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入秋之后,我跟陈建国正式把被褥分开了。

主卧那张一米八的大床留给我,他卷了一床半旧的薄被和荞麦皮枕头,搬进了朝北的小次卧。那间屋子原本是我儿子陈宇住的,今年八月底陈宇考上省外的大学,拖着两个二十八寸的大行李箱走了,屋里就剩下一张一米二的单人木板床、一张靠墙的书桌和一个空荡荡的简易衣柜。

分床是陈建国先提出来的,不过也是我逼得没办法。

我今年四十五岁,在区里一家二级中医院的挂号收费处上班,三班倒,每天面对着排不完的队和算不清的医保单子。陈建国四十七,在一汽修厂当机修组长,手底下管着四个年轻学徒,一天到晚手上浸满了黑乎乎的机油味。年轻那会儿,日子再紧巴,两个人挤在单位分的那间单身宿舍里,一张一米五的铁架子床睡了十几年,也没觉得挤,更没提过分床。那时候他打呼噜我也能睡着,我半夜翻身踢被子他也顺手就给我掖好。

可人一过了四十岁,身子骨就像受了潮的木头,外头看着还好好的,里头不知道哪根筋骨就发了霉、变了形。

大概从去年冬天开始,我的例假变得有一搭没一搭,有时候两个月不来,有时候一来就半个月淅淅沥沥不干净。紧接着就是浑身莫名其妙地冒虚汗,大白天的正打着单据,后背突然像被泼了一盆滚水,火烧火燎地往脑门上窜,额头上的冷汗顺着眼角往下淌。到了晚上,更成了受刑。我躺在床上,只要陈建国往我身边一靠,他身上那股混杂着浓茶、汗酸和烟草的燥热气味扑过来,我就觉得喘不上气,心慌得像悬在半空。

最要命的是他打呼噜。

他人胖了,肚子顶起来,一躺平嗓子眼里就像卡了一台破旧的风箱,呼噜声忽高忽低,有时候猛地停上十几秒,憋得脸发紫,然后“嗷”地一声炸响,接着喘粗气。以前我累极了也能睡过去,现在不行。只要他那一声呼噜响起来,我的神经就像被锥子狠狠扎了一下,太阳穴突突直跳。

好不容易熬到凌晨一点,我刚有点迷糊,他翻个身,床垫子跟着晃三晃,我又彻底清醒了。

连续两三个月,我整宿整宿睡不着,白天在挂号窗口坐着,眼睛干涩得像撒了一把粗砂子,脑子里嗡嗡作响。有一次给一个老太太算自费药的账,我把五十六块五毛硬是输入成了五百六十五,差点被家属指着鼻子投诉。

那天回家,我坐在沙发上,眼圈乌青,手里攥着围裙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

陈建国下班进门,看见我那副样子,吓了一跳,站在玄关换鞋的脚停在半空,小声问我怎么了,是不是单位受气了。

我看着他,心里有一股无名邪火直往上撞,我指着主卧那张床,声音哑得不成样子:“陈建国,我受不了了。你天天晚上像开拖拉机一样,我一分钟都睡不着。我再这么熬下去,不是得脑溢血,就是得进精神病院。你要是还想让我多活几年,咱们就别挨在一块儿了。”

陈建国愣在原地,两只粗糙的大手在工装裤上蹭了蹭。

他是那种典型的闷葫芦男人,嘴笨,不大会讲软话,但也算老实本分。他看了看我布满血丝的眼睛,又看了看主卧的门,低着头叹了口气:“行,你别哭。我这身子沉,动静大,我搬去小宇屋里睡。”

那天晚上,他真就把自己的东西收拾过去了。

分床的第一天晚上,屋里一下子空了。

主卧里只剩下我一个人,没有了陈建国的呼噜声,没有了他翻身时床板的吱呀声,也没有了他身上那股让人烦躁的热气。我以为我终于能睡一个安稳觉了。我洗了个热水澡,把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甚至把手机都关了静音,端端正正地躺在床中间。

可事实根本不是我想的那样。

屋子里太静了,静得能听见墙上石英钟秒针走动的“嗒嗒”声,能听见窗外远处主干道上偶尔开过的一辆重型卡车的闷响,甚至能听见我自己胸膛里心跳的搏动。没有了陈建国的动静,我的脑子却像一台停不下来的机器,疯狂地转动。

