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劝人放弃治疗的黑救护车司机，救了很多人丨ICU生死风暴04|icu|口吐白沫|呼吸机|抢救室|生死风暴|病房|老鲁|陈大姐

大家好，我是陈拙。

我对“良心商家”这四个字，有点意见。

比如半夜找人开锁，师傅没临时加价，大家就夸他有良心。不是，按说好的价格收钱，现在也算行善了？

但假如孩子锁在屋里，锅还在火上烧，你大概也顾不上计较这些。谁能赶紧来，谁就是救星。

人在着急的时候，会把对一个人的要求，从“值得信任”，降到“肯来帮忙”。

医院里也有这种着急。

很多病人在ICU治不好了，只想回家咽气。但他们得靠呼吸机“吊住最后一口气”，普通车拉不了，正规救护车又不管送。

这个灰色地带，催生了一种“黑救护车”。

他们改装了面包车，装上呼吸机，专接这种单子。得有人开车，有人抬人，有人懂护理，尤其得胆子大。

我们的作者、ICU医生余一生就认识这么一个带头的，叫老鲁。他常年混在家属堆里，到处打听“谁快不行了”，甚至为了揽活，劝家属把还有希望的病人拉走。

按说，余一生最该防着这种人。

可有些夜晚，正规救护车排不上，家属执意要带快断气的人回家，老鲁的面包车就停在门口。

当一个ICU医生发现，这辆“黑救护车”既可能害人、也可能成全人，她该赶走它，还是该放行？

如果有一天，这辆车就停在你家人的病房楼下，你又会希望她怎么选？

监护仪报警一刻不停地叫喊，刚被按掉，又像扼住的喉咙被松开一样吼起来。刘姐的脉氧饱和度跌破80%了。

呼吸机参数高得吓人，床边一排注射泵，持续不断地向她体内输入5种镇静镇痛药物，但她依旧在拼命地大口喘息。身体本能地渴求每一丝氧气，可肺早已彻底失去工作能力，像门窗焊死的密室，新风进不来，浊气出不去——徒劳的喘息撕扯着衰竭的身体。

结局人人都清楚。进展迅猛的MDA5阳性皮肌炎合并间质性肺炎，预后极差，几乎没有生还可能。

过去一周，有很多人和刘姐的儿子说过这个病多可怕，家人早已签字不做体外膜肺，但到了这一步，他还是乱了阵脚。

他说，要带妈妈回家。

我们心里都松了一口气。作为ICU医生，谁都不愿意看见病人脉氧一点点往下降，自己却束手无策。

刘姐的儿子电话开着免提，扬起声传来救护车接线员的声音：“附近的救护车全满，最快也要排到2个小时后了。”

我知道等不到了。正规救护车优先保障送院抢救的病人，像刘姐这样随时可能在路上走的，排不上。有一类车专做这件事——只送终末状态、没有救治希望的人回家。

这时于护士匆匆赶来，在我耳边小声说，脉氧还在往下掉，呼吸机已经纯氧了，去甲肾还要不要加？

我跟着她往回走，背后传来刘姐儿子略带哭腔的声音，“两个小时，能撑住吗？”

我没回头，让他赶紧想其他办法。

半小时后，匆匆走来一群人。

领头的是个皮肤黝黑、身形壮实的中年男人，叫老鲁，40岁上下，身后跟着一位年轻女子、一个小伙子和一位老者。

那个年轻女子叫小张，穿件旧旧的护士服；小老头和小伙子是老鲁的老乡，小老头在医院门口开日租房，小伙子不跟车时就在医院门口跑摩的。小张原来也是在大医院工作的，后来给病人输血时出了差错，虽然病人抢救回来，但她丢了工作，跟着老鲁跑救护车，跟一次车算一次钱。

几人推着简易担架车带走了刘姐。其他人都是便装，连个工作马甲都没穿，但他们有一辆面包车改装的“救护车”，车里有呼吸机，有监护仪，还有输液泵。

领头的老鲁，除了和护士沟通刘姐身上的管道和用药，没多说一句话。他看上去毫不起眼，头发蓬乱，肤色黝黑，套件灰扑扑的夹克，要是在医院走廊擦肩而过，我只会当他是重病患者家属。唯独那双眼睛显得很不一样，又大又亮，好像始终在四下搜寻。

