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末,中央在陕北洛川县召开了扩大会议,主要议程为三点:一是政治任务问题;二是军事问题;三是国共关系问题。 彼时正值全面抗战刚刚爆发、两党刚刚合作,下一步该怎么走,以什么方式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都决定了我党的未来。

会议最后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并确定独立自主进行山地游击战的方针。在此思想的指导下,八路军很快进入高速发展期。

这个结果是好的,但洛川会议的过程却是曲折的,会开了四天,众人就吵了四天,主席又一次成为少数,甚至向来支持他的101都觉得应该改变作战方式。

幸好,主席耐心说服,从各个角度进行分析,终于把大家劝住了。毫不客气的说,此举是拯救了出击前线的八路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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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在长征时有一个口号就是“北上抗日”,卢沟桥事变后全国军民情绪高涨,刚接受改编的八路军也都憋着一股劲,纷纷请愿尽快上前线杀敌。

抗日必然是要抗的,关键的是要怎么抗?中央高层为解决这个问题,在洛川召开扩大会议,毛主席、朱老总、彭总、101等二十余位党政军负责人全部到场。

我们从已发生的历史可知,八路军是以游击战为主,深入敌后发展、不断破坏敌人的战争潜力,打破了日寇以战养战的企图。但在洛川会议前,大多数指战员并不赞成以这样的方式抗日。

在他们看来,过去的土地革命战争中,红军依靠运动战打了不少胜仗,这是我军的强项。在接下来的抗日战争中应该继续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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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红军可以过运动战,成建制地歼灭国民党军,现在国共合作,没有了后顾之忧,就更有条件进行大规模的运动战打击日寇。

此时红军刚刚接受改编,举国人民翘首以盼。只要我们通过运动战歼灭几股日军,就能能迅速提高我军的威望和地位,让国人看到共产党的实力和抗日决心,打消外界质疑。

所以,在洛川会议上,最早的军事观点就是将八路军三个师集中起来,跟着国民党军一起守住华北防线。周总理、朱老总、彭老总、101等人都是如此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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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毛主席反对。主席反对的理由很充分,他对敌我情况进行了分析,日军一个师团就有两万多人,还装备精良、训练有素。

而八路军总共只有三万多人,武器弹药、后勤物资都得不到充分保障,如果跟日寇正面对决,这支武装很可能会遭遇毁灭性打击。

并不是说要保存实力,只是要从全局考虑,当八路军没有主力部队后,我党还如何立足?别看国民党答应合作,那是在我党有实力的基础上。如果八路军被消耗光了,蒋介石想翻脸就翻脸,“四一二”的前车之鉴就在眼前啊。

达成统一战线可以,但我们不能完全听从国民党的调动,必须独立自主。重心应放在敌后山区,创建抗日根据地,发动当地群众,只有遇到有利战机,才可以集中优势兵力消灭小股敌人,等时机成熟,也可以向平原地区延伸游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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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想法更符合实际,然而一开始并未赢得大家的认可,反倒让会议陷入持续的争论中。大部分人还是没有转变思路,都想着要在抗日前线打出大的战果,不想去打游击战。

像朱老总就认为出兵要迅速,担心不打出像样的大仗,社会舆论会对我党不利,政治上怕难以立足;彭老总则态度更加强烈,认为八路军是铁军,应该打硬仗杀敌,不能躲着打。

101也开口,表示敌人已经接近了,这是打运动战的最佳时机。友军在战斗,这是配合作战的最佳时机。如果我们的参战部队太少的话,可能会让全国人民失望。

会议开了四天,争论就持续了四天,大家都敞开说出自己的想法,并未回避分歧。与会的萧劲光后来回忆:

“洛川会议上在讨论军事指导方针中尽管意见不同,但出发点是一个,就是如何在出征以后更有利地打击敌人,更有利于我军的发展壮大。当然,这也说明同志们在当时对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性、对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问题在认识上有差异。在以后抗日战争的实践中,逐步证明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是高瞻远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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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公没有很直白地说,但意思其实都能看出来,毛主席当时属于“少数派”。真正从头到尾支持主席的只有一个人,贺龙。

对于那些不同的声音,主席没有采取强压的做法,而是耐心道出现实的困境,不能为了一个“面子”,把自身的“里子”全搭进去。只有建立了稳固的根据地,我们才能动员更多民众抗日,才能坚持长期抗日。

如果把部队全在正面打光了,敌后没有力量去发展,那日本就有时间、有精力去消化侵略之地,届时日本就很可能实现以战养战的目的。

两国的硬实力相差过大,好在中国有足够的纵深,我们挺进敌后作战,能持续让日本“流血”、消灭其战争潜力。只要使得日本的占领成本大于占领收益,那从长远来看,远比一两场战役的胜利作用更大。

主席还特别强调,我们必须坚持独立自主,不能看国民党暂时友好,就心中懈怠。别人给,终究不如自己有,八路军的作战行动,指挥权必须掌握在我党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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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大多数人迫切想要出兵,有一部分原因是日寇正朝着太原逼近、国民党多次致电要求增援。在几位高级干部看来,这是个展示我党的机会。

而毛主席在会议上指出,国民党内部掣肘太多,无力持久,太原迟早要失守,华北迟早要沦陷。这个时候把八路军派去支援守城,大概率会被当成“炮灰”消耗。

不如趁着日军还没有完全站稳脚跟的时候,抢先打入敌后,在日军占领区内寻找缝隙扎根。日寇的占领区太大而兵力又不多,占据城市就无法占领山沟;占据就铁路无法占领农村。这是挑战,也是机会。

只要八路军能够将那些日军无法占领的地方发展出根据地,那最终可以形成对城市、铁路的包围之势,这时再伺机夺回国土。

可以说主席从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只可惜当时其他人的热情过于高涨、支持主席的人又极少,加上时间紧迫容不得太长时间讨论,最终会议达成了一个妥协的结果:“基本的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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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始终还是保持了冷静,1937年9月,115师刚抵达前线,主席就致电彭总:“今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可言的。”

随后又给八路军总部发去电报:“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华北正规战如失败,我们不负责任,但游击战争如失败,我们需负严重的责任。”

也是在九月,八路军取得平型关大捷,这就是毛主席坚持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选择有利地形,对日军小股部队实行突击,用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战果。

主席后来将自己所想写进了《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里,八路军的诸多经典战例都是在此指导思想下进行的,以小积大,让日寇不断“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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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上,主席往往是孤独的,但也是正确的。别人想到的只是战役的胜负,他想到的却是战争的走向。

如果没有洛川会议主席的坚持,八路军可能一上前线就展开正面战,那就跟太原防线的守军一样重大打击。付出巨大伤亡后,蒋介石可能会致电嘉奖一番,但实际的补充是不会有的。

再结合不久王明回国后鼓吹的“七个统一”以及大部分高级干部都拥护的表现来看,独立自主也不会存在,那八路军最终的命运可想而知。

主席的逆势而行,是挽救了八路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