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6月30日，河北新海县大赵村一所学堂内，冀鲁边军区副司令员兼一一五师教导第六旅副旅长黄骅，正在主持边区侦察、通信工作会议。
会议内容并不神秘，却关系到敌后部队如何传递情报、组织侦察和应对日伪军扫荡。参加会议的干部没有想到，危险会从门外突然撞进来。
几名持枪人员闯入后，立即向会场开火。枪声很快停止，黄骅、参谋处长卢成道等十人倒在血泊中。黄骅年仅32岁。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战斗冲突，而是一次有预谋的内部袭击。更令人震惊的是，幕后下令者，竟是冀鲁边军区司令员、教导旅旅长邢仁甫。
邢仁甫出生于1910年，河北盐山县人。少年时期，他曾因家庭处境和现实压力投身旧军阀队伍，后来做到副官，却逐渐看清那支队伍的腐败与混乱，选择离开。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民族危亡给许多地方武装带来了新的方向。邢仁甫在中共津南工委负责人马振华等人的推动下，参加抗日活动，担任华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组织地方武装抗击日伪。
那段时间，他确实做出过成绩。救国军后来经过整编，成为三十一支队，又逐步纳入八路军作战体系。部队在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势力夹击下生存，邢仁甫也凭借战场表现取得了信任。
队伍不断发展，他的职务随之提升。后来，这支部队被整编为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旅，邢仁甫出任旅长。按这样的轨迹走下去，他完全可能在新中国成立后获得重要职务。
问题出在权力增长之后。
1941年，冀鲁边军区成立，邢仁甫担任司令员。职位越高，约束越多，责任也越重。可他没有继续加强党性和纪律修养，反而开始沉溺于个人享受，逐渐把组织赋予的权力当成了私人资本。
他与宣传队女队员宋魁玲关系密切。邢仁甫已有妻子儿女，却仍将宋魁玲留在身边。与此同时，部队经费被挪作个人挥霍，军中纪律也出现明显问题。
敌人扫荡最紧张的时候，军费本应用于补充弹药、安置伤员和维持部队行动。一个指挥员若把这些钱拿去满足私欲，损害的就不只是账目，而是整支队伍的生存能力。
上级没有马上采取最严厉的处理，而是希望给邢仁甫留下改正机会。被派往冀鲁边军区协助整顿的人，正是黄骅。
黄骅1911年出生于湖北阳新。17岁参加当地赤卫队，次年加入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做过营长、团政治委员。1936年，他进入红军大学学习，抗战开始后，又先后在晋西南、鲁西等地担任军事职务。
1941年到达冀鲁边军区后，黄骅抓的事情很具体：整肃纪律，改进训练，清查军需，纠正干部作风。他没有只在会议上讲原则，而是从行军、宿营、物资分配等细节入手。
部队干部和战士看得见变化，也因此逐渐信服黄骅。对邢仁甫而言，这种威望却成了压力。过去无人敢管的事情，开始有人过问；过去可以自行决定的安排，也必须接受组织检查。
邢仁甫于是散布黄骅的坏话，还发表消极言论，把正常的组织整顿说成夺权。上级判断，继续让两人长期对立，后果可能更加严重，遂决定调邢仁甫到延安学习，并由黄骅承担更多军区领导工作。
这本是一次挽救，也是一道考验。
邢仁甫拒不执行调动，迟迟不肯离开。他认为黄骅的到来是为了取代自己，便暗中拉拢亲信。1943年5月前后，他开始策划刺杀。
6月30日，大赵村学堂内的枪声，成为这场内部斗争的结局。黄骅牺牲后，邢仁甫并没有悔改，而是带着宋魁玲和少数随从逃离部队，前往天津。
离开抗日队伍后，他投靠日伪，成为汉奸。抗战胜利后，又转投国民党特务系统。曾经带兵抗日的指挥员，就这样一步步站到了民族和人民的对立面。
1949年天津解放前后，人民解放军在天津战役中俘获邢仁甫。1950年，他被依法公开处决。
黄骅牺牲后，为纪念这位抗日将领，当地改名为黄骅县，后来又发展为黄骅市。2014年，黄骅被列入第一批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同样身处战火，同样握有兵权，有人把职务当作责任，有人却把权力变成私产。邢仁甫并非没有机会，只是他在一次次选择中，亲手走完了从抗日将领到民族败类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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