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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载《巴蜀史志》202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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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是中国全面改革的先行者

李 羚 兰 琴

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翻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进程。傅高义在《邓小平时代》一书中用9个字概括了他不平凡的一生:革命者、建设者和改革者。1985年9月23日,邓小平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近七年的工作扼要地概括道:“我们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拨乱反正,二是全面改革。”习近平总书记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纪念大会上指出,邓小平同志留给我们最重要的思想财富,就是以他为主创立的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部学说。没有邓小平就没有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改革开放的思想遗产从反对“两个凡是”开始,邓小平举起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改革大旗。实践出真知,邓小平在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理性,结合中国国情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断创新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时代化。本文仅以3个小案例来折射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与中国历史文化相结合的具体实践。

邓小平始终关注农村变革

中国改革第一乡——向阳。一块牌匾的更替,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就是这敢为天下先的“一摘”,推动了我国农村基层政权新体制的确立,成就了向阳镇“中国农村改革第一乡”的美誉。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消息传来,万众欢腾,基层党委带领群众一起改革的胆子大了。

1977年,广汉西高公社五大队二小队分成3个作业组,联产承包,责任到组。制度一改,收成由22万斤飙升到43万斤。1978年广汉县委在金鱼公社启动生产责任制试点,稻田增产520万斤。

四川农村改革的另一重大贡献,即率先撤销人民公社。四川的特点是,利用“人民公社60条”的政策空间,在全国率先纠正以“大寨经验”为代表的“左上加左”的农村政策。此前的1977年末,广汉县金鱼公社进行改革试点:10人左右为一组,“分组作业、定产到组”,使四川成为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发源地之一。1978年10月末,金鱼公社的经验向全省推广。1979年秋开始,四川省委讨论了在广汉县进行人民公社体制改革试点,后来扩大到新都县(今成都市新都区)和邛崃县(今成都邛崃市),试点核心是把“政社合一”改为党政分工、政企分开。1980年9月,广汉县向阳乡正式挂出“乡人民政府”的牌子,成为全国第一个取消人民公社的地方。1982年12月,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乡、民族乡、镇设立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实行政社分设,人民公社从此退出历史舞台。这里有一个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邓小平指出,“我们提出这些农村政策,很自然在人民和干部中间提出了一个是不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大问题。”他发出的震耳欲聋之问:“难道穷就是社会主义吗?农民收入增加是不是资本主义?靠自己的劳动成果增加了收入,这是什么资本主义?”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我们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任何国家、任何地区都有自己的特点,我们应该根据自己的特点制定本国的方针、政策、目标和计划。

“五老火锅宴”传递邓小平对非公有经济长远谋划

历史不会忘记,1979年的春天,邓小平宴请胡厥文等五老的火锅宴,提出‘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打开了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禁区。

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了五位老朋友:84岁的胡厥文、82岁的胡子昂、63岁的荣毅仁、88岁的周叔弢和74岁的古耕虞,并请大家吃了顿火锅,这便是众所周知的“五老火锅宴”。邓小平与“五老”一一握手并简短寒暄后,开宗明义地说:“听说你们对如何搞好经济建设有很好的意见和建议,我很高兴。我们搞经济建设,不能关门。对外开放和吸收外资,这是一个新问题,你们要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

五位老工商业者均是当时中国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他们的产业覆盖机械、钢铁、纺织、水泥等主要社会经济领域,也是当时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的领导人。邓小平特意选择在福建厅会见“五老”,体现了邓小平很深的用意。散布于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大部分是从福建沿海出去的。邓小平以此暗示原工商业者充分发挥海外联系面广的特点,积极与外界沟通,内引外联,为祖国的经济建设服务。五老都是有备而来,事先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他们刚从上海、江苏等地调查回来,仅在上海一地就开了30次座谈会,接触了工商界人士300多人。整个座谈在无拘无束的热烈气氛中进行,不仅谈到了利用外资,还谈到了尽快摘掉资本家的“帽子”,把原工商业者的资金和人才用起来等问题。邓小平微笑着说:“现在经济建设的摊子铺得大了,感到知识不够,资金也不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过去耽误的时间太久了,不搞快点不行。但是怎样做到既要搞得快点,又要不犯一九五八年的错误,这是个必须解决的问题。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吸收外资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方法,也可以搞合营,先选择资金周转快的行业做起。当然,利用外资一定要考虑偿还能力。”邓小平接着说:“要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有真才实学的人应该使用起来,能干的人就当干部。对这方面的情况,你们比较熟悉,可以多做工作。比如说旅游业,你们可以推荐有本领的人当公司经理,有的可以先当顾问。还要请你们推荐有技术专长、有管理经验的人管理企业,特别是新行业的企业。不仅是国内的人,还有在国外的人,都可以用,条件起码是爱国的,事业心强的,有能力的。”针对小平同志希望原工商业者站出来办企业,“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的观点,20天后,胡厥文写出了《关于怎样调动工商界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意见》,提出了实行领导干部、职工和工商业者三结合,把工商界一切积极因素统统调动起来,所有的“明力”和“潜力”统统发挥出来的建议。在这次会谈后不久,3家由原民族资本家领衔的公司先后成立,即由荣毅仁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由王光英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的中国光大实业公司、由胡子昂任董事长的中国工商经济开发公司。“中信”和“光大”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起到了“领头羊”作用,目前已发展成为著名的国际化大公司。

