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制过程否定省市政府认定，湖南一上市公司被指侵占职工股权调查|上市公司|公司法|湖南省|职工股权|财务报表

企业改制是为了焕发企业活力，改革成果理应职工、社会共享。市场经济更是法治经济，决不能允许任何企业、任何人以改制、改革的名义搞乾坤大挪移侵占国家、集体和职工的合法权益。凡是属于历史遗留问题的更要打破长久以来的僵局，还原事实真相。

长高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长高电气）是一家在湖南成长的上市企业，股票简称长高电气，股票代码002452.SZ，于2010年07月20日在深交所上市。

该公司产品应用于特高压直流输电、特高压交流输电、柔性直流输电等多个国家重点电力工程，入选中国电力设备提供商百强、中国科创企业创新力500强和特高压企业50强。2025年，该公司合并报表显示营业收入为16.65亿元，利润总额为4.19亿元，总资产为37.44亿元（见下图）：

谁又能想得到，如今实力雄厚的长高电气的前身竟然是一家集体企业— 长沙市高压开关厂。该厂早年扎根在长沙市南区（现天心区）侯家塘扫把塘，1986年迁到雨花区井湾子井圭路69号；2006年，长高集团整体搬迁至望城金星北路。

长沙市高压开关厂1997年进行改制、2010年上市以来，遭到部分职工持续不断关于其蚕食集体企业权益、侵占职工股权的投诉举报。

2010年在其上市之前，部分职工向中国证监会进行举报，湖南省人民政府、长沙市人民政府在回复中国证监会的函询中均认定其集体企业改制过程合规合法。但长高电气却否定省市政府结论，自指改制过程中360名职工持股为“合理不合法”，该合并360名职工股权至32名股东名下的操作且通过两级法院的判决获得了支持。

这就为长高电气和部分职工之间长期存在的股权纠纷埋下了伏笔。

刘红兵：被一句话开除的人？

刘红兵今年五十六岁。1986年，长沙市铁建指挥部征收天心区桂花大队的土地建职工家属用房，按政策给每位村民0.8亩国家计划用地指标和7800元安置款。地和钱都没有直接交付给刘红兵，而是把他安置进长沙友谊开关厂，也就是后来的长沙市高压开关厂承接了刘红兵的安置权益。

刘红兵自述：1990年，自己二十岁，妻子二十二岁怀孕，六个月后才知情。孩子生下来，长沙市高压开关厂却以早生孩子为由把他开除了。从1990年7月起，工资停发。工厂没有开除决定，没有送达，档案至今也没有退回居委会。

他不服，跑到天心区劳动局去查。答复却是并未显示他已被长沙市高压开关厂开除，他是开关厂的一员，仍在拿厂里的工资。

1997年，长沙市高压开关厂启动改制，改制方案设置为一般职工量化配置股1.5万元，被“开除”的刘红兵始终坚持自己也拥有职工股权，且这一份挂在了厂长马孝武名下：马孝武本人是60.4万元，加上他的1.5万元，变成61.9万元。

但是，被“开除的股东”刘红兵却没有资格再进入工厂，他持续多年向各级信访部门递交《维权申诉书》，列了七项请求：确认1990年8月至今的劳动关系和股权，恢复工作，补办2004年8月起的医保社保，补发1990年8月起的工资，归还他应得的那一份股权，给予精神损害赔偿，返还当年为工厂负责人垫付的2800元车票款。

熊毅：一个只剩收据的人

熊毅和刘红兵是同一年进厂的，也是同一批征地安置的村民。

1997年11月25日，长沙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以长改发〔1997〕22号批复，同意股权设置为职工个人股855万元，不设法人股和集体股。三天后，长沙市高压开关厂职代会通过的方案载明：可量化净资产744.45万元，每股3000元，现金认购与量化股一比五，不购不配；本人申请，交钱，发收据，稍后再统一发股权证。

