说话”“以口头表演为基础整理底本的创作模式”的佐证呢？答案是完全不可以！
此条记载全然与“说话”无关，风牛马不相及。
“内侍纲”，身为内侍，并非民间说话艺人，其人有两个长处：“善小说”，说明他是一个善于讲述故事者；“纲思得新事编小说”说明其为“编小说”的作者。为媚上、取悦皇帝，讲述小说给皇帝听，是其唯一的目的，此举并非民间艺人“说话”的商业行为。
赵祥“监水门”，为官员，并非民间说话艺人；其是向“内侍纲”如实供述邵青叛军的情况，并非说书艺人的“口头表演”。内侍纲得知本末后“编缀次序”，也不是替“说话”“整理底本”，而是为了将“邵青反叛时的军情”报告给皇帝。“编缀次序，侍上说之”，是内侍纲在为自己准备“奏本”；而这种“奏本”不过是以小说的形式表现而已。
此条记载反映了文人搜集素材进行小说创作的全过程，符合文学创作的普遍规律。
《三朝北盟会编》的此条记载不但不能作为民间艺人“以口头表演为基础整理底本的创作模式”的佐证，反而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侍上说之”之“说”必用“底本”，当然市井之“说话”也概莫能外。
元代文献同样绝无民间艺人“以口头表演为基础整理底本的创作模式”的记载，且仅局限于介绍书会、平话、杂剧等概况。
再看宋元笔记史料。
洪迈《夷坚志》支乙卷七，记有与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相同的史料。
南宋所有笔记体作品皆没有“艺人先口头表演，再据口述记录整理为底本”的论述。
最后，检阅宋元出土文本。
迄今，从未发现出土的宋元“说话”文本实物，所谓“出土文本”“可作证艺人以口头表演为基础整理底本的创作模式”之论，纯属谎言。
将有史料记载的“出土文本”搜检罗列于下。
1、敦煌写本。
产生年代为唐、五代，非宋元作品，而“出土”时间为清末、民初，并非宋元时期。
变文：盛于唐的俗讲、“转变”宣扬佛教教义的说唱底本。持“说话源流说”者将变文冒充“说话源流说”的核心支撑史料，拙作《“说话源流说”核心支撑史料的荒诞和虚假》一文，对俗讲、“转变”及变文已作详尽地辨析叙述，指明俗讲、“转变”不属于“说话”范畴，以变文冒充“说话源流说”的核心支撑史料是弄虚作假。
补充一条史料，证明变文不属于“说话”范畴。
郭湜，中唐人，唐代宗大历年间任大理司直，因得罪李辅国，与高力士同贬巫州，记高力士口述而成《高力士外传》。其记：
上元元年七月，上皇移杖西内安置。每日上皇与高公亲看扫除庭院，芟菇草木，
或讲经、论议、转变、说话，虽不近文律，终冀悦圣情。【2】
此史料证明，在唐代，“转变”与“说话”是两种不同的伎艺，是并列并存关系。变文不能作为“艺人以口头表演为基础整理底本的创作模式”的佐证。
《高力士外传》是研究唐天宝末年宫廷史、马嵬事变、肃宗及代宗之际皇室内部矛盾不可或缺的第一手资料，其关于“转变”、“说话”不属于同一范畴的记载为信证。
《韩擒虎话本》：唐代讲唱故事的书面文本，被认为是出现“话本”一词现存最早的文本实物。这是误解。因编末有“画本既终，并无抄略”语，而唐代“转变”边说唱边展示图画，故该文本应为“变文”抄本，不是“说话”的“话本”。“话本”一词最早出现于宋、元时期的笔记，词语之内涵、外延皆与“说话”无涉。词义指“说话”“耳录本”的“话本”一词，出现于民国初，为近人篡改而后定。莫高窟所存文物至清末方被国人获取。《韩擒虎话本》题目为后世整理抄写者所拟定，“话本”一词实是误用，同时也证明该文本抄录成书的时间是民国初。
《前汉刘家太子传》、《祗园因由记》、《黄仕强传》等，均为脚本式文本，为艺人提供提纲和参考的资料。脚本，指戏曲、皮影戏之底本。
2、黑水城出土文本。
西夏、金、元作品。俄国科兹洛夫1908年发掘。无宋代作品。
《刘知远诸宫调》，残本42页，金刻本，诸宫调早期刻本实物；另有曲子词、民间俚曲残片，以元写本为主。皆非“说话”之话本。
3、明代出土文本。
《新编全相说唱足本<花关索传>》，明宪宗成化年间（1471—1478）说唱词话刊本，属于明代作品，不能作为宋元出土文献使用。其为“说唱”伎艺刊本，不属于“说话”范畴。
结论：
已发现的“出土文本”，皆为说唱艺术的底本，“说话”为“说”的伎艺。再之，变文、戏曲、诸宫调、曲子词、民间俚曲、“词话”皆不属于“说话”之范畴，故“出土文本”完全不能作为“以口头表演为基础整理底本的创作模式”的佐证。
荒谬虚假的理论永远也找不到史料证据，在这里用得上一句诗来表述，“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
既然有“传世文献”可以作证，则请别说空话假话，负责任地举证：宋元文献、笔记史料、出土文本是何人的著作、何篇文章记载着该佐证材料，举证“艺人以口头表演为基础整理底本的创作模式”佐证材料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二）、“话本体系”的核心“话本”是造假的产物
