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周福明同志生前在媒体访谈节目及伟人身边工作人员系列座谈会上的口述内容;中红网关于周福明同志逝世与遗体告别仪式的报道;公开百科资料与关于周福明同志生平的公开报道;陈晋关于伟人晚年阅读与生平时间的研究文章;记述伟人最后七年工作的公开出版物;徐涛、吴旭君整理的1976年9月8日护理记录相关记载;《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韩伯平关于水晶棺研制过程的回忆等
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1976年9月10日上午,中南海那间屋子的门口放着一只牛皮工具箱。
箱子跟了主人十七年,边角磨得发白,铜扣上有一道旧划痕。
箱盖合着,带子系到底,提箱子的人站在门边,手没有离开把手。
屋里屋外的灯从9月9日夜里亮到天明,进出的人脚步轻,说话的声音也压着。
那只箱子在门口放了一段时间,谁也没有先动它。
提箱子的人叫周福明,江苏邗江人,1935年2月出生,二十岁出头在杭州理发行里立住脚。
1959年12月26日在杭州第一次给伟人理发,1960年3月5日到伟人身边工作,身份是理发员兼卫士。
箱子上层放推子、剪刀、剃刀、梳子,下层放毛巾、围布、滑石粉。
十七年里这套家当跟到杭州、跟到专列、跟到南昌,取用、擦拭、放回,都是同一双手。
那把椅子后面坐的人只有一个,理发和修面的间隔通常不超过二十天,9月9日零时10分之后,日子不再按原来的规矩走......
【一】扬州的三把刀,杭州的理发室
周福明1935年2月出生在江苏省邗江县的一个普通农家。
邗江属扬州,扬州的理发手艺在清代就成行业,民间常说扬州三把刀:厨刀、剪刀、理发刀。
靠这三把刀谋生的人从扬州走出去,散落在长江下游大小城市的理发室、浴室和餐馆里。
周福明小小年纪拜师傅学剃头,剪刀、推子、剃刀、荡刀布,一套家当背到哪里,饭碗就端到哪里。
学手艺有定规,先后次序不能颠倒。
先是伺候刀:剃刀在荡刀布上来回蹭,蹭到能刮落臂上的汗毛才算合格。
再练手稳,推子走直线,剪刀贴着头皮走,手腕不能飘。
末了才让上手理发、修面。师傅看徒弟不看嘴,看的是重复次数,一个鬓角修多少遍,手上才有准头。
头几年他在别人的店里当学徒,扫地、烧水、递毛巾、给客人倒茶,刀口不沾。
等到师傅点头,才允许站到椅子后面。
学徒期结束,他得自己置一副家当,磨刀的石、荡刀的布、剪刀的套子,样样要合乎行里的规格。
二十岁出头,他已经是杭州城里小有名气的理发师傅。
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在杭州市的理发行业里干活,先后在几家理发室做理发员。
1953年到1959年这七年,他靠手艺在店里站稳,成了技术骨干,也是优秀共产党员。
那个年代,理发店归合作化以后的服务系统管,公私合营之后定价、排班、评比分店进行。
手艺好坏、态度怎样,都有评比。
评比看的是实事:一天理多少人,客人还来不来,收费按不按等第,有没有和客人吵过嘴,工具干不干净。
店里检查刀具消毒,围布每天换洗,剪刀用过一遍就要擦。
他推子走得不快不慢,修面时不扯皮、不反复推头,客人坐着舒服。
熟客会挑他的钟点,遇到他休息,宁可等到第二天再来。
名声就是这么一点点攒起来的。
1959年,二十三岁的周福明经过店里推荐和层层选拔,被评为理发行业的青年标兵,也也有记述称劳动标兵。
出席杭州市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表彰大会的那天,会场里坐着各行各业的年轻人,上台领奖的次序按行业排,由省、市领导颁发奖章。
他后来在访谈里回忆这一段,把话说得很直:正是这枚奖章,让他后来有机会到伟人身边工作。
奖章的分量不在金属有多重,而在它让一些管事的干部记住了这个剃头的小伙子。
那几年杭州的理发行业里,能拿到这种荣誉的手艺人极少,店志和工会的材料里,一个名字后面跟着一串数字:全年完成多少工时,返工几起,投诉几件。
大会结束,奖章收进箱子,他第二天照常回到椅子后面,一天理十几个人。
理发这一行有行规:剪刀不外借,剃刀不让人碰,自己的工具自己磨。
他那套家当跟人一辈子。
牛皮箱子分上下两层,上层放剃刀、剪刀、推子、梳子、刷子,下层放毛巾、围布、滑石粉、一小瓶消毒水。
