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0月,美国篮球明星凯里·欧文在社交平台转发一部涉及犹太人的争议影片,随后遭到舆论围攻。耐克暂停与他的合作,布鲁克林篮网队也要求他公开道歉。欧文起初反复表示自己没有反犹意图,后来仍然道歉,并向反诽谤联盟捐款。
这场风波看似只是明星失言,实际却牵出了美国社会一根绷紧的弦。有人问:“转发一部影片,为什么会付出这么大的代价?”答案并不只在影片内容,而在美国历史、身份政治和现实利益彼此叠加。
那部影片包含纳粹言论,也涉及对纳粹屠杀的否认和阴谋论叙事。无论转发者是否真正认同其中观点,这类内容都会触碰美国社会最敏感的历史记忆。欧文可以说自己不了解,但公众不会因此忽略言论可能造成的伤害。
值得一提的是,批评反犹主义,并不等于把所有犹太人塑造成特殊群体,更不能把某些金融机构、政客或组织的行为,推论成整个族群的共同意志。历史上最危险的迫害,往往就是从这种粗暴归因开始的。
犹太人在欧洲长期遭受排斥,原因十分复杂。宗教差异、职业限制、居住隔离和政治动员,曾经共同制造了敌意。中世纪欧洲不少地方限制犹太人拥有土地,却允许他们从事借贷等行业,结果又把由制度造成的职业分布,反过来当成指责他们的证据。
到了20世纪,德国经历战败、赔款、通货膨胀和失业冲击,纳粹党便把社会不满引向犹太人。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歧视逐渐被写入法律;1935年的《纽伦堡法》剥夺犹太人的公民权,随后又发展为大规模驱逐和屠杀。罪责属于纳粹政权及其协作者,不属于任何普通族群。
美国的情况不同,却并非没有阴影。20世纪上半叶,美国社会曾存在明显的排犹情绪,一些大学、公司和社区设置过隐性门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量欧洲犹太科学家和知识分子逃往美国,其中不少人后来参与了美国的科研与工业建设。
美国政府在战后逐渐强化对反犹歧视的约束,也支持以色列建国后的外交关系。这种政策既有战争记忆和人道因素,也有战略利益考量。政治从来不是单一动机推动的,不能只用“同情”或“资本操控”四个字概括。
真正值得警惕的,是经济压力下的替罪羊机制。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不少普通家庭收入停滞、住房和医疗成本上升,社会信任不断下降。当民众无法直接改变复杂的金融制度和政治结构时,某个显眼的少数群体就容易被推到矛盾中心。
身份政治在此时产生了反作用。政府和政党不断按照种族、性别、宗教划分选民,短期内可以争取支持,长期却可能加深群体之间的猜疑。有人获得政策照顾,另一部分人便认为自己遭到牺牲;若某一族群在金融、媒体或政界较为显眼,怨气就更容易集中到他们身上。
美国犹太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三,却在部分行业拥有较强的组织能力和公共影响力。这种少数群体的优势,既能帮助他们维护权益,也可能招来夸大的猜测。反诽谤联盟统计显示,2021年美国记录的反犹事件达到2717起,比上一年明显增加。数据说明问题在恶化,却不能证明所有美国人都敌视犹太人。
欧文事件的结局,恰好呈现了美国社会的两面:一方面,对纳粹屠杀和反犹宣传仍保持强烈警惕;另一方面,经济焦虑和政治撕裂又在不断制造新的敌意。今天受到保护的少数群体,如果被塑造成特权象征,明天就可能成为民粹情绪的靶子。
美国是否会出现更大规模的反犹行动,取决于经济走势、政治动员和制度能否约束仇恨言论。历史已经反复证明,族群矛盾一旦被当作解决现实问题的工具,最先失去的不是某个群体的利益,而是社会对事实和责任的基本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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