我一会儿想起刚上大学的儿子,不知道他在外省吃不吃得惯,南方潮湿,他那过敏性鼻炎会不会犯;一会儿想起老家七十多岁的婆婆,上个月打电话说腰椎间盘又犯了,走路得扶着墙;一会儿又想起我们两口子手里的存折,房贷还剩三年,儿子大学四年学费生活费一年至少四万,两边的老人岁数越来越大,处处都要用钱。

想着想着,身子底下突然又是一阵燥热,从脚底心猛地涌上来,像无数只蚂蚁在皮肉底下爬。

我一把掀开被子,浑身已经被虚汗浸透了,睡衣黏黏地贴在后背上,冰凉一片,可胸膛里却像着了火,闷得像压了一块磨盘。我大口大口地喘气,看了一眼床头的闹钟,才凌晨一点零五分。

那种难受是没法用语言形容的。不是疼,不是痒,而是一种从骨头缝里钻出来的烦躁和绝望。你明明累得浑身散架,可神经却像绷紧的钢丝,只要轻轻一碰就会崩断。我平躺着不行,侧趴着也不行,把枕头垫高了觉得脖子僵,拿掉枕头又觉得天花板在往下压。

我在床上翻来覆去,床单被我蹭得一团糟。

隔壁小次卧静悄悄的,偶尔传来陈建国极轻微的翻身声,他显然也睡得不安稳。

凌晨一点四十分,我实在是忍不住了。

那种憋闷感逼得我眼泪直流,胸口堵得恶心想吐,我觉得如果继续在那个密闭的、死寂的房间里躺下去,我整个人真的会疯掉。我甚至产生了一种极端的冲动,想把床头柜上的台灯砸了,想把被子撕碎,想歇斯底里地大喊大叫。

但我不能。陈建国明天早上六点半还要起来去汽修厂修车,那是高空和重体力活,精力不济要出人命的;邻居们都在睡觉,半夜闹出动静人家要指着脊梁骨骂。

我咬着牙从床上爬起来,没有开大灯,只借着窗外透进来的微弱路灯光,摸黑套上一件深灰色的运动卫衣,穿上一条洗得发白的宽松运动裤,踩上一双软底布鞋。

我轻手轻脚地拧开主卧的门,穿过客厅,走到防盗门前。

防盗门的锁舌转动时发出轻微的“咔哒”声,在死寂的夜里显得格外刺耳。我屏住呼吸,回头看了一眼小次卧紧闭的房门,确认里面没有动静,才小心翼翼地拉开门,闪身出去,再轻轻把门带上。

楼道里的感应灯随着我的脚步亮了起来,昏黄的光线照在斑驳的墙壁上。我一级一级走下楼梯,脚步放得很轻。走出单元门的那一瞬间,初秋深夜带着凉意的风迎面扑在我滚烫的脸上,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胸口那块压得我喘不过气来的大石头,仿佛终于松动了一丝缝隙。

也就是从那天晚上开始,深夜出门散步,成了我每天晚上逃避窒息的唯一办法。

我们这个小区是二十年前建的老小区,绿化树长得又高又密,樟树和槐树的叶子把路灯遮得斑斑驳驳。

刚开始的那几天,我只是在小区里走。

凌晨一点半到两点半的小区,跟白天完全是两个世界。白天这里到处是推着婴儿车的老太太、下棋的老头、跑来跑去吵闹的孩子,还有为了争抢车位按喇叭的邻居。可在后半夜,这里安静得像一座被遗忘的空城。一栋栋六层高的板楼黑黢黢地立在夜色里,只有极少数人家的窗户还亮着微弱的光,或许是跟我一样失眠的人,或许是起夜给孩子喂奶的年轻母亲。

我沿着小区的柏油路,一圈一圈地走。

我走得很慢,两只手插在卫衣兜里,脚底下踩着落下来的枯树叶,发出细碎的“沙沙”声。深夜的凉风顺着我的领口和袖口灌进来,慢慢把我身上那股烦躁的虚汗吹干。那种火烧火燎的潮热退下去之后,脑子里紧绷的那根弦也渐渐松了下来。

在走第二圈的时候,我总能遇到几只流浪猫。其中有一只橘黄色的野猫,耳朵缺了一角,胆子很大,每次看见我从花坛边走过,它就从冬青树丛里钻出来,跟在我脚边走上十几米,喉咙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我第二天晚上出门时,特意在兜里揣了半根没吃完的火腿肠,剥开皮放在花坛边上。它闻了闻,大口大口地吃起来,吃完仰起头冲我轻轻叫了一声。