据不完全统计,在“五老火锅宴”后短短3年时间内,民建、工商联在自身组织尚未完全恢复的情况下,自办、合办、协办了3300多家集体企业,安置待业青年9万多名。中国民营经济从此开始书写出辉煌的篇章。会见5个月后,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开幕式上,邓小平代表党中央正式宣布给资本家“摘帽”:“我国的社会阶级状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国的资本家阶级原来占有的生产资料早已转到国家手中,定息也已停止十三年之久。他们中有劳动能力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从1979年到1992年,邓小平先后十多次论述了计划与市场问题。1992年邓小平南方视察时发表著名讲话,他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同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作出决议,宣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共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并第一次把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上升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2015年12月民建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上,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孙春兰代表中共中央高度评价了“小平会五老”的重要意义。

“傻子瓜子”牵出的雇工问题是“姓社姓资”

改革开放初期,为让大家解除顾虑,在经济建设和发家致富的路上快走,邓小平也有这样一个支持个体经济发展的范例。这就是安徽的一个并不高大上的个体户,关键他的绰号还是“傻子”,做的品牌也叫“傻子瓜子”。

1979年,年广九注册了“傻子瓜子”商标,开始雇佣更多工人。年广九的瓜子生意经由《芜湖日报》《货真价实的“傻子瓜子”》和《光明日报》的3篇报道名声越来越响。邓小平在一次讨论会上,明确对个体经营经济发展给予肯定,并表示对“傻子瓜子”带出的问题要“放一放”“看一看”。到1984年,邓小平又明确指出“傻子瓜子”的发展伤不了社会主义。

作为早期个体户,在当时是有一定风险的。年广九出身贫苦、也不识字,10岁就开始靠卖水果持家。在当时,他因做生意几度获罪仍没有放弃。1972年,他开始卖瓜子。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后,年广九开始用一辆旧板车公开摆起瓜子摊。他卖瓜子从不短斤缺两,甚至还要送一把瓜子给买瓜子的人。因有人叫他“傻子”,年广九索性给自己的瓜子取名为“傻子瓜子”。他雇工经营、制作和销售“傻子瓜子”得以致富。

公开资料显示,年广九几年时间就赚了100多万元。问题就出在这里:雇工是解决就业还是涉嫌剥削?为什么能雇2个人,雇3个人就是不行?这些问题一直都困扰着个体经济发展。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第三次提到“傻子瓜子”。他指出:“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像这一类的问题还有不少,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针,影响改革的全局。”邓小平这番话又一次救了年广九,也为私营经济开了绿灯。1981年后,在4年时间里,芜湖涌现了57家瓜子店,其中八成是个体经营。据新华社报道,当时全国的工商户已有超10万人,民营经济发展中的雇工问题由此迎刃而解。“傻子瓜子”见证了新中国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初民营经济艰难发展的历程,也是改革开放带来思想解放的一个缩影。

邓小平同志对改革开放看得很远、想得很深。早在1985年,他就高瞻远瞩地指出:“改革的意义,是为下一个十年和下世纪的前五十年奠定良好的持续发展的基础。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后的持续发展。所以,改革不只是看三年五年,而是要看二十年,要看下世纪的前五十年。这件事必须坚决干下去。”他还充满自信地说:“开放伤害不了我们。我们的同志就是怕引来坏的东西,最担心的是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无论怎么样开放,公有制经济始终还是主体……不要怕,得益处的大头是国家,是人民,不会是资本主义。”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里程碑。邓小平对改革开放的重大历史遗产就是马克思主义“两个结合”的产物。邓小平同志认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他指出,改革“总的目的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改革就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邓小平同志指出“改革是全面的改革”,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就经济体制改革而言,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提供了指南。“对外开放也是改革的内容之一”,邓小平同志认为,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同时不能闭关自守、盲目排外,要实行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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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邓小平同志最好的纪念,就是把他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如果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划时代的,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那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是划时代的,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新征程,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全新局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要求,也是推进改革的重要方法。而这一切源于将人民的美好生活与中国改革开放紧密相联,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为了人民而发展,发展才有意义;依靠人民而发展,发展才有动力。”着力用改革的方法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为改革成效的重要检验,始终做到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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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原载《巴蜀史志》2025年第6期)

作者 :李 羚(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兰 琴(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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