距离我第一次见到老鲁，至今已有15年。

我早就听说过老鲁。

在ICU工作不久，我便知道了一件事，很多家属要把临终的病人带回家，在家离开人世。

大多数是因为当地风俗，有些是老人最后的愿望，还有的是想在亲人的陪伴下离开。可这些话，不到最后一步，家属往往不会说——任何一个人，把亲人送到ICU，都是奔着好转的希望来的。

回家，是一个走投无路的家庭艰难做的最后一个决定。

我也是那个时候才知道老鲁这样的人存在。

他们的“救护车”上有呼吸机，有氧气，有简单监护，必要的药品。除了这些维持体面所需的最后一点支持，更多的是沉默的护送——让一个人在最没有希望的时候，回到自己想去的地方。

中国人几千年的观念，魂归故里。

上级老师反复提醒过，不要跟家属说有私人救护车的存在，他们与医院没有关系，我们“不干预、不推荐、不阻止”——这话冷静得近乎冷淡，但确实没有更好的办法。除了说不清来路的“救护车”，我们也不知道他们还能找谁。

那天夜里，老鲁接了刘姐儿子的“单”之后，我就必须配合他“工作”，尽量想办法能让刘姐在生命体征尚能维持的情况下安全回到家。

之后，我站在病房门口，看着他们推着高高的担架车往电梯口走。走廊的灯很白，照得每个人的脸都发灰。老鲁的夹克在风里鼓了一下，又瘪下去。电梯门开了，又合上。

ICU门口的大厅里重新安静下来，几个看热闹的家属也重新回到了自己的临时床铺上，收拾收拾准备躺下。

那个晚上我忙了一夜。天快亮的时候，我靠在护士站的椅子上打了个盹，梦里还看见那条走廊，电梯门开了又合，合了又开。

那次之后，我又见过老鲁很多次，大多数是病人到了终末期，有的是突发病情变化，有的是经济撑不住了，有的是觉得病人受罪，但并非每一次，都能让人心平气和地接受。

70岁的老王起病很急，发烧三天，重症肺炎转入ICU，白肺，低氧，呼吸衰竭。从一进来，我们就建议老王的儿子尽早做气管插管，但他态度却很暧昧，反复地问：非插管不可吗？插管一定能好吗？插管后什么时候能拔？

最后不得不表态，只是说：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再插吧。紧接着再补上一句，我们是要积极治疗的。

老王给了我们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去迎接那个“万不得已”，插管的事情一拖再拖，终于到了维持不了的状态。

这次来了两个儿子。哥哥先开口，嗓门很大：“医生，我们就想知道，我爸到底还有没有救？”

弟弟不说话，眼睛盯着地板，手指一直搓裤缝。

我说，这个不好说，现在插管可能还有希望，再拖下去，不是有没有救的问题，是能不能活下去的问题。

哥哥皱起眉：“插管以后呢？能拔吗？拔不了怎么办？是不是就一直那么插着？人受不受罪？”

听上去很有道理，却又有点奇怪，他接着说：“你也说了，可能还有希望，能治好吗？他以后能正常生活吗？你有多大把握能治好？”

这些问题我一个也不能保证，我只能保证，现在不插管，他就活不下去。

最后，哥哥似乎是下定了决心，甚至都没有和弟弟商量，就说，“我们回家了，不治了。”我很惊讶：“你们考虑好了？老爷子现在神志是清楚的。”

“你也说了，并不是一定能治好。”哥哥再一次重复了我的话，仿佛下这个决定的并不是他，而是我。

我没有再劝，在ICU干了些年，大家都知道，医学能解决的是病，解决不了的是人心里的那杆秤。

老鲁那张高高的担架床上，这次睡的是一个清醒的病人。

无创呼吸机的面罩扣在老王的脸上，随着他的呼吸，凝结上一层又一层的水雾。在一次次送气的间隙，他还在大声呼喊：“你们要带我去哪儿？”

老鲁一边推着担架床，一边大声回答他的问题：“老爷子，这家医院不好，我们带你换一家医院瞧病。”