那一刻,我站在冰凉的夜风里,眼泪毫无征兆地流了下来。

四十五岁的人生,好像所有人都需要我,又好像所有人都在离我远去。在单位,年轻的护士和医生叫我“周老师”,有什么难办的医保结算、扯皮的病历归档,都推给我这个老资历,稍有差池领导还要找我谈话;在家里,公婆的降压药快吃完了是我记着,冰箱里的菜哪天买的是我管着,儿子的换季衣服是我收拾打包寄走的。陈建国每天下班回家,鞋子一甩,窝在沙发上看手机短视频,问他什么,他就回一句“你看着办”。

所有人都觉得我是个铁人,能顶得住所有的琐碎和消耗。可没有人知道,我的身体在迅速地老去,我的骨头在变脆,我的雌激素在断崖式下跌,我的情绪在崩溃的边缘悬了一天又一天。

只有在这深更半夜,在这没有人的马路上,面对一只为了一截火腿肠冲我示好的野猫,我才不用当谁的妻子、谁的母亲、谁的员工、谁的儿媳。我只是我自己,一个被更年期折磨得疲惫不堪的中年女人。

走了一个多星期,小区里的路我都走腻了,每一棵树、每一个井盖的位置我都一清二楚。

于是,我开始试着走出小区大门。

我们小区外面是一条双向四车道的次干道,往东走八百米有一座跨河的大桥,桥下有一条沿着河道修建的塑胶步道,两边栽满了垂柳和芦苇。

出了小区,视野一下子开阔起来。凌晨两点的街道空旷得让人心醉,橘黄色的路灯把我的影子拉得老长,一会儿走在我前头,一会儿落在我后头。

在这个点出门,我才发现,原来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人在黑夜里醒着,各有各的奔波和不易。

在大桥北头,有一家二十四小时营业的便利店。透明的玻璃窗透出明亮刺眼的白光,里面坐着一个年轻的店员,大概跟我儿子差不多大,戴着一副黑框眼镜,正趴在收银台上打瞌睡,面前放着一本摊开的厚厚的考研资料。

马路边上,偶尔会停下一辆打着双闪的出租车,中年司机推开车门走下来,站在路灯底下狠狠地抽一口烟,转转酸痛的脖子,然后对着路边的树坑使劲跺跺发麻的脚。

还有那些骑着电动车的代驾小哥,穿着反光背心,车把上挂着折叠滑板车,戴着头盔在空荡荡的街道上飞驰而过,风把他们的衣角吹得鼓鼓的。

有一天晚上两点多,我走到河道步道边上的长椅旁,看见一个穿着环卫工荧光马甲的大姐正坐在那里歇脚。她旁边放着一把大竹扫帚和一个带轮子的铁皮簸箕,手里捧着一个军绿色的老式保温杯,正在一口一口喝水。

她看我一个人大半夜在河边走,眼神里有些警惕,又有些好奇。

我冲她善意地笑了笑,在离她隔着一个花坛的另一张木椅上坐了下来。

秋夜的河水很平,倒映着对岸高楼上的景观灯,波光粼粼的。水面上偶尔有鱼跳出水面,打出一个小小的水花,然后又归于平静。

那大姐打量了我一会儿,大概看我穿得齐整,脸色虽然不好但也不像坏人,便主动搭了话:“大妹子,大半夜的,咋一个人在外头晃悠?跟家里男人拌嘴了?”

我愣了一下,苦笑了一下,摇了摇头:“没拌嘴。就是睡不着,心里闷得慌,出来透透气。”

大姐喝了一大口热水,抹了抹嘴角,叹了口气:“我看你脸色就看出来了。蜡黄蜡黄的,眼窝子陷着。你这个岁数,是不是正赶上‘断码’的时候?”