“说话”是唐宋时产生的伎艺，在历史文献中，既没有“话本体系”的只言片语，也没有作为“话本体系”核心“话本”一词的记载。
耐德翁《都城纪胜》、吴自牧《梦粱录》有“话本”一词，但“话本”所指为傀儡、影戏等伎艺的底本，而非指“说话”的“话本”。《梦粱录》记：“凡傀儡，敷演烟粉、灵怪、铁骑、公案、史书历代君臣将相故事，话本或讲史，或作杂剧，或如崖词。”【3】 傀儡：木偶戏。又记：“更有弄影戏者······其话本与讲史书者颇同，大抵真假相半。”【4】 《梦粱录》录用了107篇小说的名目，却从未使用“话本”一词。周密《武林旧事》、西湖老人《西湖老人繁胜录》、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等宋元时期的著作，均没有“说话”“话本”一词的记载。
与“说话”相关的“话本”一词产生于近代。
宋元时，“话本”的本义为傀儡、影戏等伎艺艺人演唱时所依据的底本，民国时人借用“话本”一词用于“说话”，却恣意篡改其为“底本”的本义，赋予“话本”新词义：说书艺人“零底本”即兴“说话”内容的忠实记录本，也就是“耳录本”。让“话本”充当“话本体系”的核心，赋予“话本”魔力，它能让文人顶礼膜拜，心悦诚服地以“话本”为模拟本，改编、模仿、整理，如此，就产生了通俗小说。
因为“话本”一词的造假，则正式确立了“说话——话本——通俗小说”这一中国通俗小说主流源流体系，成为现当代古典小说研究、古代文学史的主流定论。“说话源流说”霸凌文坛百年。
宋元时期，既然“话本”一词的本义是指傀儡、影戏等伎艺的底本，则说明时人没有关于“说话”“话本”的“新词义”的概念，不存在“耳录本”，更没有近人捏造出来的“改编说”的意识，因此，就没有“说话”有“话本”的任何记载。
“说话”“话本”一词无中生有，根本没有任何史料可作佐证，违背历史事实，由“话本”充当核心的“话本体系”则为学术造假的产物。所谓“说唱艺术对通俗小说的孕育、滋养作用”及“改编说”皆为无稽之谈。
（三）、古代文人不会以“贱民”为师
古代，说书艺人多为“农民、市户、良家子弟”，普遍文化水平低，或为文盲，甚至是盲人。持“说话源流说”者制造神话，把说书艺人抬上神坛，让说书艺人叱咤文坛，引领文风，文学家须以之为师，躬身效仿。其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在古代，说书艺人为“贱民”，说书是一种“贱业”。
古人将“说话人”归入倡优、乐户、杂技类中，倡优在传统礼法、户籍制度中属于“贱流”、“贱民”。
司马迁《报任安书》云：“故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
《魏书·刑罚志》记：“诸强盗杀人者，首从皆斩妻子同籍，配为乐户；其不杀人及赃不满五匹，魁首斩，从者死，妻子亦为乐户。”乐户：古时用犯罪的妇女或囚犯的妻女充当官妓，专门从事吹弹歌唱，供人取乐的人户。供奉皇室音乐的人家亦称乐户。《北史·裴蕴传》：“蕴揣知帝意，奏括天下周、齐、梁、陈乐家子弟，皆为乐户。”此是以亡国奴充当乐户。乐户人员皆为罪犯之妻、子女或为亡国奴，可见地位之低下，境遇之悲惨。
乐户具有乐籍。乐籍：乐户的名籍。古时官妓属乐部，故称“乐籍”。
南宋《武林旧事·诸色伎艺人》专门罗列临安城“诸色伎艺人”，将“说话人”（小说，讲史）和杂剧、傀儡、弹唱、杂耍艺人并列，归入“伎艺人”，其等同倡优。
明清乐户制度规定，说书艺人多隶乐籍、贱籍。即倡优隶卒列入贱民范畴，不得应试，良贱不通婚。说书艺人社会身份低于“四民”士农工商。
清末民初，“说话”仍被视为“贱业”。
孙楷第《小说旁证》序《俗讲、说话与白话小说》：
宋人说话有小说一门，敷衍古今杂事，如烟粉、灵怪、公案等，色目不同，
当时谓之舌辩。盖散乐、杂伎粗有可观，虽一时尚难以禁除，亦不为世重。
陈汝蘅《说书小史》：
说书一技，源流虽甚悠远，故世人类以贱业目之。说书家在社会上，几与优
伶相等。盖小说传奇，向摒弃于文学之林，而敷衍小说之平话，除供茶余酒后消
遣外，更为士大夫所不齿。【5】
《老子》三十九章曰：“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贵”、“高”对“贱”、“下”存在着歧视、侮辱和压迫，“说话”被朝廷“禁除”、“不为世重”，“更为士大夫所不齿”。
说书艺人的身份低于“士农工商”，而“士”，古代泛指读书人、知识阶层。“士人”指士大夫、儒生。“士类”为文人、士大夫的总称。士林指文人士大夫阶层、知识界。作家应为文人，即“士”也。“士”居“四民”之首，地位远高于说书艺人。
古人云：道不同不相为谋。同理，贵贱不同不相交。
古代社会等级制度森严，不同社会层次者，各有自己的“饭圈”。说书艺人为“贱民”，身份或为“罪犯之妻、子女”，或为亡国奴。说书艺人“不得应试，良贱不通婚”。“说话”一仍贯之，为历史性的“贱业”，“不为世重”，“更为士大夫所不齿”。鉴于此，古代，身份为“士人”的知识分子为参加科举考试而攻读，互相切磋诗文，或交接官员士大夫，递送“温卷”，以求金榜题名，飞黄腾达，又怎么会趋之若鹜，走向勾栏，奔往教坊，与“贱民”为伍，以“贱民”为师？若学习小说的作法，可以读小说，前人的大量小说文本可以作为样本。
