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年的录像厅,我旁边的少妇靠过来,轻声问:弟弟,这个好看吗
一
我叫周国平,今年六十一,在县运输公司修车。
我老伴叫秀兰,六十岁。儿子周凯三十二,结婚五年,住在城东。
我们住在老汽车站后头,三楼没电梯。
我二十七岁那年,单位还叫县运输队。我刚结婚两年,秀兰在供销社柜台上班。她怀着孩子,刚满四个月。
那年夏天,队里发了两个月奖金。我拿着钱,想买台二手录音机。路过粮站边上的录像厅时,门口贴着一张纸:港片,晚上七点半。
我没想到,那天旁边坐着的女人,会让我记这么久。
二
那录像厅是个临街小屋,门上挂着蓝布帘。
老板姓彭,收我两块钱,给我一张硬纸票。屋里摆了四排长凳,风扇叶子上粘着灰。
我刚坐下,旁边的女人就挪了挪身子。
她穿白底小碎花衬衫,手里攥着一小把瓜子。电影还没开,她盯着墙上的海报看了半天。
“弟弟,这个好看吗?”
我顺着她手指看过去,是《纵横四海》。
“还行,发哥演的。”
她笑了一下:“那我没白花钱。”
她叫许梅,二十九岁,住在后街,男人在镇上砖窑干活。她说,儿子才三岁,她白天在食品站包馄饨,晚上才有空出来坐会儿。
她说得很明白:“我不是来找人的。我就是想看场电影,家里闷得慌。”
电影开场后,她没再跟我说话。
散场时,她把没吃完的瓜子塞进衣兜,顺手帮老板扶住快倒的凳子。
“谢了啊,弟弟。”
“没事。”
我回家时,秀兰还在灯下给孩子织小袜子。我跟她说,录像厅里碰见个邻居。
三
隔了几天,我又去看《赌圣》。
许梅也在。她手里提着一兜菠菜,坐下前把兜子放到脚边,还特意把菜叶上的水擦干净,免得弄湿长凳。
那天电影演到一半,老板的电线插头松了。画面一黑,屋里有人骂了一声。
许梅站起来,拿手电筒照着墙角,帮老板把插头摁牢。再坐下来时,她把瓜子壳一粒粒放进纸袋里。
后来我在修车铺门口见到她。她端来一碗馄饨,说是包多了,放一夜就不好吃。
秀兰接过碗,冲我眨眨眼:“你这邻居,手艺比你强。”
我那会儿心里挺舒坦。人家一碗馄饨,我也没白占。隔天我去她家,替她把门闩松动的木门刨了两下。
她站在旁边递刨花,说:“够了,别把门刨成窗户。”
四
又过了些日子,许梅来录像厅时,开始把书包也带上。
那书包是蓝布缝的,带子断了一截。她坐下就把针线拿出来,低头补带子,针尖扎破手指,也只往嘴里含一下。
“你天天都来?”
我问她。
“家里吵得慌。外头坐坐,清净。”
她说完就把针线收了。我听着不对劲,还是没追问。
后来她借走我一把小扳手,说是要修煤炉上的铁箍。隔天还我时,扳手上多了两道新划痕。
“我使劲拧了,没拧动。”
她说。
我看着那扳手,心里有点不痛快。那是单位工具,我自己从仓库登记出来的。可她把东西擦干净了,连油泥都擦掉,我也没发作。
有次散场,外头落雨。她站在屋檐下,把书包顶在头上。我递给她一把伞。
“你拿去吧。”
“你回去咋办?”
“我跑两步。”
她接过去,第二天却没还。又拖了一天,我心里开始计较。那把伞是秀兰给我买的,伞骨上有个红漆点,丢了我得挨说。
第三天,她把伞送来,伞面折得整整齐齐。
“家里有人翻东西,我不敢拿着。”
我没问谁翻,也没问她怎么怕成这样。只说:“以后借东西,给我打声招呼。”
她低头嗯了一声。
没过多久,许梅来录像厅,脸颊上有块青紫。她说是搬面粉袋蹭的。说话时,她一直用手挡着脸。
我把座位让出来,去老板那儿要了杯热水。她喝了两口,眼圈红了。
“他回来就嫌我花钱。”
“你跟他说清楚。”
“说了也没用。”
我心里发沉,又不敢多管。她家里的事,我一个外人不好往里掺。我也想过,她家男人要是误会,我这新婚日子也别过了。
那天夜里,许梅跟着我走到巷口。雨水顺着她裤脚往下淌。
“你能不能陪我去趟粮站?”