她说“断码”,是我们老家的土话,意思就是绝经、更年期。

我点了点头,有些难为情:“是,浑身发热,出冷汗,心慌,整宿整宿合不上眼。在床上躺着像受罪,实在忍不住了,只能出来走走。”

大姐听了,拍了一下大腿,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咳!妹子,这有啥不好意思说的!我前两年也是这么过来的!那时候我天天晚上想找人打架,看我家老头子喘气我都嫌烦,恨不得拿针把他嘴给缝上。半夜里热得掀被子,冷了又打摆子,一身一身的虚汗,衣裳湿透三遍。我也走,那时候我还没扫夜班,我也是大半夜在屋里呆不住,满大街跑圈。跑累了,腿软了,回去倒头就能睡两个小时。”

我看着这位大姐,她大概五十出头,手上满是干裂的口子和老茧,脸被风吹得黑红,但说起话来中气十足,眼睛里带着一种熬过苦难之后的通透。

“大妹子,我跟你说,”大姐拧紧保温杯的盖子,站起身来,抓起她的大竹扫帚,“女人这一辈子,最难熬的就是这一道坎。身子不是自己的,心也不是自己的。家里男人粗枝大叶,他不明白,他还以为你作妖、发神经。你别跟他一般见识,也别跟自己死较劲。能出来走走挺好的,走走散散心火。不过这坎儿总能过去的,你看我,熬过那两年,现在例假彻底没了,倒省心了,吃得饱睡得香,浑身都是劲!”

说完,大姐冲我挥了挥手,拖着扫帚开始扫路边的落叶,竹扫帚擦过水泥地面,发出一种沉稳而有节奏的“唰唰”声。

那天晚上,我坐在长椅上,看着大姐被路灯拉得长长的背影,眼眶热热的。

原来不是我一个人在承受这种折磨。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有千千万万个普通女人,都在这沉默的黑夜里,独自泅渡着属于她们的河流。

走回家的路上,我的步子变得轻快了一些。

回到家,推开防盗门,看了一眼挂钟,凌晨三点十分。

我脱掉带着夜风凉气的卫衣,换上干爽的睡衣,轻手轻脚地钻进主卧的被窝。腿上走得酸胀微痛,但脑子却奇迹般地不再胡思乱想了。闭上眼睛,没过多久,我竟然沉沉地睡了过去,一直睡到早晨六点闹钟响起。

虽然只睡了不到三个小时,但那是我近三个月来,睡得最踏实、最深沉的一觉。

从那之后,每天晚上的散步成了我的“药”。

有时候是一点半出门,有时候是两点。只要在床上翻腾超过四十分钟,只要胸口那股郁气开始聚拢,只要浑身开始冒冷汗,我就不再强迫自己硬躺着受罪。我利索地爬起来,穿衣、套鞋、出门。

我在夜里走过空无一人的批发市场,看过早起卸大白菜和土豆的货车司机,他们咬着包子,热气在寒夜里升腾成一团白雾;我走过老火车站广场,看过背着编织袋在避风角落蜷缩着等待第一班绿皮车的打工者;我沿着那条河走,看着沿岸的芦苇由绿变黄,看着树上的叶子一天天落尽。

每天走上一个多小时,六七公里路,直到走得额头上微微渗出一层细汗,双腿酸软发沉,心里的那股燥气被冷风彻底吹散,我再迈着踏实的步子回家。

回家之后,我往往能睡上两到三个小时无梦的觉。

白天的精神状态慢慢好了起来。挂号收费的时候,我的手脚麻利了,脸上的浮肿也消退了不少,同事小王甚至跟我说:“周姐,你最近气色比前阵子好多了,没那么青了。”

我只是笑笑,没多说什么。

关于我每天后半夜出门散步的事,我以为自己瞒得天衣无衣。

陈建国睡在小次卧,门关着,他的呼噜声又大,我每次开关门都小心得像做贼,锁舌转动的声音几乎轻不可闻。我以为他什么都不知道。

中年夫妻的感情,很多时候就是这样。隔着一堵墙,两扇门,各自带着一身的疲惫和病痛,在白天为了柴米油盐按部就班地运转,在晚上各自退回到狭小的壳子里,互不打扰,也互相保持着一种小心翼翼的距离。

直到十一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天气突然大降温。

北风呼呼地刮了一整天,到了夜里,气温直接降到了零度上下。那天晚上我心慌得厉害,更年期的心悸像小锤子一样在胸口敲打,头晕脑胀。快两点的时候,我照例受不了了,爬起来加了一件厚棉马甲,戴上一顶毛线帽,拉开门走了出去。