元初，官府发布告示，禁除“说话”。《通志条格》载元初《杂令》规定：“除系籍正式乐人外，其余农民、市户、良家子弟若有不务本业，习学散乐、搬唱词话，并行禁止。”普通人从业“说话”被取缔，有“营业执照”者唯教坊中罪犯之妻女，乐女被称为“官妓”。士人为了自己的前途，须注重自己的形象、声誉，能愿意与“官妓”长相厮守吗？
社会地位低、文化水平低的说书艺人，能指教社会地位高、文化水平高的文人进行文学创作吗？
从这个角度审视“话本体系”，也可以判断出“话本体系”的荒谬。
尚有一个问题需要辨别。
指责笔者“刻意割裂口头文学与书面文本的传承关系”，这是明目张胆地偷换论题。笔者论证的是唐宋时期“说话”与底本的关系，而不是远古时期的“口头文学与书面文本的传承关系”，而不是远古时期的“采风”“诽谤木”产生书面文本的史实。指责别人，自己恰恰犯了教条主义错误。时代变了，天翻地覆，沧海桑田，采风被淡忘，“诽谤木”成了文物标本，别把研究远古时期的文学理论套用在“说话”这种行当上。
“说话源流说”的“话本体系”标榜“说话”“早期话本口语化、碎片化、适配表演的文本特征”、具备“艺人以口头表演为基础整理底本的创作模式”，鼓吹说书艺人“说话”“零底本”随时随地编纂故事即兴讲说；指责笔者“忽略了宋元时期大量口头表演文本的独立生成场景”。笔者已著文批驳。
请问哪一部书是“宋元时期”“口头表演”“独立生成”的“文本”？“大量”一词被滥用。请问能如实地叙说出一次“场景”吗？
二、“通俗小说起源于神话”理论体系建构
“建构结论”争议：神话起源假说缺乏实证支撑。
这是其观点最核心的争议点。高念清推翻“说唱起源”后，提出通俗小说上
古起源的全新假说。但该理论仅停留在叙事母题、结构溯源的主观推演层面，缺
乏完整的文献脉络与成书考据支撑。主流学界认为，上古神话仅为后世文学的通
用素材来源，无法构成通俗小说专属的起源体系，其替代假说逻辑松散，不成体
系，未形成可证明的学术谱系，仅有批判性解构，无严谨的建设性建构，难以取
代沿用百年的源流模式。
笔者“提出通俗小说上古起源的全新假说”，因无暇论证，故“神话说”被批评为“仅停留在叙事母题、结构溯源的主观推演层面，缺乏完整的文献脉络与成书考据支撑”。
何以认定通俗小说起源于远古神话？
（一）、远古神话是人类最早创作的小说
人类最早创作的小说就是神话。人类之初，人们以丰富神奇的想象歌颂先祖与险恶的自然环境作斗争的事迹，塑造了许多个英雄的形象，就产生了神话。
神话就是小说。
《辞海·文学分册》“小说”条言：
它通过完整的故事情节和具体环境的描写，塑造多种多样的人物形象，广泛
地多方面地反映社会生活。小说可以运用描写、叙述等各种表现手法，如叙述事
件的前因后果，描绘自然景物、社会环境、生活场景以及人物外貌、心理、言谈、
举动和各种关系等等来细致地刻画人物的性格，充分地展示社会生活各个方面。
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街谈巷语、志怪志人之作，以及传奇讲史等都是小说发
展的先河。【6】
《辞海》明确指出：“神话传说”“是小说发展的先河”。
依据小说的定义来辨析，神话完全符合要求。
在这里说一点题外话。
我国被发现的用文字记载神话故事的实物产生于晚周。
1942年长沙盗墓贼盗得一帧帛书，1945年帛书被蔡季襄购买到。蔡氏曾在南京博物馆工作，深知这帧帛书的价值，潜心研究之，据此著有《晚周缯书考证》。这帧帛书用楚地文字书写，约八百字呈环形，分为内外两部分。外层记录四季状况，内层记录神话故事。神话讲：伏羲娶女娲，生四子。时天地混沌，后天地开辟，日月运行，阴阳相生。其四子轮值，四季分，人间有岁·····这帧帛书因年代久远，有些字迹模糊缺失，蔡氏听说用x光照射即可恢复、辨认，即携去上海向一个美国人求助。美国人谎称需要到美国才能做到。这帧帛书被携往美国，从此下落不明。
《尚书·尧典》亦记有该神话。
这帧帛书是先秦最早的现存实物，记载了世界最早的创世神话，比汉代神话的记载要早五百年左右。
帛书所记载的神话原来为口头创作，语言通俗易懂，再之，现存的神话使用的语言多是浅近文言，故这帧记载神话的帛书似乎算得上被发现的最早的通俗小说“刊物”。
（二）、被全世界证明的真理：小说起源于神话
稍有文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小说起源于神话”的“神话说”，已成为世界各民族的共识，被完整地写进了世界文学史。关于“神话说”的论证文章连篇累牍，书籍汗牛充栋。不仅文学家，连“无产阶级政治家”“无产阶级革命家”皆纷纷挥笔洒墨，写出文论或檄文，洋洋洒洒。因此，小说起源“神话说”完全具备“完整的文献脉络与成书考据支撑”。
龚维英先生《古神话与明清长篇小说》云：
鲁迅于《中国小说史略》“目录”中明白标出：“小说之渊源：神话”。鲁迅指
出，对小说若“探其本根，则亦犹他民族然，在于神话与传说。”这儿所谓神话，
