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
百度百科《熊希龄》词条、澎湃新闻《变卖家产兴办天堂般的学校》、人民网《香山慈幼院启示录》、光明日报《翰林熊希龄与香山慈幼院》、中国新闻网《慈善和教育先驱熊希龄》、北京旅游网《战火中诞生的香山慈幼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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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大清亡了。
说起来四个字，轻飘飘的，可对于那些在朝堂里摸爬滚打几十年的人来说，这四个字砸下来，分量不轻——帝国崩了，皇帝跑了，剩下来的问题只有一个：谁来接这个烂摊子？
答案很快就有了：北洋集团上。
说是"集团"，其实更像一锅乱粥——各路人马一窝蜂往里搅和，你争我夺，今天这个打那个，明天那个揍这个，后天两个联手整第三个，战局比走马灯转得还快。
地盘是命根子，军队是饭碗，谁要是连块像样的地都没有，那基本就是个寂寞。
袁世凯、段祺瑞、冯国璋、张作霖、吴佩孚……一个个名字，背后都是刀光剑影、血雨腥风。这个年代讲究的是谁的拳头硬，谁的地盘大，谁的子弹足。
可偏偏，就在这群打打杀杀的爷们儿堆里，出了一个格格不入的人。
他不抢地盘，不养兵马，翻来覆去只念叨一件事——办学校，救孩子，做教育。
周围的人说他傻，说他迂，说他是在乱世里下错了棋。
他叫熊希龄。
湖南凤凰人，号称"湖南神童"，做过北洋政府的国务总理，然后就一头扎进教育慈善里，再没回头，把自己后半生的精力、积蓄乃至全部财产，全都押在了北京香山脚下的一所孤儿学校里。
第【一】节：凤凰城里飞出来的"神童"，考场上一路开挂
1870年7月23日，清同治九年庚午六月二十五日，熊希龄出生于湖南湘西凤凰县沱江镇文星街，家里是一个三代从军的军人家庭。
这个地方，就是今天因为沈从文和黄永玉闻名天下的那个凤凰古城。
但在当年，它只是一个藏在湘西大山皱褶里的偏僻小城。民风朴野，出了名的穷，读书人少，当兵的多，日子过得粗粝而实在。
按这个家庭的背景来看，熊希龄将来的路，要么是子承父业，拿起刀枪当兵；要么就是守着山间的几亩薄田，安安稳稳过一辈子。
然而，他父亲熊兆祥有自己的想法。
熊兆祥是个军人，当过兵，打过仗，见过世面，也见过武夫的天花板——军人到了头，终究是在别人手下卖命。
他有个念头，就是不能让儿子再走自己这条路。
熊兆祥自愧自己一介武夫，便着力培养长子熊希龄，让他自幼接受严格的家教，一心向学。
这一教，教出了个了不得的人物。
熊希龄六岁在凤凰镇发蒙，据传，他"闻一知十"，《三字经》只用了三四天便背得滚瓜烂熟。
这已经够稀奇了。
更稀奇的事还在后头。
有一次，先生让学生各自绘画一幅并题相应的诗句，考考大家的才气。
别的孩子七手八脚，笔都拿不稳，熊希龄独画一株棉花，枝叶俊秀，蓓蕾初绽，题句"此君一出天下暖"，先生一下惊愕，连说"此画堪称上品"。
才多大的孩子，就能说出"此君一出天下暖"这样的话，放到今天，这小孩绝对是朋友圈转发十万加的素材。
先生感慨这孩子不得了，给他写了一副嵌字联："希有奇才，凿水窥天成妙句；龄虽幼小，登科及第占鳌头。"
这副对联像一个预言，把熊希龄后来的人生走向，早早地透了个底。
熊希龄天生聪慧，被喻为"湖南神童"，十五岁中秀才，二十二岁中举人，二十五岁中进士，后点翰林。
这个速度，放在科举时代，简直是碾压级别的存在。
要知道，当年的科举之路，多少人一辈子连个秀才都考不上，范进中举的时候都已经白发苍苍了，整个人高兴得都疯了。
熊希龄15岁拿下秀才，22岁拿下举人，25岁直接进士及第、点翰林——步步顺遂，像踩了传送带一样往上走。
人生就像开了挂一样。
1894年的殿试，是他科举生涯的巅峰。
就在这一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北洋水师在黄海被日本海军打得七零八落，《马关条约》的屈辱还没有散去，整个国家都在阵痛中颤抖。
这位刚刚高中进士的湘西神童，心里也跟着变了。
读书做官是一条路，但这个国家面临的困境，显然不是几篇花团锦簇的策论文章能够解决的。
他隐约感觉到，自己的路，不会是寻常翰林的那条路。
那时候他25岁，意气风发，前途一片光明。接下来他要走的路，却远比任何人预料的都要曲折。