每天收工,刀布擦净,剪刀上油,磨完在自己臂上试,刀口贴臂、汗毛落下,这一天的活才算收尾。
这套规矩一直用到1976年9月。
箱子放在店里的木柜上,出门干活由他自己提着,谁也不让碰。
【二】1959年12月26日的夜里,南屏晚钟旁的游泳馆
1959年年底,伟人又到杭州视察,住在西子湖畔的汪庄。
12月26日正好是伟人六十六岁生日。
生日这天要理发、修面,很不巧,伟人身边的理发员小钱得了感冒,不能做近距离接触。
浙江方面四处找合适的理发师傅,挑人只看两条,一条不能缺:手艺过硬,政治可靠,嘴巴要严。
服务系统的干部在商量谁能给首长理发时,提到了那个刚领过标兵奖章的年轻人。
关于那一天,周福明后来在采访和座谈会上讲过许多次,细节记得很细。
快到年末,理发室里人乌泱泱的,都要理了头发好过年,他从清早进门就一直忙,屁股没沾凳子。
临近中午,杭州市上城区区委的一位领导到了店里,把他叫到小办公室谈话。
问的内容实在:家里几口人、结婚没有、父母身体怎样、政治上是否清楚、嘴严不严。
这几问问的都是这副担子能不能交到他手上。
他把手艺上的事说清楚,其余不多问一句。
谈话结束,他回到店里继续干活,没有对同事提起上午的事。
店里的师傅只问他到哪里去了,他说被叫去理发,理了好几个。
这一行的规矩里,客人的事不出这个门。
上午谈完话,下午他被人接到汪庄伟人住处那一带。
接待他的是浙江省公安厅厅长王芳。
对方没有当场说明给谁理发,只考察两件事:一次理发要多长时间,时间收紧以后能不能把活做完。
他把时间报得宽裕,说四十分钟,对方要求再少一点,他答二十分钟也可以。
考察不止这一道。
王芳让他先给自己理,理完觉得不错。
接着按要求,他又给随行的几个人依次理发,几个人坐在椅子上一起看他动手,看他给领导理发会不会紧张、手会不会抖。
这几个人里有李银桥、侯波这样的名字,都曾在伟人身边工作过,看手艺的眼光比一般人挑剔。
理完,没有人当面说什么,只让他回店里等通知。
夜里十点多,有人到店里通知他收拾工具,说有新任务。
工具一样样收进箱子,扣好搭扣,人也跟着出了门。
从中午的问话到夜里这道通知,中间那一道道试探的用意,到这一步才见分晓。
在那个年代,能见到伟人是许多人的梦想,而这些铺垫都在看他有没有资格动手。
来人带着他穿过西湖边,走到南屏晚钟附近的一座游泳馆。
正值冬天,馆里暖气开得很足,一进去就浑身出汗。
到了这里他才明白当晚理发的对象是谁。
卫士把他领到跟前,他先行礼问好。
那一年他刚满二十四岁,事先还向身边人打听过该如何称呼,怕礼数上有闪失。
等真到了跟前,伟人在大约一米处停住,伸出手来,他赶紧上前握住。
围布系上,理发与刮脸一起做完,前后用了二十五分钟。
伟人下巴处胡子偏多,尤其那颗痣那一块,皮薄、位置又不好,刮不好容易破皮。
他发现伟人刮胡子时习惯憋气,人一憋气,肌肉绷起来,刀口反倒不好走,便低声提醒对方放松。
整个过程中他不来回推动伟人的头,需要挪角度时自己弯腰、换站位、换手,让人一动不动。
这个细节给伟人留下了好印象。
理完发,伟人拿起一旁的书接着看,像往常每个理发日一样。
此后伟人每到杭州,就让他理发。
【三】理发是次要的,生活管理才是主要的
浙江方面把他的手艺、脾气、嘴严程度报了上去。
组织上对他做了了解,结论两句话:不但理发技术好,性情温厚,人也很机灵。
伟人有意把他调到自己身边工作,一问,他一口答应。
1960年3月5日,周福明正式到伟人身边工作,任理发员、卫士。
这一干,一直到1976年伟人逝世,前后十七年。
从南到北,从杭州到中南海,伟人去哪里,他都跟着。
十七年里的日常工作,外人不了解,以为理发员只管头发。
他自己把这个界限划得很清楚,理发只是其中一项,生活上的照应才是主要内容。
箱子提到哪里,眼睛就得跟到哪里。
伟人不喜欢用吹风机,头发又比较硬,他每次都先用热毛巾敷,再用梳子一遍一遍地梳,直到发型做齐为止。
理发的二十来分钟里,伟人手里通常还拿着书或者文件,他不去打扰,把动作压到最轻,练出一手稳当功夫。
理发修面十七年,没有出过一次差错。
外出时的安排更琐碎。
专列上、北戴河、武汉、长沙、韶山滴水洞,伟人要理发修面,箱子就得提到跟前。
身边负责组织卫士工作的有卫士长,卫士担负全部内勤和安保,跟着迎接外宾,跟着外出视察。
人员分几路:住地一路提前把屋子、家具、用品查一遍;
专列一路负责火车上的起居照应,那列车后来被人称作流动的中南海;
接见与视察一路随行在外。
理发员不挂某一路的名,却哪一路都得跟。
伟人的头在哪个屋子,箱子就提到哪个屋子。