老王应该没有看到另一家医院的样子，无创呼吸机根本满足不了他对氧气的需求，他在路上就会陷入昏迷。

对于老鲁，我们基本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走在“规定”边缘的他确实能满足病人的需求。

但我谨记老师说的，我们对于私人救护车的态度，不推荐不阻止不干涉，我和老鲁从没说过一句话。

接病人的时候，他都是和护士交接病人身上的管道和用药，那个时候，我往往都在忙着完善出院病人的各种病历文书。

可无论如何，老鲁做的是生意，他的“边缘”游走，有时会影响家属的“意愿”，改变病人的命运。

2014年，我的夜班变得更加频繁，收了一个80多岁的患者，毕大爷，在家天天养花遛鸟下棋，突然有一天倒下了。

入院第二天，我们就明确是鹦鹉热衣原体感染导致的重症肺炎。这种病原体主要藏在鸟类体内，毕大爷家里养了好几种鸟，通过吸入被感染鸟类的羽毛粉尘、排泄物形成的气溶胶而中招。虽然不多见，但做好器官功能支持，用上敏感抗生素，大多数能够痊愈。

但入院第三天，毕大爷的女儿要求见我。

“我们要出院。”

我一时呆住，以为有不了解情况的医生和护士和她说了什么。

“为什么？目前情况有好转的趋势啊。”

女儿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只是说：“我们商量好了，现在就走。”

我看了看病房，毕大爷的床位离门口很远，应该听不到我和他女儿的对话。我说：“这个病，其实我们前几例都治好了，目前氧合在改善，应该后面可以拔管。”

这时女儿的手机响了，迅速接起：“五楼，你直接上来吧，人先走，我大哥留下来结账。”她一边和电话里的人沟通着，一边和我说：“救护车马上来了，你们准备办手续吧。”

那天我因为会诊没有目睹毕大爷离开，但过了四天，我在急诊室又见到了毕大爷。

他回家没有死，拔了气管插管，见了好多好多人，请赤脚医生挂了点水，在家里呆了三天，家里人到底不忍心看着老人受罪，又把他送回我们医院了。

前面的治疗基本白费，一切重头再来。

我问家属当初为什么执意要走，女儿说了实话。她说刚来那天，一家人在门口哭，有个男人问他们怎么回事，然后说，这么大年纪，得了肺炎，基本救不回来了。后来又和他们说，插着管，拔不了，基本都要气管切开，在脖子上挨一刀。

儿子想起毕大爷过年时酒桌上说过的话，说自己活了八十多岁，儿女双全，功德圆满，最后走，也希望在老家那张床上走，老家的房梁是他自己搭上去的，房梁里还有自己放进去的一个佛像，会保佑他和全家的。

反复核对之后，我们知道，劝说他们出院的中年男人就是老鲁。

但我们什么也做不了。

老鲁不属于医院管辖，不归我们投诉，不归我们追责。我们甚至没有证据——没有人录音，没有人签字，没有哪个病人和家属愿意承认自己是被一个陌生人劝走的。

后来，毕大爷的儿女也闭口不谈，仿佛那几天的事从未发生过。毕大爷继续治病，我们继续上班。在某个我们看不见的角落，老鲁继续推他的担架车，等着下一个家属在门口哭。

我一直想不通，毕大爷是怎么在入院第三天就被老鲁盯上的。后来是一个护工说漏了嘴——老鲁的单子大多从医院内部来，护工、保安、倒号黄牛都当中介，几百块的转运层层转手能涨到一千二、一千四，多出来的钱是回扣。如果这个关系打通不了，车辆进出医院都会受影响。

工作时间长了，还经历过自己亲人的离世，我慢慢了解到，一个临终的病人，竟然是医院的边缘人士争抢的对象。

护工消息最灵通，哪个病人情况危重、快不行了，都是他们盯着的对象，信息会被卖出去。不止老鲁这些非急救转运的人，周边从事丧葬的商家也会跟着盯上这个单子。

护工也有自己干活的时候，病人夜里离世，护工向家属表示可以帮忙清洁、擦洗、穿寿衣，单独向家属收费，几个护工一起上，每个人能分到三四百，而他们的月收入也就四五千，这份额外的收入吸引力很大，这个钱本来是给太平间师傅赚的，因此护工和太平间师傅之间经常产生矛盾。