据作者自己阐述，是古神话，非仙话、新神话、拟神话或广义神话。鲁迅云：“昔
者初民，见天地万物，变异不常，其诸现象，又出于人力所能之上， 则自造众说
以解释之；凡所解释，今谓之神话。”尚未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鲁迅，对神话的论
述基本吻合马克思认为神话产生于“人类童年时代”的观点。 我们对古神话与明
清长篇小说间的衍化及递嬗关系的探研，即依据这种关于神话的界说来进行的。【7】
“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小说起源“神话说”早已被古今中外证明为真理，无需再浪费笔墨。
“古神话与明清长篇小说间”确实存在“衍化及递嬗关系”。
笔者原来以为“小说起源于神话”是世人尽知的正确命题，是常识，学界应当融会贯通，了如指掌，由此推导出“通俗小说起源于神话”的理论，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不会遭到非议，故未急于阐述。事与愿违，学界不承认“小说起源于神话”的观点，正如评述所言，“主流学界认为，上古神话仅为后世文学的通用素材来源”，认为神话“无法构成通俗小说专属的起源体系”。如果说主流学界对小说的起源问题懵懂不清，一无所知，事实上这绝无可能；因为主流学界的成员毕竟皆为专家学者，博览群书，学富五车，岂能如此孤陋寡闻？但部分专家学者学识与认知的反差确实不可思议，笔者百思不得其解······
（三）、通俗小说属于小说体系
通俗小说与文言小说仅仅是使用的语言不同。笔者在《通俗小说起源于“说话”吗》一文中，曾明确指出：文学作品的体裁不是由其使用的语言来决定的，不可能文言小说起源于神话，而通俗小说却起源于“说话”。否则，小说的起源乃“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半阴半阳，成为悖论。
古代，文言小说和通俗小说并存。两千余年历史长河中，二者相辅相成，相生相克，具有“此消彼长”的变化过程，构成了中国文学小说的完整体系，不可分割。
古代中国小说继承了远古神话的遗产，在汉唐时期就创造和积累了一整套创作经验，包括题材、体裁及丰富有效的创作手法。
既然小说起源于“神话”，则毫无疑义，通俗小说起源于“神话”。
既然小说起源于“神话”完全具备“完整的文献脉络与成书考据支撑”，则“通俗小说上古神话起源的全新假说”，同样亦应当具备“完整的文献脉络与成书考据支撑”。
有学者评论说：
神话与小说的渊源关系，是学界长期探讨的核心命题，也是高念清“神话起源
假说”的重要学术依托，同时也是其观点争议的核心焦点
评论者一语中的，小说起源“神话说”，确实是笔者提出通俗小说起源于“神话”这一观点的依托。
又有文章说：
中国通俗小说的起源问题是俗文学研究领域的核心议题。高念清针对传统“说
话源流说”提出的颠覆性观点，正是立足于这一学术迭代背景产生的争议性研究成
果，为小说起源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批判视角。
评论者掷地有声，认定“中国通俗小说的起源问题是俗文学研究领域的核心议题”，肯定笔者“颠覆性观点”“为小说起源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批判视角”。
（四）、通俗小说起源“多元说”不能成立
网文评说中日学界差异：
日本学界更认可其批判性价值，普遍认同其对单线源流说的修正意义，愿意
接纳印刷、阅读市场等多元发展视角，但同样不认可其神话起源假说。国内学界
争议更聚焦论证严谨性与理论合理性，对其全盘否定传统范式、极端化立论的批
判力度更强。
日本学界提出通俗小说起源的“多元说”，值得商榷。
首先自我检讨，纠正一个错误。笔者的观点是通俗小说起源于神话，但在《通俗小说起源于“说话”吗》中曾论述“多元因素共同作用，促进了通俗小说的产生”云云，“产生”一词用词不当，词不达意，似乎是提出通俗小说起源“多元说”，产生了误导。在此，特表示歉意，作出更正。
唯物辩证法指出，内因：事物发展变化的内部原因，及事物内部的矛盾性。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外因：事物变化、发展的外在原因，即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只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条件，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
对于“多元说”需要用唯物辩证法来解决。
通俗小说起源于“神话”，“士人增加”“小市民阅读”“印刷术普及”等元素只是影响通俗小说变化、发展的外在原因。