刚走出单元楼,一阵刺骨的寒风迎面扑来,吹得我打了个冷战,脑袋一下子清醒了大半。

那天晚上街上几乎一个人都没有,风把路边的塑料袋和干枯的树枝吹得满地乱滚。我低着头,顶着风往大桥的方向走。

走了大概十几分钟,走过那家二十四小时便利店的时候,我无意中一回头,透过玻璃窗的反光,我突然看见身后不远处的暗影里,有一个人影晃动了一下。

我的心猛地提到了嗓子眼。

虽然我这一个多月天天半夜出门,走的大多是主路,但毕竟是一个四十五岁的女人在后半夜独行。那一瞬间,我看过的所有社会新闻和安全警示一股脑涌进脑子里。

我放慢了脚步,假装系鞋带,蹲在路灯旁边,悄悄往后瞄。

那个人影也停了下来,躲在了一棵大槐树粗壮的树干后面。路灯昏暗,但我看清了那人身上穿的衣服——一件深蓝色的老式厚夹克,袖口磨得有些发亮,下身是一条深灰色的加绒运动裤,脚上是一双沉甸甸的劳保棉皮鞋。

那是陈建国的衣服。

那一瞬间,我的脑子“轰”的一声,整个人僵在了原地。

我站起身,转过头,直直地盯着那棵大树。

风在空旷的街道上呼啸着,把树枝刮得呜呜作响。

树后面的人大概也知道自己暴露了,迟疑了半天,慢腾腾地从树干后面挪了出来。

昏黄的路灯光打在他脸上,陈建国缩着脖子,双手插在厚夹克的口袋里,鼻头冻得通红,头发被风吹得乱七八糟,正一脸尴尬和不安地看着我。

“你……你怎么在这儿?”我喉咙发干,开口问他,声音在风里有些发颤。

陈建国从口袋里掏出一只手,抹了一把被冻出来的鼻涕,走上前几步,在离我两三米远的地方停住,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

“我……我跟着你出来的。”他的声音闷闷的,带着重重的鼻音。

“你跟了我多久了?”

陈建国低下头,看着脚底下的水泥地:“差不多……有小半个月了。”

我站在冰冷的风里,只觉得浑身的血液一股脑往头上涌:“你每天晚上都跟着我?你不上班了?你白天修车不要命了?你跟着我干什么?!”

我的声音忍不住拔高了,带着惊恐,带着愤怒,还有一种隐私被窥破的难堪。

陈建国抬起头,急忙摆手,脸憋得通红:“秀琴,你别喊,你听我说!我没别的心思,我就是……我就是不放心!”

他往前迈了一大步,站在我面前,高大的身子替我挡住了迎面吹来的大半北风。

“你第一天晚上出门,我就听见门响了。”陈建国低声说,“我那屋离防盗门近,你开锁的时候我其实没睡着。我趴在窗台上看,看见你一个人低着头往小区外头走。我当时吓坏了,我以为你白天受了天大的委屈,或者……或者我哪句话说重了,你想不开要寻短见。”

我愣住了,看着他没说话。

“我赶紧穿了衣裳跟出去,”陈建国吸了吸鼻子,“我看见你就在河边走,后来在长椅上坐着,跟扫地的大姐说话,又慢慢走回来。我看你走得好好的,没往河里跳,我才松了一口气。可第二天晚上,你又出去了;第三天,你还出去。”

“那你为什么不叫住我?为什么不在家里问我?”我咬着嘴唇,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陈建国叹了口气,把头上的毛线帽子往下拽了拽:“我怎么问你?你分床那天跟我说的话,我都记着呢。你说你看见我就烦,听见我喘气都受不了,你在那个屋里躺着像受刑。我知道你身子难受,你那是更年期,我厂里老张他媳妇前两年也这样,整天哭,摔盆子砸碗。你是个要强的人,在单位要体面,在儿子面前要体面,在家里你也死撑着。你半夜跑出来,那是你在家里实在憋不住了,你要喘口气。我要是当面拆穿你,你在家里连最后这点喘气的地儿都没了,你得多难受?”

