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一

咸丰八年(1858)正月,广州。

城破已经几天了,英法联军的兵在街上搜,走到左都统署,在翻后园的时候把一个穿袍褂的人从藏身处搜了出来。

他是两广总督叶名琛。

押他登艇的时候,随从里有人指着河面示意他跳下去,他睁着眼,没有说话。

英国人记下了他上船的样子:袍褂整齐,顶戴端正,向甲板上的军官欠身,军官们也向他脱帽。一个被俘的总督,和一群俘获他的军官,互相行礼。

那天广州城里,巡抚柏贵、将军穆克德讷已经竖起白旗。城里的秩序由英法联军的一个委员会管着,柏贵仍旧做他的巡抚,替占领军出告示,劝百姓安分。

广东人后来编了字送他: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

押他的军舰叫无畏号,他在船上住了四十八天。在这四十八天里,军舰上的军官对他客气,有人上舰,向他脱帽,他欠身还礼。船上的伙食按他的身份给,仆从跟着,他每天就读经,写字。

三月十五日,船到加尔各答。他先被关在威廉炮台,后搬到托里贡的一处住宅。那地方离动物园不远,院子里有树,还有仆人,有一间能写字的屋子。英国人没有把他当囚犯,也没有放他。

他每天早晨起来,让人念报纸。香港的、广州的、英国的,凡是能弄到的,都念。他关心广东的事,关心英法联军的动向,关心朝廷有没有下旨。

初一十五,他戴上红宝石顶子,穿仙鹤补服,摆香案,望北叩头,问皇帝的安。他还在吕洞宾的像前诵经,一天不断。

他教一个英国翻译官读中文。翻译官取了个华名,他觉得不雅,替他改了一个。

他还写字,画画,落款自署 “海上苏武”。

《清史稿》记这一段:

被挟至印度,居之镇海楼,犹时作书画,自署曰海上苏武,赋诗见志,日诵吕祖经不辍。

镇海楼是广州越秀山上的那座楼,他把英国人给他的住处当镇海楼。

他写过一首诗。

镇海楼头月色寒,将星翻作客星单。 纵云一范军中有,怎奈诸君壁上观。 向戍何心求免死,苏卿无恙劝加餐。

诗里点了三个人:范仲淹、向戌、苏武。范仲淹是他自比守边的能臣,向戌是春秋时宁可被囚也不求免死的宋国大夫,苏武是在匈奴牧羊十九年的汉使。

二

他在加尔各答等一件事:见英国国王。

他对外面说,自己之所以没有死,是要留着这条命,到英国国王面前理论。英国人没有让他见国王。国王在伦敦,他在加尔各答郊外的一间屋子里。

等不到,他就绝食。

跟随他的仆从后来对人说,他先是不吃荤,后来少吃,再后来一天只喝一点水。仆人端上饭,他摆手。劝他,他不答,转过身去,面朝墙。他病了一阵,仍旧不食。屋子里的香案还摆着,经还念,只是声音越来越低。

咸丰九年三月(有一种说法是在四月),他死在托里贡。

死前留下一首诗,末两句是:惟有春光依旧返,隔墙红遍木棉花。

诗里讲讲到木棉是广州的花,开的时候整条街都是红的。

他的棺木由英国轮船运回。先到香港,再入广州。广东人恨他,骂声比哭声多。朝廷也把他撇开了,城破不久就革了他的职,换了人。他在广州做的事,后来成了战败的责任,写在他一个人的账上。

三

叶名琛是湖北汉阳人,道光十五年的进士,翰林出身。

翰林做外官,一路是知府、道员、布政使、巡抚、总督。他做过广东布政使、广东巡抚,咸丰二年做两广总督,兼管五口通商。

他做官的时候,属员们都怕他。他很少说话,见属下不多话,批文件不多字。广东的官场说他矜严,说他城府深。这种性子在承平的时候是能干,在打仗的时候是没人敢进言。

他一生最风光的一年,是道光二十九年。

那一年英国人要求进广州城。城里人反对,士绅、商人、团练都反对。徐广缙做总督,叶名琛做巡抚,两个人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把这事顶了回去。办法不复杂:不接照会,不见面,不动兵,让民间的团练和商人的罢市去顶着。英国人当时不想为一座城门开战,退了一步。朝廷大喜,封徐广缙子爵,封叶名琛男爵。