黄河发源于青海巴颜喀拉山，向东注入渤海，全长5484公里。其间穿越数个湖泊、三个峡谷，有数十条江河注入黄河。河流湖泊增大了黄河的水量，峡谷加强了黄河的水势。黄河一泻千里，湖泊、河流、峡谷只是影响黄河水流变化的外因，却改变不了黄河发源于青海巴颜喀拉山这一事实。
同理，“士人增加”“小市民阅读”“印刷术普及”等外因，只能影响通俗小说的发展、变化，不能改变通俗小说起源于神话这一事实。
通俗小说“多元起源说”不能成立。
海内外学界不承认“通俗小说起源于神话”的观点，其实质是不承认“小说起源于神话”这一“世界级别”的正确学说。既然否定之，不妨来一回“愚公移山”，搬走“王屋山”。
（五）、通俗小说起源的理论体系概述
不破不立，试将通俗小说起源的理论体系建构概述如下。
《辞海·文学分册》“神话”条言：
“反映古代人们对世界起源、自然现象及社会生活的原始理解，并通过超自然
的形象和幻想的形式来表现的故事传说。它并非现实生活的科学反映，而是由于古
代生产力的水平很低，人们不能科学的解释世界起源、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的矛盾、
变化，借助幼稚的想象和幻想，把自然力拟人化的产物。神话往往表现了古代人民
对自然力的斗争和对理想的追求。”【8】
人类不能割断历史。
神话是人类创作的最早的小说，远古神话留给后人的财富是“编撰故事”的手法：有人物，有事件，有原因，有结果，有思想，有精神，有丰富的想象和幻想；想象和幻想也就是虚构。这些写作手法被后人继承了下来，用于撰写小说。这是将远古神话认定为小说起源的根本原因。
神话保存在古代著作中，如《山海经》、《淮南子》等。部分神话，用浅近文言写成，属于通俗小说；如：《盘古开天地》、《女娲补天》、《夸父追日》、《嫦娥奔月》、《吴刚斫桂》、《精卫填海》、《牛郎织女》、《黄帝战蚩尤》······这是认定通俗小说起源于神话的原因之一。
通俗小说和文言小说起源于远古神话；与世界各民族的小说起源“神话说”相契合。
有文本的通俗小说和文言小说约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相辅相成，构成了中国文学小说的完整体系，不可分割。
在历史的长河中，通俗小说、文言小说相生相克，经历了“由弱至强”、“由强至弱”的发展变化的博弈过程，此消彼长，至明清，通俗小说成为中国小说最主要的形式，占据了中国文学的主导统治地位。经济的发展、商业意识的增强、思想的启蒙、士人的剧增、阅读需求的高涨、印刷业的壮大、白话运动的深入等多元素共同作用，推动了通俗小说的普及、发展和提高，通俗小说日臻完善和完美。
通俗小说为作家独立创作。
通俗小说的构成成分：语言：浅近文言。韵散结合。结构：开篇诗词——散文，中间插诗——以诗词结尾。长篇采用章回体。传承：继承发扬祖国传统文化的写作手法和“以诗入文”“诗化叙事”的优良传统。题材：短篇小说多反映市民生活。长篇小说从明嘉靖间的《金瓶梅》创作开始，则由历史、神怪转向现实社会题材。影响：为“说话”、演唱伎艺提供底本，为白话小说、戏曲、影视的创作及改编提供样板和脚本。
通俗小说具有民族性。其题材、语言、结构和艺术手法诸方面适合于反映中华民族的社会生活，符合中华民族的欣赏习惯，具有完备的民族形式。其民族气派、民族风格体现了高度的民族化。
民族的，才是世界的。通俗小说是中国“文艺复兴”的产物，与十四——十六世纪欧洲发生的“文艺复兴”同时产生和发展。通俗小说的创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辉煌的成就，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文学史中享有不可动摇的崇高的地位和声誉。
关于通俗小说起源的论述以此为准。
约八百言，顾此失彼，错误难免；敬请专家学者批评补证。
三、“书面文本先行，说话依附文本”的铁证
“范式认知”争议：过度割裂说唱与小说的双向互动关系
学界公认传统“单线源流说”存在简化缺陷，但普遍秉持双向互动、相辅相成
的修正观点：唐宋说话技艺为通俗小说积累了叙事题材、结构范式与受众基础，而
成熟的书面小说又反向赋能说唱表演，二者是共生发展关系。高念清极端强调“书
面文学先行，说唱依附文本”，完全否定说唱艺术对通俗小说的孕育、滋养作用，
彻底割裂二者的共生关联，违背俗文学口头——书面双向演进的基本规律，与学界
修正后的主流认知相悖。
姑且称这种谬论为“共生说”。
“修正观点”“共生说”终于承认“书面小说”“赋能说唱表演”这一事实。
“共生说”有难以逾越的山峰，违背了这样的基本事实：成熟的通俗小说及其文本的出现时间，早于定型的职业化“说话”行业千年左右，二者不可能“共生”，不可能“双向互动、相辅相成”。“说唱艺术对通俗小说的孕育、滋养作用”是呓语，天方夜谭。
当史料证明“话本”是造假的产物后，所谓“唐宋说话技艺为通俗小说积累了叙事题材、结构范式、受众基础”也就失去存在的价值，