这个收入，没有成本，没有上限，但没有一个医院的正式员工敢沾。

后来我才发现，有些家属是被老鲁说动的，也有些家属其实本就站在悬崖边上，只是被他轻轻推了一把。

病人葛大爷，第三次脑出血，血肿清除和去骨瓣减压的手术后，葛大爷转到我们科。

这个疾病治疗方案非常成熟，但几个家属对于后期治疗、护理、康复都没有信心。我们不止一次在门口看到老鲁和葛大爷的几个兄弟偷偷交谈。

果然术后一周不到，葛大爷被家属送上老鲁的车接出院了。

有了毕大爷的先例，大家都很气愤，葛大爷苏醒的几率很大，明明还有希望，路就在脚下，却被人从旁边轻轻一拽，就拐去了另一个方向。

可路怎么走，只有病人自己清楚。

葛大爷走了之后，护工戴阿姨才说，葛大爷无儿无女，每次生病都是几个兄弟和侄子轮流照顾他，打长期战恐怕是根本不可能。

老鲁不只无处不在，还几乎“无所不能”。

他对医院的作息和制度了如指掌，知道每天什么时候探视结束，什么时候家属会聚在门口，什么时候护士会出来喊人。保安换了一拨又一拨，每一拨都跟他处成了“朋友”——先混脸熟，见面散烟，定期聚餐，但这友谊的背后，是一分钱都不能少的利益绑定。

他没有白大褂、工作证、胸牌，也不拿任何的收据和发票，甚至连一件代表身份的马甲也没有，但家属就是愿意跟他走。他总是不分季节地穿着那件深色夹克，袖口已经磨出毛边了，仔细看的话，还有些颜色变得很深的像是血迹的东西。他出现在任何地方，看上去都像一个已经在ICU门口熬了很久的病人家属，混在“抱团取暖”的家属们之中，丝毫不显突兀。

有一次，我们和一个病人的妻子谈完话，告知苏醒的可能性不大。谈话时她没哭，只是反复地询问是不是真的没希望了，后来一个人靠在门口的墙上哭，老鲁站在旁边，一言不发地递过去一包纸巾。过了很久才开口：“你老公，是不是一直没醒？”

妻子点点头，他说：“你要是想带他回去，我有车。”

过了几天，家属真的跟他走了。

老鲁最多出没的地方，是急诊。

抢救室门外，老鲁混在一群风尘仆仆的家属中间说话，隐约飘来几句——“大家都尽孝了，再治下去也是受罪”，“医生不会跟你说死，但你自己心里要有数”。

记得有天早上，抢救室乱成一锅粥，新病人涌进来，家属一波推一波，任凭保安和工人师傅嘶吼也拦不住。老鲁就夹在这股人流里，侧着身子，不紧不慢地溜了进去。没有人看他，也没有人问他——他悄无声息地穿过翘首张望的家属，穿过滴答作响的监护仪和此起彼伏的呻吟声，最后在抢救室满满当当的病床中间停下，睁大两眼，慢慢地转着，目光从一张脸挪到另一张脸，从一张床挪到另一张床，像在人群里寻找自己等了很久的人。

老鲁的车上，拉走的永远是即将咽下最后一口气的人。熟识的保安问他怕不怕，他回一句：“送他们回家，怕什么。”

但老鲁也有不接的单子。

有个白血病孩子家属想要带回家，打电话给老鲁，他发现孩子太小，不愿意拉。还有个16岁的小姑娘，自身免疫性脑炎，迅速进入脑死亡状态，家里最终决定放弃，脑死亡的病人一旦脱离呼吸机，几分钟内就心跳停止。家属说要带走，但按照当地的风俗，未婚女性不能在家里去世，据说是对家里的风水不好。那个理智得有点儿可怕的叔叔对老鲁说：“家里还有老人呢，受不了的，直接拉去殡仪馆吧。”

老鲁摇头：“不行，我们是救护车，不是灵车。”

叔叔递烟给老鲁，老鲁拒绝。

“你说要多少钱吧？赶紧把这事结了，我们还要跟医院结账呢。”