“干啥?”
“我男人在那边。我想把我儿子接出来。”
她没说孩子挨打,也没说丈夫是坏人。她只说,男人喝了酒,会把门锁上,不让她出门。她怕孩子跟着受罪。
我没敢答应。秀兰那时怀着身孕,我一走,她一个人在家,我也放心不下。
“我陪你去派出所。不能自己闯。”
她盯着我看了一会儿,最后点头。
派出所值班的民警听完,叫她先回娘家,第二天再来做登记。她男人赶到时,脸涨得通红。他没打她,只抓着儿子的书包不撒手。
“我在窑上搬砖,欠了工友的钱。我回家想吃口热饭,她就跑出来看电影。”
许梅没吭声。
他又说:“我也不容易。工钱拖了两个月,孩子的药钱还差着。”
我听着难受。他不是没理由,可抓着孩子不放,也不对。
第二天,许梅没来录像厅。第三天,她来还我那把扳手,手指上缠着纱布。
“我不去窑上了。”
“那孩子呢?”
“我妈先看着。我去食品站找活。”
她把话说得轻,我却看见她指甲里还嵌着面粉。那会儿我只想劝她别硬撑,嘴上却不知怎么开口。
五
腊月里,秀兰去医院待产。
我在医院走廊守了一夜。早上刚把一碗面条端到床边,许梅突然推门进来,身后跟着她男人。
她怀里抱着孩子,手里还拎着一只旧皮箱。
她男人把皮箱放到地上,喘着粗气说:“国平,你跟医生说,她昨晚一直在你家。”
我愣住了。
许梅抬头看我,眼里没有求我救她的意思。她只是把孩子抱紧了些。
她男人接着说,窑上有人传闲话,说她跟我走得近。他要我替她作证,证明她没在县城乱跑。
我看了眼病床上的秀兰。她脸色发白,手还按着肚子。
“我不能替她编话。”
他一把拽住我的袖子:“你不是帮过她吗?这点忙都不肯?”
我把袖子抽出来,声音不大。
“帮她找孩子,我认。替你们撒谎,我不干。”
走廊里一下静了。
许梅的丈夫松开手,蹲下去捡地上的皮箱。他没再骂我。许梅也没哭,只对我说:“是我没想周全,连累你了。”
我看着她手上那圈勒红的印子,心里窝着火。
“你别把自己说成欠我的。”
护士叫我去缴费。我转身走了两步,又停下来。
“她要回娘家,我送到车站。别的事,你们自己谈。”
六
秀兰出院后,我陪许梅母子去了车站。
她丈夫没跟来,只托邻居带了一包孩子的衣服。里头有件小棉袄,袖口补得很密。
许梅拿着衣服看了半天,把包袱系好。
她在候车室里说:“等我找到活,把欠你的钱还上。”
我摆摆手:“那两块钱电影票,算了。”
她没再推。临上车前,她递给我一小包炒花生,说是她妈炒的。
我回家后,把录像厅的票根塞进抽屉。秀兰问我,许梅以后还来不来。
“不会了。”
我没再去那间录像厅。不是怕谁说闲话,是我不想再靠一张嘴替他们遮事。
那天秀兰坐在床沿,摸着孩子的小袜子。
“你没做亏心事,躲啥?”
“我不躲。”
我把窗户关严,回身给她倒了杯水。
七
儿子出生那天,外头下着小雪。
我给他取名周凯。满月酒上,秀兰把那把红漆点的伞放到门边,说以后谁借东西,先写名字。
我拿起伞,伞骨还在,就是伞面褪了色。
窗台上那包炒花生,已经放干了。我挑出几颗没坏的,放进铁饭盒,盖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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