持“说话源流说”者忘记了这样的历史事实：宋元之前，中国出现了大批的文学家和大量各种题材的小说作品，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按照“说话源流说”的观点，到了宋元明清，中国的文学家皆突然智力衰退，变得愚不可及，不会撰写小说，需要仰人鼻息，拾人牙惠，改编、模仿、整理话本，才能写出通俗小说。更有甚者，连写作题材这样最普通最简单的写作知识，宋元文人也要向说书艺人请教学习，这些谎言骗得了谁！请问“话本体系”的辩护者，你们自己相信这些谎言吗？
关于“结构范式”，笔者在《“说话源流说”的主要论点与学术造假》一文中指出：“说话源流说”移花接木，盗用了所谓“话本”“拟话本”通俗小说的结构，是学术造假的产物。辩护者反而鼓噪“唐宋说话技艺为通俗小说积累了叙事题材、结构范式“，这是······
通俗小说的受众不完全是小市民，而是世人，这样说才符合事实。
（一）、“书面文学先行，说唱依附文本”的史料佐证
笔者强调“书面文学先行，说唱依附文本”，因为这是历史事实，完全有史料做支撑。
吴自牧《梦粱录》：
王六大夫元系御前供话，为幕士请给讲，诸史俱通。于咸淳年间，敷演《复华
篇》及《中兴名将传》，听者纷纷。【9】
敷演：陈说并加以演绎。王六大夫御前“说”《复华篇》及《中兴名将传》，显然是使用了底本，而非即兴临时编撰说讲。
罗烨《醉翁谈录》：
所业历历可书，其事班班可纪。乃见典坟道蕴，经籍旨深。试将梗眼之流传，
略为从头而敷演。得其兴废，仅按史书；夸此功名，总依故事。如有小说者，但
随意据事演说云云······【10】
俗语云：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说书艺人必须有说书的资本，腹中有货，进行知识、“话”的储备，方可“售卖”。“典坟道蕴，经籍旨深”指博览群书，“典坟”，“经籍”，“史书”，“故事”，“小说”等，皆其“说话”的底本。
“试将梗眼之流传，略为从头而敷演”一句，有学者引用作“便眼”，笔者疑应为“梗眼”，方能与“略为从头而敷演”句语义衔接，故改之。梗：大概，梗概。眼：中心，集中处，如“文眼”。“从头而敷演”，才能使之“流传”。
《醉翁谈录》又记：
小说纷纷皆有之，须凭实学是根基。开天辟地通经史，博古明今历传奇。藏
蕴满怀风与月，吐谈万卷曲和诗。辩论妖怪精灵话，分别神仙达士机。涉案枪刀
并铁骑，闺情云雨共偷期。世间多少无情事，历历从头说细微。
夫小说者，虽为未学，尤务多闻。非庸常浅识之流，有博览该通之理。幼习
《太平广记》，长攻历代史书。烟粉传奇，素蕴胸次之间，风月须知，只在唇吻之
上。《夷坚志》无有不览，《琇莹集》所载皆通。动哨，中哨，莫非《东山笑林》，
引倬，底倬，须还《绿野新窗》。论才词，有欧、苏、黄、陈佳句，说古诗，是李、
杜、韩、柳篇章。
举断模按，师表规模，靠敷衍令看官清耳。只凭三寸舌，褒贬是非，略传万
余言；将论古今，说收拾，寻常有百万套；谈话头，动辄是数千回。说重门，不
掩底相思，谈闺阁难藏底密恨。辨草木山川之物类，分辨军县镇之程途。讲历代
年载废兴，记岁月英雄之文武。有灵怪、烟粉、传奇、公案，兼朴刀、杆棒、妖
术、神仙。自然使席上生风，不枉教坐间星拱。也说黄巢拨乱天下，也说赵正激
恼京师。说征战，有《刘项争雄》；论机谋，有《孙庞斗智》。新话说张、韩、刘、
岳，史书讲晋、宋、齐、梁。《三国志》诸葛亮雄才，收西夏，说狄青大略。说国
贼怀奸从佞，遭愚夫等辈生嗔；说忠臣负屈衔冤，铁心肠也需下泪。讲鬼怪令羽
士心寒胆战，说闺怨遣佳人绿惨红愁。说人头撕挺，令羽士快心，言两阵对圆，
使雄心壮志，谈吕相青云得路，遣才人着意群书；演霜林白日升天，教隐士如初
学道。噇发迹话，使寒门发愤，讲负心底，令汉奸包羞。讲论处，不僝沓，不絮
烦，敷演处，有规模，有收拾。冷漠处，提掇得有家数，热闹处，敷演得越久长。
曰得词，念得诗，说得话，使得砌。言无讹传，遣高士善口赞扬；事有源流，使
才人怡神嗟讶。
诗：小说争言岂易哉，片言万语费安排。搜求幽隐包罗尽，说尽人间世上怀。【11】
引文第一、二两节强调说书艺人必须要有知识、底本储备：“须凭实学是根基”，才能做到“世间多少无情事，历历从头说细微”。详细叙述底本的内容：“小说纷纷皆有之”，“通经史”“历传奇”“满怀风与月”“妖怪精灵话”“神仙达士机”“涉案枪刀并铁骑”、“闺情云雨共偷期”。
第二节专谈小说的底本储备，列举《太平广记》、《夷坚志》、《东山笑林》、《绿野新窗》作为小说的代表作。
第三节文字多强调“讲史”需要底本，“讲历代年载废兴，记岁月英雄之文武”：“黄巢拨乱天下”，“赵正激恼京师”；“刘项争雄”，“孙庞斗智”；“张、韩、刘、岳”，“晋、宋、齐、梁”；“《三国志》”，“诸葛亮雄才”；“收西夏”，说“狄青大略”；“国贼”，“忠臣”等，皆言底本。“有灵怪、烟粉、传奇、公案，兼朴刀、杆棒、妖术、神仙“讲鬼怪””，包括“说话”四家之“话”。“说闺怨”，即说“烟粉”；“说人头撕挺，令羽士快心”，即说经书。最后总结曰：“言无讹传，遣高士善口赞扬；事有源流，使才人怡神嗟讶”。“言无讹传”“事有源流”说明“说话”有根有据，有底本。