箱子里的东西按用途摆放,剪刀和推子分开裹布,剃刀刃口朝里,毛巾单独一包。
到了住处第一件事找热水,第二件事找一把稳当的椅子。
刀在臂上试,热毛巾用手肘测温,这些动作十七年里做了千百遍,从来不需要谁吩咐。
时间固定在每天的日程里;遇上深夜办公、凌晨起身,箱子就放在手边,随叫随到。
进入七十年代,伟人的身体一年不如一年。
1974年,心肺功能衰退造成呼吸不畅,需要靠吸氧维持,夜里躺下要垫高。
1975年春天,眼睛基本看不清东西,中央安排北京中医研究院的眼科大夫唐由之做手术,左眼手术成功,又能继续读书。
周福明的岗位没有变,只是工作对象从健康的人变成了病人:椅子旁边多了氧气设备,理发的时间要照着输液和用药的钟点往后挪。
为了让老人把注意力从病痛上移开,身边工作人员提出放电影。
有记述里提到,晚年看的第一部片子是在武汉放的《鸡毛信》,后来又放过《红灯记》。
放映的机器、片子、场次,都由工作人员安排,放多久、什么时候停,也要看着人的状态来定。
这些细碎的安排都归在生活管理这一栏里,箱子里的推子和放映室的机器属于同一个人的责任。
年深日久,他对伟人作息的了解超过对自己家的了解。
哪个屋子放椅子,哪条走廊冬天风大,理发时该站哪一侧,都有定规。
这些定规看上去只是一门手艺的经验积累,可到了1976年9月,正是这些定规决定了一个人在举国悲恸的那几天里会做出怎样的动作。
【四】九月的三道横杠
1976年的日历翻到下半年,伟人身边的医护人员换班守在那间屋子里,仪器和药品的清单一再加长,走廊里的脚步声都放得极轻。
尽管病重,工作仍然按作息继续,文件一份一份送进去,又一份一份批出来。
7月底华北发生大地震,灾情汇报送上去,他照例要亲自过目,听到伤亡数目时失声痛哭。
8月18日,一份关于抗震救灾的中央文件由他圈阅,那是他生前圈阅的最后一份中共中央文件。
8月26日晚上,重病在床的他还要人从北京图书馆借来一本线装旧书,那是他登记借阅的最后一本书。
9月2日病情恶化,9月3日病危,9月8日进入弥留状态。
九月上旬这几天里,发生了后来被反复提起的一件事。
他从喉咙里发出微弱的声音,守在旁边的人半天听不清,跑去值班室找人。
周福明赶到床边,抓起纸和笔塞进那只已经握不稳的手。
铅笔在纸上蹭了半天,划出三道歪斜的横杠,手就再也抬不动了。
过了一会儿,他又用握着铅笔的手慢慢抬起,在床头那块旧木板上点了三下。
周福明凑到耳边问了一句,说的还是日本政坛的动向,他极轻微地点了一下头。
9月8日这一天,护理记录上留下的数字是:他身上插着静脉输液管,胸部安着心电图监护导线,鼻子里插着鼻饲管和氧气管,就在这天先后看文件、看书十一次,一共两小时五十分钟,全靠别人用手托着书和文件送到眼前。
入夜以后,政治局的委员们排着队走到病榻前,同他做最后的诀别。
医务人员从监护仪器上发现心脏有异常,屋子里的气氛紧绷着。
病情急剧恶化,医护人员连续抢救,灯光亮到天明。
9月9日零时,曲线一点点平下去,零时十分,心脏停止跳动。
参与抢救的十几位医护人员在护理记录上一一签名,那张纸后来被保存下来。
消息在中南海传达的时候,走廊里没有任何喧哗。
工作人员一个接一个被通知不许离开,屋子内外的值守照常进行,只是每个人的动作轻得像怕惊动什么。
9月10日,《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正式发表,全国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把这条消息送进工厂、农村、部队和学校的每一间屋子。
听到消息的人哭成一片,而在那几间屋子里,事情要一样一样地办。
也就是在9月10日这一天,周福明向负责日常工作的同志提出请求:最后一次理发、修面,由他动手。
这个请求得到批准。
批准的理由并不复杂,十七年里伟人的头发和胡须由这双手处理,千百次没有出过差错,刀口的轻重、热毛巾的温度、梳子的走向,全在他手上。
有人劝他,仪容整理有专门的人做,不必自己动手。
他没有改口。
那只牛皮箱子在他手里放了十七年,哪一件家什该在什么时刻拿出来,他心里有一张表。
9月10日清晨,箱子被提到存放伟人遗体的房间门口。
箱子打开以前,在场的人谁也没有说话。
而当那把跟了主人十七年的剪刀在九月的阳光里最后一次打开时,所有人都不会想到,接下来发生在那间屋子里的一幕,会让守在旁边的人在此后很多年里一想起就红了眼睛......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