老鲁继续摇头：“这不是钱的事，我胆小，不敢去那个地方。”

叔叔递烟的手停在半空，收了回去。

我在旁边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他说自己胆小，可这一行里，胆小的人大概早就干不下去了。他怕的到底是什么，我也说不清。

但无论如何，我必须承认，老鲁“救”过我很多次。

有位噬血细胞综合征的陈大姐，已是临终状态，家属却一直不能决定在医院结束，还是拉回家。

我只能一再地提醒她丈夫，再不走可能就走不掉了。按照规定，一旦宣布死亡，病人唯一的去向是太平间，再被某个殡仪馆接走。

最后，丈夫终于决定要带回家，这个决定下得有点晚了，但老鲁接了这个单子。极大剂量的升压药泵入，勉强能看到血压和心率，老鲁问护士要了好多升压药，和搭档小老头一起把陈大姐推出ICU。

临走时，陈姐丈夫却把责任甩给我，怪我通知的晚了。他知道妻子大概率不可能活着进家门，恶狠狠地对我说：“我一定会来找你的。”

后来他并没有来找过我，我想也许老鲁在路上和他说了些什么。

那之后，我和老鲁之间像是多了一层说不清的东西。我们很少提这些事，但我知道，有些夜班是他替我收的尾。那些家属本来会来找我麻烦的，他没让。可也正因为这样，当我发现他渗透到科室内部、连清洁工都替他拉单的时候，我比谁都难受。

2015年冬天，一个冰冷的夜班。

23床肯定是撑不过去了，家属倒是很干脆，知道没希望，就说要带回家。

谈话间里，他刚说完，我们科一个清洁师傅突然从谈话间边上的厕所里走出来，手里还拿着带着水的拖把。

“你要自动出院啊，我来帮你找车子。”

之后他放下拖把，和那个儿子开始聊了起来。

我在旁边不知道该干些什么。我好像没有任何立场能阻止这个有点荒诞的交易，毕竟他是从我们科里走出来的工作人员。

半小时之后，老鲁推着担架来了。

这件事我越想越觉得蹊跷。第二天，我上报了护士长，但她也只是批评教育了这个清洁工，把他调到了不能接触家属的生活区。

我开始找科里和急诊科的同事说这件事。有人听着点点头，不接话；有人却笑，说我想多了，私人救护车哪家不是这样；也有人压低声音劝我，别管，管不了。

很快我就尝到了“苦头”。

先是我的电动车。早上出门，后轮瘪了，蹲下去一看，胎侧一道整齐的口子，被人故意划的。推了两公里去修，修车师傅看了一眼，说：“得罪人了吧。”

接着是电话，号码不认识，接起来，对方不说话，只听见呼吸声，粗重，平稳，像在等我先开口。我挂了，他又打。再挂，再打。

第三次接起来，那边才笑了一声，说：“你话太多了。”

其实这些威胁都不算什么，我更担心家属认为我们和老鲁这些私人救护车是一伙的。一旦他们的车在路上出了事，或者费用上有了纠纷，他们不会去找老鲁，他们会来找我们。在病人和家属眼里，当初签字的是医生，谈话的是医生，那个“明明知道却不早说”的也是医生。

不过，老鲁的车似乎从没出过别的事——没半路加价，没路上抛锚，也没听说把谁扔在半道上。

老鲁还干过些赔本的买卖，听清洁工说，老早之前有个肠穿孔的低保户老人，家里凑钱做完手术，术后却持续腹腔感染，疗效不佳，家人咬牙硬撑了一段时间，最后不行了想带老头回家。600多公里的路程按价格收费不便宜，但老鲁知道了病人家里的情况后，把费用全免了。后来又有个病人，在家里去世后，家人来打印出院小结的时候说，老鲁在车上听说他们为了给老太太治病，早就入不敷出，还欠了一大笔外债，最后只收了油费，人工费都自己出了。

2016年冬天，老鲁的爸爸住院了，他从向病人家属招揽生意的人，变成了病人家属。

老鲁母亲离世早，只剩下一个老父亲在郊县独居，老鲁有时候去看看，送点吃的喝的。老爷子有高血压，出门散步时突然昏倒，被邻居送到医院，结果是脑干出血。

脑干是维持生命最核心的生命中枢，空间极小，位置极深，一旦受损几乎不可逆。哪怕只出几毫升血，就可能同时打击呼吸、心跳、意识，威胁生命。老爷子的出血量太大，根本无法手术。