引文中在论述“说话”需要底本时有“遣才人着意群书”“使才人怡神嗟讶”两句，提到了“才人”。说书艺人有自己的组织“书会”，其中绝对少不了一种人——才人。才人多为名落孙山、身处社会下层的文人。“才人”的职责是什么，“遣才人着意群书”一句已经告诉了答案。才人着意“群书”，从中搜寻找到能够适用于“说话”的文学著作，作为底本。“使才人怡神嗟讶”，言才人听到说书艺人精彩的说“话”，感到欣慰而赞许。
《醉翁谈录》又曰：
论《杨令公》、《五郎为僧》，说《狄青》、《韩魏公》。
讲《石头孙立》、《青面兽》，叙《花和尚》、《武行者》。【12】
宋元的笔记史料告诉人们：“说话”四家无不是“书面底本先行，说唱依附文本”。笔者曾说过：如影随形，“说话”永远离不开底本。“说话”是依附于文学作品这棵大树上的藤蔓。
史料告诉了我们真相。
其一，底本为文学作品，与“说话”的关系是“书面底本先行，说唱依附文本”。
其二，才人的作用——查找文学作品作为“说话”的底本。
其三，“话本体系”是学术造假的产物，没有“话本”的史料记载。
宋元笔记的史料，是“书面底本先行，说唱依附文本”的铁证。
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对说书艺人必须依靠底本的事直言不讳，曰：“说话之事，虽在说话人各运匠心，随时生发，而仍有底本以作凭依，是为‘话本’”。先生认为说书艺人无论怎样“随时生发”,添枝加叶，但是强调“仍有底本以作凭依”。
“双向说”又是“说话源流说”的一大谎言。
说书艺人使用“底本”而“说话”，当然，并非登台诵念底本，而是脱离底本凭记忆而说讲。
使用书面底本的情况有两种。盲人或文盲无法直接使用，通过拜师而听记故事后再自己“说话”。这似乎没有书面文本，追根溯源，其师傅的谱系中，总有一个初始者是使用书面底本的，其听记的故事就是源于书面底本。另一种是识字者，可以自用书面底本。归根结底，说书艺人离不开书面底本。
（二）、“说话源流说”混淆了“通俗小说”和“俗文学”的概念
指责笔者“违背俗文学口头——书面双向演进的基本规律”，而指责者却混淆了“通俗小说”和“俗文学”的概念。
《辞海·文学分册》“俗文学”条言：
近代有些人用以称呼中国古代的通俗文学。大体包括：（1）歌、谣、曲子；
（2）讲史、话本；（3）宋元以来南北戏曲及地方戏；（4）变文、弹词、鼓词、宝
卷等讲唱文学；民间传说、笑话、谜语等杂体作品。【13】
显而易见，通俗小说不属于俗文学范畴。
既然通俗小说不属于俗文学范畴，就不能将俗文学“口头——书面双向演进”的标签贴到通俗小说身上。
指责笔者“违背俗文学口头——书面双向演进的基本规律”，暴露出“说话源流说”立论基础是俗文学生成的理论。
通俗小说不属于俗文学范畴，“说话源流说”却以俗文学的标准论之，可见荒唐至极。
远古时期因“采风”，或后世搜集、整理、记录前人流传下来的“歌、谣、曲子”、“民间传说、笑话、谜语等杂体作品”，这就有了俗文学的生成，这可以称为“口头——书面双向演进”的方式，但是，不可以把某个时期的现象上升到历史“规律”的高度，似乎每个历史时期都必须遵循这个规律。如同人类婴儿时吮吸母乳，不等于一生皆如此。随着历史的发展，人类有了文字，有了文房四宝，文学创作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采风及搜集、整理、记录前人流传下来的作品被弱化、淡出，包括“歌、谣、曲子”、“民间传说、笑话、谜语等杂体作品”在内的所有文学作品，可以在创作时就直接书写记录。
并非所有种类的作品，都必须遵循这个“规律”，明清时作家创作通俗小说不需要采用“口头——书面双向演进”的方式。
请不要忘记这样的历史事实：俗文学“讲史、话本”，“宋元以来南北戏曲及地方戏，变文、弹词、鼓词、宝卷等讲唱文学”是使用底本或话本的，仍然是“书面底本先行，说唱依附文本”。
用俗文学的生成理论来推演通俗小说的生成，驴头不对马嘴，“双向说”如同空中楼阁，没有基础支撑。
“学界修正后的主流认知”所谓“双向说”，换汤不换药，与“说话源流说”的本质相同，皆为谬论！
四、都是“草根”身份惹的祸
“学术规范与话语权”争议：成果传播形式脱离主流学术体系：
这一争议贯穿其所有研究成果。高念清无体制内学术身份，核心观点未在国内
权威核心期刊刊出，未经过同行评议，主要依托自媒体平台传播。主流学界认为，
其观点虽具备问题意识与反思价值，但脱离了严谨的学术评审体系，论证过程缺乏
学术规范约束，存在主观推演多于考据的问题。因此，学界仅将其观点作为反思旧
范式的参考素材，拒不纳入正统学术体系，始终未认可其理论的学术权威。
人微言轻，都是“草根”身份惹的祸！
其明确告诉人们：学界仅将笔者的“观点作为反思旧范式的参考素材，拒不纳入正统学术体系，始终未认可其理论的学术权威”，原因是笔者“无体制内学术身份，核心观点未在国内权威核心期刊刊出”。为“说话源流说”辩护，抓住对方的身份、论文发表途径做文章，确实是最聪明、最有效、也是最无奈的选择。
“英雄必问出处”的潜规则等于说：“草根”没有做学术研究的资格；论文不是在核心期刊发表，就没有任何价值。