这是叶名琛的政治本钱,他也更加信这一套。

这一套能成,靠三个条件:英人不想打,朝廷只要面子,民间有团练。三个条件只要缺一个,就不成。

咸丰六年,亚罗号的事来了。

亚罗号是一艘中国船,在香港注册过,注册到期了。广东水师上船搜捕海盗,扯下船上的旗子。英国人说这是侮辱国旗,要求道歉,要求释放人犯。

叶名琛放了人,但不道歉。

要求道歉的是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后来在通州跟僧格林沁的兵打过一架。他的上司是香港总督包令。两个人要的东西,表面是道歉,里子是入城、是修约、是把十年前那笔账一次算清。

英国人的理由是:船是中国船,人是中国犯人,旗子是过期注册的旗子。

叶名琛给皇帝的奏报里说,夷人外强中干,惯用虚声恫喝。

英国军舰攻进珠江,炮轰广州城。他贴告示,悬赏杀夷,赏格按人头算;他放团练进城,烧洋行,烧商馆。

那一年年低的时候,英国兵一度退出珠江。他赶紧上奏报捷。这一仗真实的情况其实很惨:炮台被毁了几座,沿江的民房烧了几千间,十三行的商馆烧成白地,珠江上的船烧了几十条。城里的商人赔了钱,城外的农户赔了房。

朝廷的旨意下来了:不许轻易开战,也不许跟夷人私下议和。既不能战,也不能和,剩下的事只能拖。

他不知道的是,这只是伦敦还没决定要不要打一场大仗。

他在总督衙门里设乩坛。乩坛是请神仙降笔的,两个童子扶着木架,架下有沙盘,仙降下来,架子在沙上写字,幕僚抄下来,解成句子。他请的是吕祖。吕祖是吕洞宾,道教里的神仙,也会写诗。

凡是战事、夷情、吉凶,他都问乩。乩上说,夷人不足虑;乩上说,过些日子自然无事。他据此判断敌情,也据此写奏折。

幕僚里有人不信,但谁也不敢说。

一个两广总督,管着大清国最要紧的通商口岸,手里没有侦察,没有翻译班子,没有外交官,只有旧档、商人和乩仙。

咸丰七年,英法联军集结。法国的兵从越南来,英国的兵从印度来。他收到的消息是夷人内讧,是虚张声势,是不会大举。

城里的兵不多,团练在城外的乡里,调进城要粮要饷,要放他们抢。他把防务交给副都统,自己没有做城防。

十二月十二日,联军的翻译送来一份照会,限四十八小时交出城池,否则攻城。条件有几条:城外驻兵,城内开门,赔偿损失。

他看了,回了话:这种事,地方官不能应;要谈,到北京去谈。

这是他一生里最后一道官样文章。写完,照会搁在案上。

十二月二十九日,联军攻城。炮在城墙上开了口子,兵从缺口进城。守城的兵不多,打了一阵就跑的跑,退的退了。

那一夜炮声一宿没有停。城墙上的垛口被削平,城楼起了火,火光把江面照红。天亮的时候,街上有散兵,有抢东西的人,有挑着担子往城外跑的人。城里的店铺关了大半,有几条街整条烧掉。

炮台上的炮,早在上一仗就被轰掉了。城墙的缺口,上一仗之后没有补。补城墙要钱,要工,要时间;这三样他都没有。

朝廷先革了他的职,命黄宗汉来接两广总督,黄宗汉走到半路,广东已经在联军手里了。城破的那天夜里,叶名琛离开总督衙门躲进左都统署的后园。

第二天,广州城挂起了白旗。

联军进城之后没有屠城,也没有换官。柏贵仍旧做巡抚,穆克德讷仍旧做将军,两个人在联军的委员会下面办事,出告示,征捐,维持市面。联军的兵驻在城内,衙门里加了几个洋人。城里的生意照做,茶楼照开,只是告示上多了一个洋文戳子。