第【二】节：投身维新，险些掉脑袋，然后蛰伏了好几年
1897年的湖南，氛围不同寻常。
那时候，湖南巡抚陈宝箴是维新变法的积极推动者，一批热血青年聚集在长沙，议论国事，思考改革，满腔豪情要给这个积弊深重的王朝开一剂猛药。
熊希龄就在其中，而且是核心骨干。
1897年，熊希龄创办时务学堂，谭嗣同、梁启超、唐才常等人任教员，时务学堂成为了维新变法的前沿阵地。
这所学堂，聚集了当时中国最锐利的一批思想者。
梁启超在这里讲新学，谭嗣同在这里传播进步思想，年轻的学子们在这里读西方书籍、讨论宪政制度，整个湖南的思想界都因此躁动起来。
熊希龄极力支持维新，曾赞助湖南第一所私立中学——长沙明德中学，参与创建了南学会，创办了湖南的第一份报纸《湘报》。
南学会，是当时湖南最有影响力的维新团体之一，把湖南的知识分子们聚起来讲新学、议新政；《湘报》，是湖南历史上第一份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报纸，拿着它，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变法的声音迅速扩散开去。
这三件事，放到一个人身上，都不算小。
熊希龄全包了。
1898年，光绪皇帝宣布变法，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拉开序幕。
朝廷急切地需要维新人才，8月，光绪帝通知湖南巡抚陈宝箴，要熊希龄"迅速来京，预备召见"。
然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命运开了一个极为吊诡的玩笑。
熊希龄突然病了。
上吐下泻，卧床不起，压根去不了北京。
这病来得蹊跷，来得实在，也来得实在是时候。
1898年9月，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戊戌变法宣告失败。
在京参与变法的谭嗣同等六君子同时罹难，熊希龄因病躲过了这场杀身之祸，受到"革职永不叙用，并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的处分。
谭嗣同在菜市口从容就义，说出了那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以死殉道，震动天下。
熊希龄在病床上，没能赶上那一场，捡回了一条命。
但这条命捡得并不轻松。"革职永不叙用，并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翻译成白话就是：你的官没了，哪都别想去，回家老实呆着，别给我惹麻烦。
维新变法失败后，熊希龄匿迹衡阳、沅州等地闭门读书。
这一蛰伏，就是好几年。
好在，风水轮流转这话，说的是实心话。
后来，赵尔巽接任湖南巡抚，对熊希龄大加提携。
赵尔巽升任东三省总督，又把熊希龄带了过去，任命他为屯垦局总办。
从湖南到东北，熊希龄的视野一下子打开了。
在东三省期间，他做了几件让人记住的事。
最让后人津津乐道的，是他主导了醴陵釉下五彩瓷的创烧工作。
熊希龄实业救国，创烧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醴陵釉下五彩瓷。
这门技艺，色彩晶莹，工艺精湛，后来成了中国工艺美术史上的一颗明珠，被誉为"东方陶瓷艺术的高峰"。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熊希龄这个人，脑子里装的不只是官场文章，他有实业的眼光，有落地的能力，不是只会纸上谈兵的书生。
1909年，清廷在东三省设立财政监理官，熊希龄以精通财政著称，出任东三省财政监理官，把这个位置做得有声有色。
大清亡之前，这位才干出众的全才，在各地辗转任职，积累了丰富的行政经验和人脉资源。
大清亡之后，他迎来了人生的另一个转折——也是最高光的一段，以及随之而来的最彻底的转身。
第【三】节：名流内阁，来得轰轰烈烈，去得干干净净
1912年，民国成立。
这年头，北京城里热闹极了。
各路人马你来我往，说的是共和，争的是权位，剧情每天都在更新。
袁世凯端坐中央，表面上是大总统，实际上是这盘棋最大的庄家。
熊希龄此前在财政方面积累的名声，早就传遍朝野。
民国初立，到处需要能干事的人，他很快就被召回北京，出任财政总长。
然而，真正让他站上历史舞台中央的，是1913年的那次任命。