熊毅交了3000元现金，配了1.5万元量化股，但载明的股权证一直没有发。1998年3月2日，因360名出资人超过《公司法》规定的股东人数上限，长沙市高压开关厂自称由出资职工开会决议：股金集中到马孝武等32名股东名下登记，由这32人作为代表，与所代表的出资职工签订协议，确保出资职工的权利义务得到落实。

熊毅的3000元现金股和1.5万元量化股，登记在股东宋大久名下。

四年后，公司自己推翻了这个安排。长沙市高压开关厂高开〔2002〕8号文件注明：经请示上级政府部门，公司中止股权的确认和股权证的发放工作，原持股员工仅持有交款收据，股权并未最后形成和确认。

一句“并未最后形成和确认”，三百多人的股权就没了。

长沙市高压开关厂改制的股权方案最后被他们自己“合理但不合法”的理由轻而易举地推翻了（见下图）：

2001年6月17日，长沙市高压开关厂自称：股东代表扩大会通过《关于公司有关股权转让（回购）的办法》，到会31人全部同意；2002年3月18日修订，应到46人、实到41人全部同意，以长高开〔2002〕8号印发。

这份股权回购办法的第四条把熊毅这类人单列：凡是已经调离、自动离职离厂，或者因开除、除名等原因离开企业的员工，一律只退还其原认购股的本金，量化股从离开企业之日起取消并无偿收回；不在期限内办理的，现金股款转为无息债务。

至此，1997年改制，长沙市高压开关厂与员工除股权关系外，其他一切关系实质上均已解除；2001年，所谓的股权回购后，更进一步彻底解除了与职工的所有关系，包括股权关系、原劳动人事关系，三百多名集体企业职工一夜之间和长沙市高压开关厂从此是路人。

到2002年7月，长沙市高压开关厂自称已与328名原持股员工签约回购股份，只剩六人未签“回购”协议。

有关请示报告写明：马孝武牵头组成股权重组工作领导小组，全权负责选定新股东；新股东39名，原则是股权相对集中。7月，长沙市天心区经济贸易局以天经政〔2002〕07号批复同意。

从360名职工股东，到32名登记股东，再到39名新股东。三百多人的职工股权就这样消失得无影无踪。而熊毅的那张始终没有被“回购”的股金收据在长高电气已成为一张废纸（见下图）：

法院只判了那3000元

2007年8月30日，长沙市高压开关厂反过来倒把熊毅等人告到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诉请两项：判令熊毅限期办理手续、领取已作无息挂账的3000元，逾期不来办理，视作放弃一切相关权益。

长沙市高压开关厂起诉状上写着：“熊毅1986年8月农转非进入我厂，1992年4月主动一再要求办理停薪留职手续后一直离岗自谋职业至今，实际在企业学习和在岗工作总共不到六年；不能为其一己私利，置近八百名员工（含退休工人228人）的整体利益于不顾，现仅剩熊毅等2人未签；请求法院为企业改制历史遗留问题提供法律上的保驾护航。”

熊毅对长沙市高压开关厂的这个说法完全不认可。他提供的一份证据显示：2002年4月1日停薪留职到期，熊毅回厂要求上岗。一张盖有该厂人事科章的手写便条注明：“其2002年4月1日停薪留职到期，来公司要求上岗，因公司目前无法安排，要求按长高开〔2000〕1号文件续办手续。”

由此可见，并非是熊毅一直离岗，而是工厂“无法安排”。但是，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2007）雨民初字第1977号判决认定：

“1998年3月2日的《出资职工大会决议》（备注：指360名职工持股）违反《公司法》第二十四条，无效；2001年的《股权回购办法》是对上述错误的纠错，具有法律效力，对企业、股东和非股东在职职工都有约束力。”

熊毅属于停薪留职职工，逾期未签，视为放弃权利。判决支持工厂将熊毅的3000元股金作无息挂账处理。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长中民二终字第0208号维持了原判。