眼泪终于忍不住,顺着我的脸颊大颗大颗地滚落下来。风一吹,脸上刀割一样地疼。

“那你……那你也不能天天跟着啊,”我哽咽着说,“天这么冷,你白天还要干活……”

“我不跟着我能睡着吗?!”陈建国的嗓门也大了起来,眼圈泛着红,“深更半夜一两点,满大街连个鬼影子都没有,你一个女人家在马路上晃荡!万一碰上酒鬼呢?万一碰上抢劫的呢?万一你犯了心慌晕在路边都没人知道!我躺在床上,听见防盗门一响,我的心就悬在嗓子眼了!我合不上眼!我只能套上衣裳跟着你。我不敢离你太近,怕你烦我,嫌我身上味儿大,嫌我走路动静大。我就在后头隔着五六十米远远看着,你走我也走,你往回拐,我就抄近道先跑回家进屋躺着……”

他一口气说了这么长一串话,喘得直咳嗽。

我看着眼前这个男人。

我们结婚二十二年了。二十二年里,爱情早就被磨成了粗糙的日子。他不会买花,不会说好听的话,记不住结婚纪念日,甚至平时连一句温存的关怀都没有。他胖了,秃了,身上常年带着机油味,打呼噜吵得我想撞墙。我曾经一度觉得,我们的婚姻早就名存存亡了,剩下的不过是凑合搭伙过日子,维系着一个表面完整的家。

可就是这个粗枝大叶、嘴笨拙舌的男人,在零下几度的严寒冬夜里,为了守护我那点不能言说的烦躁与体面,默默地跟在我身后,吹了半个月的冷风。

“你冷不冷啊?”我擦了一把眼泪,声音软了下来。

陈建国吸了吸鼻子,咧嘴笑了一下,露出一口被烟熏得微黄的牙齿:“冷啊,怎么不冷?今天这风跟刀子似的。我都冻透了。”

“冻透了你还跟着!”我瞪了他一眼,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纸巾递给他,“擦擦你的鼻涕,恶心死了。”

陈建国接过去,狠狠地擤了一把鼻涕,随手把纸巾团成一团塞进自己兜里。

“走吧,”我转过身,对他说,“回家。”

“不走了?”陈建国愣了一下,“你今天才走了二十分钟,心里不闷了?”

“不闷了,”我吸了口气,胸口那股郁结了很久的气团,不知什么时候竟然已经散开了,“风吹够了,眼泪也流够了,不闷了。”

那天晚上,我们两个人并排往回走。

他没有再刻意离我五六十米远,而是走在我左边,靠着马路外侧的那一边。他那庞大敦实的身躯,像一堵挡风的墙,把呼啸的北风挡去了大半。

街上的路灯把我们两个人的影子拉长,然后交叠在一起。

快到小区门口的时候,陈建国突然低低地开口说了一句:“秀琴,明天周末,你倒休,我跟厂里请半天假,我陪你去市里的妇幼保健院看看吧。”

我转头看着他:“看什么?”

“老张跟我说了,他媳妇后来去医院看了更年期综合征门诊,大夫给开了点调理激素的药,还有些中成药,吃了大半年,好多了,晚上能睡着觉了,汗也不怎么出了。咱们也去看看,别硬熬着。这是病,得治,不能光靠大半夜在马路上吹风。”

我看着他被冻得通红的脸,心里最柔软的地方像被热水烫了一下,热烘烘的。

“好。”我点了点头。

走上楼道,进了家门,屋子里暖烘烘的暖气扑面而来。

陈建国脱了厚夹克,换上拖鞋,正准备照例往他的小次卧走,我叫住了他。

“陈建国。”

他回过头,有些发愣:“咋了?”

“去倒两杯热水,”我说,“喝完了,把你的枕头拿回主卧去。”

陈建国站在原地,眼睛一下子瞪得老大,嘴唇动了动,有些不敢相信:“啊?拿回主卧?你……你不是听见我打呼噜就头疼吗?”

“头疼也比你在后头当贼跟着强,”我没好气地白了他一眼,转过身往卫生间走,“明天去医院,顺便给你挂个耳鼻喉科的号,看看你那呼噜到底是怎么回事,买个呼吸机或者买个止鼾枕头。要是治不好,等哪天我实在受不了了,你再滚回小次卧。”

陈建国站在客厅里,傻呵呵地笑了起来,两只大手搓来搓去:“哎,好!好!我这就倒水,我这就把枕头搬过去!”

那天晚上,主卧的大床上重新睡了两个人。

陈建国小心翼翼地贴着床沿躺着,连被子都只盖了一个角,生怕挤着我,生怕身上的热气熏着我。

我躺在宽大的枕头上,听着身边传来的熟悉呼吸声。过了一会儿,那低沉的呼噜声又响了起来,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次,那声音不再像催命的风箱,反而像一种踏实的底噪。

我翻了个身,把手从被窝里伸出来,搭在了陈建国粗糙温热的胳膊上。

窗外的北风还在使劲地刮着,但这个冬天,我知道,我们能熬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