老鲁长期在医院出没，他比其他家属更清楚脑干出血的预后，但这个时候，他好像听不懂医生的话一样，他坚决要求住院，住我们科。

那天床位全部被预约，好不容易挪出一张床把老爷子收进来，可所有的治疗只能最大限度地维持生命体征。

那段时间，老鲁的车队瘫痪了。车队里那个小老头，经常来看老鲁的父亲，有次我看他蹲在楼梯间抽烟，跟他说这里不许抽烟，和他聊了几句。我问他这行是不是得有资质。他笑了一下，说：“有驾照就行。”“护士呢？”“好找，在职的、离职的、刚毕业的，跑一趟结一趟钱。”“车呢？”“面包车改的，最值钱的就是那台呼吸机。”他把烟头摁灭在楼梯间的窗台上。

而老鲁的人生，却比这个团队复杂得多。

小老头说，老鲁以前是开旅游大巴的，本省最早的港澳游，就是老鲁和几个人合伙承包的，最火那几年赚了不少。

2008年，老鲁本命年，走了霉运。夜里开车出了车祸致人死亡，赔了一百多万，积蓄全砸进去还欠了一大笔钱。小老头还说，老鲁这些年不敢回老家，死掉那个小伙子的爸妈还在找他，他每年都去庙里，大概也是为这个。

后来母亲病逝，弟弟出事，老鲁几乎一夜成了“乞丐”，为谋生到本地来做了护工，从此和医院打起了交道。保安、黄牛天天来搭线、递消息，说这行来钱极快，老鲁就咬咬牙入了行。

我问小老头，撞死过人，他怎么还敢开夜车。

小老头说，刚入行那阵子他确实不开，只跑白天，夜里都是给钱让别人开。后来发现大部分地方的风俗，病人都只能在天亮前到家，给别人赚钱太亏了，他就开始自己上了。

老鲁的话很少，没人敢问他之前的事，他父亲的状态很不好，脑子的出血灶完全没有吸收的趋势，昏迷程度逐渐加深，还继发了严重的耐药菌感染。

管组的主任反复跟老鲁说，没有任何治疗意义，不如找个可以陪护的病房，多陪陪他——这句话，老鲁和不同的家属说过无数次，但这次，他是一个被告知的人。

他拒绝了。他不愿意去ICU以外的任何地方。

我们不知道老鲁的欠债还完了没，但他一次都没有提过费用的问题。他知道这里也许是唯一可以维持父亲生命的地方。

可终点还是不可抗拒地来临，耐药菌从肺里进入到血液，一夜之间器官功能全部崩溃。

老鲁想自己开车带父亲回去。他说，母亲死在了医院，不想父亲也死在医院。于是，老鲁和他的团队开着自己用面包车改装的“救护车”带着父亲回家了。

我记得临走的时候，小老头一直在催老鲁，说要赶紧走，不要像上次那样那么惊心动魄。

小老头担心的“惊心动魄”，是如何让可能已经离去的病人还“活着”。

那是送陈大姐回家的路上。“救护车”行驶在深夜的高速路上，陈大姐安安静静地躺着。呼吸机按照固定频率输送着氧气，输液泵上大剂量升压药，按照固定速度给她输送。没有心电监护，没有报警声，除了偶尔颠簸发出的碰撞声，安静的有点诡异。

忽然远处隐隐约约的警车灯光闪烁，老鲁一行人被拦了下来。

交警突击检查，除了查验车辆手续，还要追溯病人的来源。

女儿最先哭了起来，也许是因为紧张，也许是绷不住了。开车的老鲁回头大声斥责：“别把眼泪流到妈妈身上，不好的啊。”

呼吸机和输液泵没有受到任何干扰，一刻不停地工作，陈大姐的胸廓规律地起伏着，气管插管里的水汽一层层盖上去，又一层层消失。

警察上车查看。所有人都不敢说话，女儿忘记了哭，陈大姐的丈夫想解释什么，却被老鲁打断：“快到家了，再不走天要亮了。”