这是一个荒诞的判决结果：1998年，按照改制政策确定的360名职工股权被判无效，而所谓的股权回购办法被判有效，其第五条那句“其他一切关系均已解除”，从来没有被任何判决确认或者否定。

2026年9月18日，望城经济技术开发区企业服务中心回复熊毅称：

“3000元认购现金股已作无息挂账处理，可到公司领取；2002年公司曾公告通知包括停薪留职人员在内的人员竞聘上岗，熊毅二人未参加，应视为未竞聘到工作岗位，此后不再属于该公司员工，二十余年未提供劳动；社保方面，公司因历史原因长期未能参保，直到2004年7月才统一纳入长沙市统筹，1995年前视同缴费；如配合协商，可参照长政办发〔2000〕3号、〔2004〕35号给予一次性补偿，工龄从1986年算到2004年。”

工龄算到2004年，后面的二十二年就不算了。“未参加竞聘”成了切断劳动关系的全部理由，可公司从来就没有发出过解除劳动关系通知，没有送达，也没有说明2002年那次竞聘公告有没有通知到正在停薪留职的他。

2007年公司起诉熊毅等人时，起诉状写的是“仅剩熊毅等2人未签”。此后另一人也签了协议，熊毅成了当年三百多名出资职工中，唯一一个没有签订股权回购协议的人。

而同批被长沙市高压开关厂起诉的唐梦龙，2007年8月27日调解结案：由开关厂退还现金股1500元、量化股7500元共9000元，另按前十年每年500元、第十一年起每年900元支付补偿金12300元，条件是自愿解除劳动关系、离职离厂。

签了字的唐梦龙，拿了9000元退款加12300元补偿；坚持不签字的熊毅，只剩3000元挂账，其职工股权和劳动关系也同样消失在了寒风之中。

长沙高压开关有限公司在所谓的股权回购协议中解除了职工的股权、劳动关系（见下图）：

一个多亿的土地补偿款被刻意隐瞒？

改制过程中，长沙市国有资产管理局1997年关于长沙市高压开关厂的产权界定确认：长沙市高压开关厂净资产1627.460822万元（不含土地使用权），除职工家属的原始积累和政府扶持，没有接受过外单位和个人投资。其中40万元界定为国有资产，1587.460822万元为企业集体资产，40万元国有产权当年11月由公司出资买断。真正量化到职工的，只有744.45万元。

1998年又有35人放弃认购股权，191.7万元净资产没有量化到人。职代会决议把它用于奖励“有功”人员。2001年，这笔钱按39名新股东的出资比例，分给了回购时受让股权的人。

长沙市高压开关厂部分职工的举报材料还指出：

改制后的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7月25日发布公告，称2016年12月5日与长沙市雨花区城市房屋征收和补偿管理办公室签订《长沙市国有土地房屋征收和补偿协议》，长沙市雨花区城市房屋征收和补偿管理办公室以101,256,075元的价格征收公司位于长沙市雨花区井圭路69号的房屋。

但是，改制后的公司董事会并没有将这笔巨额补偿款纳入集体企业所获权益向职工分配或者转换成职工股权（见下图）：

部分职工举报：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还于2017年10月17日发出了一份《致退休老同志的一封信》，谎称该地块是无偿划拨用地，刻意隐瞒该笔巨额补偿款，信中言之凿凿地宣称：

“1997年改制时使用的井湾子土地为高压开关厂以划拨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系国家划拨用地，企业只拥有对该等土地的无偿使用权，并无处分权，更不属于高压开关厂所有。根据法律与政策规定：该等划拨土地使用权不准作，也未作为集体企业资产纳入改制范围，是完全依法依规办的。”（见下图）：

在上述这份《致退休老同志的一封信》中，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又如此解释这笔征收款用途：

“根据《协议》的规定：所得征收补偿资金仅用于被征收厂区搬迁和继续生产、科研、经营活动。【意即：扩大投入加快发展，以利为国增加税收。防私分。】公司此笔征收款已规划安排全部用于在望城基地建造长高集团检测、实验（研制）大楼，以利于企业更好更快的发展。该项目总投资约1.5亿元，除征收款外，企业还需筹措资金几千万元。企业财产绝对不可能私分！”

