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陈默,三十三岁,上海人,住在普陀真如一套五十八平的老公房里。房子是二〇一六年爸妈凑首付买下的,产证上只有我一个人的名字,贷款还剩十九年,每月七千二,十五号扣款。

我在张江一家做汽车零部件的公司做测试工程师,税前两万出头,到手一万七左右。这个岁数在我们弄堂里,我妈说属于“滞销货”。她每天早上六点半去曹杨公园打太极,回来路上被邻居问一句“你家默默有对象了伐”,能一路憋到家给我打电话。

那天是十一月七号,星期五,晚上八点半,我刚从公司出来,站在地铁二号线张江高科站的站台上,我妈的电话来了。王阿姨给我介绍了一个,第二天下午两点,静安寺,一家叫拾光的咖啡馆。她连衣裳都给我熨好了,浅灰毛衣配白衬衫,还特意交代:不要一上来就讲房贷,不要讲加班多,也不要讲我爸腰不好。

周六我提前二十分钟到,点了杯二十八块的美式,坐在靠窗的位置。两点零三分,她进来了,米色风衣,黑色高领,个子大概一米六五,报了名字:沈雅。她在一家外资医疗器械公司做商务,负责华东区的医院客户,一个月有七八天在外面出差。

开头五分钟还算正常。聊工作,聊爱好,她说健身、看展、每年出去两趟。然后她低头看了一眼手表——那个动作我记得很清楚,抬手的动作很轻,但意思明明白白,时间有限。

“我这个人比较直接,”她把杯子往前推了推,坐直了,“我有六个条件,你要是觉得可以,我们接着聊;要是觉得不合适,我们也不用浪费彼此时间。”

我看了眼手机,两点十三分。从她坐下到这会儿,正好十分钟。

  • 第一条,婚房。结婚之前必须置换,位置在内环,最少两室,产证上要加她的名字。她补了一句,她爸妈在长宁有套三房,她不是图我房子,但总不能嫁过去住一个她没名字的房子。
  • 第二条,彩礼。二十八万八,数字是她妈定的,图个吉利。她家陪一辆二十万左右的车,写两个人的名字。
  • 第三条,婚后不跟父母住。但每个礼拜回去吃一顿饭,过年过节礼数一样不少;我也可以每个礼拜回她家吃一顿,公平。
  • 第四条,钱。各管各的,家庭公共开销AA,按收入比例分摊。房贷如果我自己还,房子就按第一条来;如果要她一起还,房子必须有她的名字。
  • 第五条,孩子。结婚三年内不要,她明年可能升区域经理。三年后如果要,最多一个,不生二胎,月子中心的钱不能省。
  • 第六条,每年两次旅行,一次长途一次短途,钱从公共账户出;双方父母每个月的生活费,两边一样。

说完,她端起咖啡喝了一口,看着我。我坐在那儿,脑子里第一个念头不是生气,是算账。

内环两室,哪怕老破小,也得七百多万。我这套房子挂出去顶多卖三百八十万,贷款还欠一百六十万,到手两百二十万。七百多万减去两百二十万,还差五百万,首付三成也要两百一十万,剩下的贷款三百多万,月供两万。我一个月到手一万七。

算完这笔账,我忽然就平静了。

我说第一条达不到,换内环月供扛不住。她说可以买小一点,八十平也够。我说八十平的内环也要六百多万,月供两万,我工资一万七,剩下两千块,我喝西北风。她皱了下眉,问我父母不能帮一点吗。

我告诉她,我爸妈都是厂里退下来的,我爸以前在公交公司修车,我妈在街道工厂,两个人退休金加起来八千多。我买房那年他们把养老钱掏空了,现在我爸腰椎间盘突出,做理疗都舍不得去私立医院。说这话的时候我声音有点硬,不是冲她,是冲自己。

她沉默了几秒,问其他几条呢。我说彩礼二十八万八能拿出来,但要借;孩子三年不要我无所谓;不跟父母住我同意;钱AA我没意见。她像是在总结一份报告:“那就只有第一条卡住了。”