这是一种很省钱的占领:不换官,不换税,不换街名,只换上面那一层。奕䜣后来在北京跟洋人打交道,用的也是这个路子。

叶名琛被押走的时候,这套班子已经开始运转。

城外的乡里不服。第二年夏天,佛山的团练聚了几万人,抬着抬枪、土炮,攻广州城。他们从四乡来,走过田埂,走过水网,到城下排开。

联军的炮比他们好,枪比他们快。团练冲了几次,冲不进城墙就退到村口。联军出城追,烧村,一个村子烧完,再烧一个。

这一仗打完之后,珠三角的团练全散了。广州城外几十里的地方,几年都没有缓过来。

这些事,广东人看得清清楚楚。他们看见总督在城破前没有调兵,看见他躲进后园,看见他被押上军舰,看见他在甲板上向英国人欠身。

于是有了"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说法。

这个说法不见于朝廷的诏书,也不见于他的传。它是广东人的口碑,先在茶馆里说,后写进笔记,再后来被写史的人抄进去,附在他的传后。

这些个字后面还有两句:相臣度量,疆臣抱负;古之所无,今之罕有。

说他有宰相的度量、封疆的抱负,是讥他还是夸他,要看念的人怎么念。摆在茶馆里念,是讥,讥他摆出一副大员的架子,什么也没做成;摆在追悼他的文章里念,是惜,惜他有那个架子,却没有那个世道。

口碑有口碑的道理。城破是真的,不战是真的,不死是真的。可口碑不管中间那一段:他为什么战不了,为什么和不了,为什么守不了。

四

真实的情形是另一回事。

朝廷在咸丰年间给督抚的授权,是羁縻,不是议和。跟夷人谈条件,要等旨。等旨的时间,从广州到北京,一个来回一个多月。这一个多月里,夷人的炮已经架在城墙下。

战,要有兵,要有饷,要有能打仗的将。广东的绿营早已烂了,八旗是仪仗,团练能打,但要养,要放,放了就抢。他手里没有一支能守城的兵。

守,要有城墙,要有炮台,要有粮。广州的炮台在上一仗里被轰平了,城墙的缺口没有补。

和,要有权。他没有。

死,要有用。他死后,广东的士绅和商人接着跟英国人打交道,柏贵接着做巡抚,城还是那座城,人还是那些人。他死,什么也换不回来。

剩下的只有不走。不走,就是被洋人押走。

这套上奏的方式b,清代叫奏折制度:地方有事先写折子,折子走驿路,进京,军机处看,皇帝批,批完发回。广州到北京,快马二十来天,遇到雨季、河汛、驿马倒毙,一个月。

夷人的兵船从香港到珠江口,只要一天。

他的每一份奏折,都在给朝廷报告一件已经过去的事。朝廷的每一道旨意,都在回复一件已经变了的事。两边都在认真办事,两边都来不及。

他在加尔各答领英国人的津贴,数目不大,够他养活几个仆人。他的早饭是面包、茶、一点果酱。他不吃西餐的肉,说腥气。看守他的英国军官换过几任。有人跟他学过中文,有人请他写过字幅。他给人写字的规矩很严:只写诗,不写别的,写完署海上苏武,不署本名。

他在船上写过一份奏折,托人带上岸,转递北京。奏折里说自己在途中,说夷情,说广东的事。没有回音。

他让人念的报纸,除了香港的,还有伦敦来的。报上登联军在中国北方的消息,他听完,不说话,让人再念一遍。

他在加尔各答住的两年,做的事很像一个标准的忠臣:望北叩头,读经,写字,自比苏武。他真的相信自己就是苏武。苏武在匈奴十九年,等的是汉朝的使者来接。他在加尔各答一年,等的是英国国王来见他。

但两件事都不是他能等到的。

他死以后一年,英法联军北上,攻大沽,进北京,烧圆明园。广州的事,成了那场大乱的开头,很快被更大的事盖过去。

英国人的报纸登过他的死讯,措辞还十分客气,说他是个有教养的绅士,说他在囚中始终镇定。国内的报纸没有登。广东的士绅在忙着跟新督抚打交道,北京的大臣在忙着筹备和谈。一个死在印度的前任总督,没有人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