举报职工反映，公司在信中所称的“1997年改制时使用的井湾子土地”就是被征收的“雨花区井圭路69号房屋”。

长高电气上市筹备阶段，面对职工举报，湖南省人民政府于2008年9月25日向中国证监会回函称：“1997年11月的改制方案符合政策法规，职代会通过，市体改委批准，1998年4月改制完成，程序符合规定，结果真实、有效，不存在潜在的纠纷。”

2010年7月9日，长沙市人民政府同样也向中国证监会回函称：“由职代会决定集体企业的股份制改造方案和职工入股事项，是我市集体企业改制的普遍做法；该做法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而长沙市高压开关厂自己向法院提交的相关诉状里写的却是：

“1997年的改制步入了几乎人人持股的大锅饭误区，采取泛股份的作法，违反《公司法》第二十条，是一种合理而不合法的改革过渡措施，现在看来既不合理也不合法。"

湖南省人民政府、长沙市人民政府认定合法合规的，360名职工持股的改制方案就这样被长沙市高压开关厂轻描淡写地否定了。

两个人的今天

把时间拉回现在。刘红兵和熊毅都是五十六岁，距离男性法定退休年龄只剩四年。四年之后，他们没有退休金。现在，他们也没有工资收入，没有医疗保险。

刘红兵的工资停在1990年7月。三十六年里，他没有单位、没有工龄认定、档案不在自己手上，也就没有以职工身份参保的通道。

熊毅的社保停在2004年7月。公司答复说，因历史原因长期未能参加养老保险统筹，直到2004年7月才统一纳入长沙市统筹，此后的缴费没有再续。他没有单位，医保断档，看病全部自费。

两个人的社保，都停在2004年那个夏天。这不是巧合，是同一套处理方式的结果：企业不再承认他们是自己的职工，他们也就失去了由单位承担的那一半保费。

据两人陈述，这些年他们靠打零工和家里人接济过日子。刘红兵和熊毅为这3000元股本金和一个劳动关系跑了十九年。

《陈勇评论》认为，长高电气和职工之间的这场旷日持久的股权和劳动关系纠纷至少有三个问题绕不过去：

第一，股权到底是谁的？职工交了现金，企业配了量化股，出资人开过会，决议写明由32名代表签协议、确保权利义务落实。结果是股权证没发，代持协议没有，一句“并未最后形成和确认”，三百多人的财产权就变成了收据。收据不是股票，但收据背后是真实的出资和真实的净资产。出资人出的钱、该得的份额，不能因为企业自己承认“合理不合法”就一笔勾销。

第二，劳动关系能不能被一份企业文件注销？长沙市高压开关厂股权回购办法第五条说与职工的股权关系和劳动关系在1997年关系已解除，可社保缴到2004年7月，2002年还组织竞聘上岗。一个企业用自己制定的办法，宣布与几百人的劳动关系在某年某月已经不存在，这不是协商解除，也不是依法解除，是被非法剥夺。

第三，集体资产去哪了？1627万元净资产只量化744万元，191.7万元以奖励名义分给39名新股东，相关土地没有进入资产评估，上市六年后征收补偿给企业1.01亿元。这些资产的形成靠的是几代职工的低工资和集体积累。集体企业改制决不能把集体财产变成少数人的原始股。

基于这些事实，《陈勇评论》认为，长高电气在1997年至2002年的股权处置和劳动关系处理过程中被部分职工举报侵占集体企业职工股权、损害集体企业利益，借口以股东人数不合法完成实质上向少数人的资产转移并非没有道理。

《陈勇评论》为此致信长高电气法定代表人马晓核实情况，请其回应刘红兵、熊毅的举报。但至发稿时止未收到马晓任何回复。其实，关于该公司的改制问题，早在2010年就有媒体披露（见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