“那没办法了。”她拿起包,说这杯她自己付。我说我请,她还是扫了桌上的码,付了三十四块,站起来,风衣下摆扫了一下椅背。

“陈先生,今天麻烦你了。你人挺好的,就是……”她顿了顿,没把话说完。

“就是条件不匹配。”我替她说完。

她点点头,很坦然,说大家双向选择,别往心里去,这些条件不是针对我,她前面见过三个,都是这些条件,有两个当场就变脸了,我还算冷静的。我说我不是冷静,我是算过了。她这次笑得真实一点,眼角有了褶子,说“你这个人倒挺有意思”,然后推门走了。

我一个人坐着,把那杯凉掉的美式喝完。说实话,我不怨她。她二十八岁,外企商务,一年到手三十几万,她提的这些条件,在她的圈子里可能真是“基本款”。她只是把话摊开来讲了,比那种先跟你处半年、最后让爸妈出面谈条件的,要厚道。

但我心里还是堵。不是因为她,是因为我自己。我今年三十三,工作十一年,从助理做到工程师,工资涨得很慢。我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最大的开销是每年换一双跑鞋。可坐在那张桌子前,被人一条一条报条件的时候,我忽然发现自己像一份简历,被人翻到最后一页,看见期望薪资那一栏,然后合上了。

从咖啡馆出来,我给我妈打电话。她接得很快,显然一直在等。我说不合适,人家要内环的房子,加名字。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我听见她把煤气灶关了,抽油烟机还在响。她最后说:“那就算了。默默,你别有压力,妈不催了。”

我说:“妈,你每个礼拜都说不催。”

她在那头笑了一声,笑得有点勉强,问我晚上回来吃饭伐,她烧了腌笃鲜。

晚上八点半,王阿姨打电话来,我妈在阳台上说了十几分钟。挂了以后她坐到我旁边,说那姑娘回去讲了,说我人老实,就是条件差了点。又说手上还有一个,三十岁,在幼儿园做老师,人很文静,家里也是普通人家。我打断她:“妈,歇一阵吧。”

夜里十一点,我一个人坐在阳台上。对面楼有户人家窗子没关,电视声音飘出来,是那种家庭剧,里面有人在吵架。我想起沈雅那句“大家双向选择”。这话没毛病。她挑我,我也在挑她。只是我这个人,挑人的时候没什么底气,被挑的时候又没什么资本。

婚姻这东西,我一直觉得是两个人搭伙过日子,你烧饭我洗碗,你加班我接孩子,冬天两个人挤在一张沙发上看电视,谁先睡着谁就少洗一次碗。可现在看来,它更像一场谈判,桌子两边坐着两个人,各自摊开一张清单,逐条核对,核对完了,签字,或者起身走人。

第二天是星期天,我妈一大早就出门,回来提了一袋小笼包,坐下看着我,说她想了一夜。她说我要真想换房,她跟我爸把老家的亭子间卖了,也能凑个几十万。我说那间房子租出去一个月两千块,是你们的养老钱。她说养老钱我们自己有数。

“妈,你别说了。”我把一个包子塞进嘴里,烫得直吸气,“我不换。这房子挺好的,五十八个平方,我一个人住,够了。”

我知道她心里不好受。她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看我成家。她不是那种三天两头催得你烦的母亲,她催得很小心,每次都是绕着弯子说,说完还要补一句“妈不逼你”。可越是这样,我心里越沉。

星期一中午吃饭,同事老赵凑过来问我周末干嘛去了。我说相亲,人家提了六个条件。他哈哈大笑,说当年他老婆就提了一个,结婚以后不许他打呼噜。我问那你打吗,他说打啊,现在睡客厅。笑完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别急。上海这地方,三十五岁结婚的一抓一大把。你要真遇上合适的,那些条件都是可以商量的;遇上不合适的,一个条件都能要你命。”

下午六点下班,地铁到中山公园上来一大群人,我被挤在门边,脸贴着一块广告牌,上面写着“三十岁,是该为自己活一次了”。我盯着那行字看了一站路,忽然觉得挺荒唐的。

到家以后,我把那张写着相亲时间地点的便签从冰箱上撕下来,揉成一团扔了。然后打开手机日历,翻到下个星期六,空白的。我在上面写了三个字:去钓鱼。写完想了想,又加了一句:问问我爸去不去。

窗外开始下雨,雨点打在晾衣杆上,滴滴答答的。我妈在客厅看电视剧,声音开得不大,我爸的呼噜声从房间里传出来,一阵一阵的。

三十三岁,没结婚,房子五十八平,月供七千二,存款不到十万。日子还得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