警察没说话，下了车。老鲁带着陈大姐一家人，继续狂奔在深夜无人的高速公路上。

警车的灯光在后视镜里渐渐缩成两个模糊的红点，最终被深夜的黑暗吞没。老鲁攥着方向盘的手心里全是汗，他不敢松手，也不敢擦汗。他后来跟保安说，跟以前每一趟一样，他脑子里想的都是回程能不能再接一单。

车子重新提速，引擎的轰鸣声压过了输液泵微弱的嘀嗒声。呼吸机还在工作，陈大姐的胸廓还在规律地起伏。

天边终于泛起一点灰白，老鲁看了一眼导航，还有不到一百公里。他嘴里低声念叨了一句，像是说给车里所有人听，也像是说给自己听：“快到了，再撑撑。”

陈大姐终于在凌晨四点半到达目的地，老鲁跟以往所有病人一样，对车上躺着的陈大姐说了一句，到家了。

这件事总让我想起ICU里那些家属。

病人去世，他们进来看的时候，看到呼吸机在工作，胸廓在起伏，就以为人还活着，站在床边喊名字，摸手，说话，觉得病人还能听见。

可我们心里清楚，那只是机器在替他把胸廓撑起来。而老鲁他们，恰恰要靠这同样的起伏，让别人相信人还活着。

也有很多人，没有能实现最后的愿望。

同样是在夜里，从当地回老家走到一半，监护仪上的心率慢慢往下掉，肺癌合并重症感染的任奶奶不行了。

车里很暗，只有监护仪那点红光一跳一跳地映在每个人脸上。家属像是不知道任奶奶的结局似的，一直在哭喊，让奶奶不要走，让奶奶坚持住。

小张慌慌张张找出肾上腺素，掰开，抽出，排气，举着针管的手有点抖。老鲁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说：“别推了。让她安静地走。”家属说：“再试试，再试试，还没到家，我们还要治。”

老鲁说：“试不了了。她已经在走了，你们跟她说说话吧，她能听见的。”

家属愣了一会儿，车厢里只剩下监护仪一声一声地响。

然后有人先开了口，说田里的稻子今年减产了，但减产了也好，找不到那么多人帮忙割了，又说老巴子找到工作了，在厂里，活不算重，说小时候任奶奶知道他们下河游泳，拿着竹竿追了他们半个村子。

说到这儿，有人笑了一下，又哭出来。最后儿子凑到老太太耳边，声音压得很低，说：“妈，你走到哪儿都不要忘记我。”

监护仪上的那条线慢慢平了。老太太的心跳停了。

老鲁把车停在应急车道，双闪打开，下去抽了根烟。夜里风有点凉，高速上的车一辆一辆从旁边过去，车灯扫过来，又扫过去。

小张跟着下来，站在他旁边，说：“不走了？”

老鲁吐了口烟，说：“等一会儿。让他们说完。”烟头在夜里一明一暗的。

老鲁的业务范围，早就出了本地，甚至扩大到了河南、安徽、山东一带，用他自己的话说，钱给的到位，哪儿都能去。

在那个漫长的看不到尽头的路上，他几乎没有害怕过，他不怕死人，不怕堵车——车上配有警灯，堵车的时候有一定便利，堵得严重时甚至可以联系交警，申请走应急车道。

他也不怕家属的哭声，深夜的路上，更多的是盘算这一单能赚多少钱。但家属从来没察觉，他们总是在倾诉，在抱怨，在发泄，有些人抱怨医生、护士，觉得治疗不到位、觉得没有送红包后受到歧视，还有的人甚至要求开回医院，把遗体放在医院大门口闹事。但老鲁心里清楚，医生、护士都有规范，已经尽到本分，只是家属往往都不理解医疗的局限，大多数时候，老鲁只是倾听，顺着安抚一下，还有些时候，老鲁他们会问问老家的风俗、问问到家之后第一件事要准备什么。

老鲁欠的钱越来越少了，他有了点空余的时间，休息的时候，在老家和爱人打理了个小菜园，爱人和儿子一直不清楚他的工作究竟是什么。

老鲁私下和保安说，这一行，平稳把病人送到家，也算是给自己、给儿孙积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