这一年，熊希龄出任北洋政府第四任国务总理。
消息传出去，当时的舆论沸腾了——不是因为大家不看好他，恰恰相反，是因为他搭建的这个内阁阵容，实在太过豪华。
这个内阁被时人称为"名流内阁"。
尽管熊希龄在财政和政策改革方面有诸多贡献，但他与袁世凯之间的理念差异逐渐显现，最终于1913年辞去了国务总理一职。
他的阁僚里，有梁启超、汪大燮、张謇、董康等人——哪一个拿出来，都是当时名冠一时的人物。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张謇是兴办实业、推动南通现代化的一代实业大家；汪大燮是晚清民初著名外交家……就冲这份名单，当时的媒体大加赞扬，民间也一片期待：终于来了一个像样的班子，这国家有救了。
熊希龄自己也豪情万丈，他雄心勃勃，想的是实实在在把国家治一治，拿出点真章来，让民国走上一条不一样的路。
然而，"名流内阁"的命运，注定是一出悲剧。
问题在于，袁世凯的眼里，要的从来不是一个能干事的总理，要的是一个能听话的总理。
熊希龄跟袁世凯之间的矛盾，从内阁成立没多久就开始了。
袁世凯的逻辑很清楚：我是总统，你是总理，你得听我的，不然我要你有什么用？
熊希龄的想法也很直接：我来是做实事的，不是来给你当摆设的。
两套逻辑，从一开始就咬不到一块儿。
更关键的裂缝，出现在袁世凯复辟称帝的问题上。
袁世凯想当皇帝，满朝文武争相逢迎，吹捧之声此起彼伏。
偏偏熊希龄在这件事上，态度坚决，不愿配合。
一个总理不肯配合总统的政治野心，这段关系当然没法继续。
1913年，熊希龄辞职，这段"名流内阁"的故事，就此落幕。
从风光上任到黯然请辞，前后不过几个月。
那是一段短暂的高光时刻，来得轰轰烈烈，去得干干净净。
下野之后，熊希龄没有在政治圈子里打滚，没有拉帮结伙、积累实力、等待翻盘。
曾经一度官拜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的熊希龄就此隐居天津，把精力投向了教育和慈善事业。
这个选择，在当时的人看来，实在难以理解——哪个人到了这个位置上，不是继续奔走于权场，图谋东山再起？
熊希龄就是这么一个另类。
他真的走了，走得彻底，从此再没有回到权力的核心圈子。
第【四】节：一场大水，把他从天津逼回了北京
1917年的夏末秋初，河北境内大雨连绵，山洪暴发，洪水肆虐，势不可挡。
1917年夏末秋初，河北境内大雨连绵，山洪暴发，京畿一带受灾县达百余个，灾民超过600万人。
这场水灾，是那个年代华北地区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大洪灾，洪水直逼北京，把整个京畿平原搅成了一片泽国。
洪水甚至淹到了熊希龄自家的门口。
隐居天津的熊希龄，看着这一切，坐不住了。
他立刻奔赴北京，向中国银行公会求助，筹得捐款万余元，交给京师警察厅购买粮食，紧急运往灾区。
1917年10月，熊希龄就任京畿水灾河工善后督管，将北京石驸马大街熊宅设置为督办处。
他带人在香山一带开办了慈幼局，收容灾区难童。
孩子们被从洪水里捡出来，从废墟里挖出来，哭哑了嗓子，也哭不来自己的父母。
大水退去之后，大部分孩子陆续被家人认领，安心了。
然而，大水退去后，收容的儿童仍有200多人无人认领。
这200多个孩子，要去哪里？
北洋时期，孤儿主要由政府举办的育婴堂安置。
这听起来是个答案，但熊希龄没有贸然决定，而是先去查了查育婴堂的记录。
这一查，他沉默了很久。
1918年，育婴堂爆出骇人的丑闻，196名孩子竟然死了195个。
警方不得不向丹麦驻华大使夫人求助，请她全权掌管育婴堂。
但好景不长，合作因经费问题难以维持。
大使夫人离开后，当年又死了100多个孩子。
196个孩子，死了195个。
把孩子送进育婴堂，就等于送进去等死。
正当所有人以为，这不过是一件等待各方协调、走走程序就能处置好的"收尾事务"时——熊希龄翻开了那份写满数字的记录，当他看到那一行触目惊心的死亡名单，眼眶里的东西，就再也按不住了。
而接下来，当他站起身来作出那个决定，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这个决定，会让他把后半生剩下的所有牌，全押在了一群与他素不相识的孤苦孩子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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