（一）、是“草根”身份者并不低人一等
笔者“无体制内学术身份”、“并非高校、社科院体系内的知名教授”，“草根”身份早已就公之于众。无论在《徐州师范大学学报》、《明清小说研究》等核心期刊，还是在网络平台发表论文时，都明确标注身份为“中学教师”，身份确实与“知名教授”相差十万八千里。
笔者已安身立命几十年，并不因为是“草根”身份而感觉到低人一等。
许多专家学者德艺双馨，平等待人，或为笔者提供发表论文的平台，或给予舆论支持，或采纳引用拙文的观点，笔者感激不尽。
三人行必有我师。笔者应当向“体制内”“高校、社科院体系内”的诸位著名教授虚心学习，虽越俎代庖，学习修身的初衷不改。
事实是没有任何一条律条规定，只有具备“体制内学术身份”“高校、社科院体系内的知名教授”才有资格进行学术研究，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草根”的学术研究就没有任何学术价值。
有网友托举笔者，写道：“民间学术代表：作为一线中学教师，他的研究被视为民间学术力量的代表。打破了大学教授垄断相关研究的局面。”
身份，不是原罪，不应当是学术研究成果被边缘化的理由。
历史上有些事值得深思。
1926年，梁启超先生向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先生推荐陈寅恪先生为国学研究院导师，曹问：他是哪一国博士？答曰：他不是博士，我也不是博士。曹说：你著作等身啊！梁说：我的等身著作，不如陈寅恪一篇几万字的论文。在梁先生力荐下，陈先生得以出任国学研究院导师。
梁漱溟先生是个未考上大学的高中生，24岁时被蔡元培先生聘为北大哲学系讲师。梁先生桃李满天下，学生中有胡适、冯友兰、朱自清、顾颉刚······哪一个不是“东京才子，文章钜公”？
《汤问》记载儿童项橐与孔子“辩日”的故事，顽童步步逼问，儒家大师张口结舌，无言以对。此表明即使是圣人，也不可能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草根”也不是愚昧至极，无知无能。
“西施”能生出孩子，“东施”也能生出孩子。
笔者为天下的“草根”发声，特别为暂时还是“草根”的人们呐喊：逆天改命！
（二）、未刊发在核心期刊的文章并非没有学术价值
判断研究者水平的高低、论文有无价值，只能看论文质量的优劣，不能仅仅盯住论文发表的途径。
争议认为拙作“脱离了严谨的学术评审体系，论证过程缺乏学术规范约束，”。
尚有更坦率的意见云：“按照国内现行的中文核心期刊·csscl来源期刊的投稿标准，该系列文章的行文风格、论证严谨度都达不到发表要求，无法获得正式的学术成果编号，自然无法被纳入主流学术成果系列。”
直言不讳，揭示了拙作的短板！
关于这个争议，笔者提出三个问题以供思考：
推翻盘踞学界百年的主流理论“说话源流说”，提出颠覆性的观点，这样的文章会被视为洪水猛兽，能被允许在主流媒体核心期刊发表吗？
评审者的思想品质、学术水平、学术观点影响学术评审的公允、正确性。论文评审制度就一定尽善尽美吗？
未有通过评审而未在核心期刊刊发的文章就没有任何价值吗？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
清袁枚《随园诗话》云：“诗境最宽，有士大夫读破万卷，穷老尽气，而不能得阃奥；有妇人女子，村氓浅学，偶有一二句，虽李、杜复生，必有低首者。”
赋诗如此，著文亦然。“村氓浅学”的文章也可能会让韩、柳低首。
大放厥词，敬请批评。
（2026年11月6日）
注释：
【1】·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百四十九·绍兴元年十二月条。
【2】·王开富《古代的小说观念及通俗小说的起源》·《明清小说研究》1988年第三期第6页。
【3】、【4】·吴自牧《梦粱录》卷二十《百戏伎艺》
【5】·陈汝蘅《说书小史》· 中华书局出版社1936年版。
【6】·《辞海·文学分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8月第一版第2页。
【7】·龚维英先生《古神话与明清长篇小说》·《明清小说研究》1988年第三期第92页。
【8】·《辞海·文学分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8月第一版第2页。
【9】·吴自牧《梦粱录》卷二十《百戏伎艺》。
【10】·罗烨《醉翁谈录》·《舌耕叙引·小说引子》。
【11】、【12】·罗烨《醉翁谈录》·甲集《舌耕叙引·小说开辟》。
【13】·《辞海·文学分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8月第一版第2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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