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春,牡丹江的机场上,几名中国学员围着一架飞机听讲。讲解者是日本陆军少佐林弥一郎。两年前,他还是关东军飞行部队的指挥官;此时,他正把自己熟悉的飞行知识,讲给曾经的敌人听。
这段转变并非一纸命令就能完成。林弥一郎当初被俘后,曾向中国方面提出一个出人意料的要求:给他一把手枪。对于一个刚刚解除武装的战俘,这句话听来十分大胆。它背后有戒备,也有对自身处境的试探。后来发生的事,则把一支战败部队的专业人员,带进了中国航空教育的早期建设之中。
要理解这场转变,得先看东北当时缺什么。
一、空军建设,缺的不只是飞机
抗日战争结束后,东北接收与整顿任务繁重。建立一支空军,不能只靠飞机。飞行员要训练,机械要维护,机场要管理,气象、通信、地勤等环节也缺一不可。缺少有经验的人,再好的设备也难以形成战斗力。
当时的中国航空力量基础薄弱。战争多年,飞机和器材损耗严重,专业人才更是难以补充。要培养一名合格飞行员,需要飞机、燃料、教员和足够的训练时间。新建航空力量,既要解决器材从何而来,也要回答谁来教、怎样教。
东北恰好留下了一批受过系统训练的日本航空人员。林弥一郎所带领的关东军第四练成大队,就是其中一支。资料记载,该大队有三百余名飞行人员,成员掌握飞行训练与航空勤务方面的经验。对中国方面来说,他们的身份是战俘,专业能力却是客观存在的。
这两件事不能混为一谈。使用其技术,不意味着抹去侵略战争的责任;执行战俘政策,也不能变成对战争罪责的淡化。关键在于,怎样依法处理战败人员,同时把有限的人力资源用于战后重建。
二、少佐身上的另一面
林弥一郎1912年出生于日本大阪,后来进入日本陆军航空系统。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他曾参与对华作战。关于他参加武汉、广州及桂林等地空战的记载,常被用来说明其飞行经历;具体战绩数字在不同叙述中并不总是一致,因此不宜把未经核实的说法当作定论。
这不是一个与中国战场无关的职业履历。他所在的军队参与了侵华战争,他本人也曾为日军作战。战后中国面对的,不只是一个会开飞机的技术人员,还有一段必须正视的侵略历史。
1944年底,第四练成大队调驻沈阳奉集堡机场。日本在东北部署这支部队,正值战争形势急剧恶化之际。对日军而言,东北既是其长期经营的军事据点,也是战局崩溃时难以守住的地区。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接受无条件投降。此前所维持的军队秩序,很快失去依托。
日军投降后,林弥一郎一行试图离开原驻地。战败、失联和归国无门,使这支部队处境混乱。关于他们撤退途中遭遇伏击的具体地点和经过,流传叙述并不完全一致;可以确认的是,部队在东北被中国军队控制,林弥一郎负伤被俘。原本的指挥关系由此终止,他和部下成了战俘。
战场上的输赢已经有了结果。接下来如何对待他们,则是另一道考题。
三、一把手枪背后的试探
战俘初被收押时,双方不可能立刻建立信任。林弥一郎提出要一把手枪,显然不是寻常要求。一个刚被俘的军官提出这样的请求,既可能是在测试对方的态度,也可能是试图保留某种安全感。具体动机难以由一句话定论。
中国方面没有因为他曾是日军军官,就把他当作可以任意处置的人。对战俘的管理与优待,首先是一项实际政策:保障基本生活,维持秩序,争取让战俘放下对抗。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二十一旅的相关人员曾改善日籍人员的生活待遇,提供较好的饮食条件。细节的意义不在于宴席是否丰盛,而在于俘虏身份没有成为施虐的理由。
1945年10月,林帅与彭真前往林弥一郎被押之处,与他谈话。双方讨论的不仅是个人去留,也包括这些飞行人员是否愿意参与航空教育。林帅、彭真所看重的,是他们受过训练、熟悉飞行与维修;林弥一郎则需要判断,继续留下是否会受到尊重,自己的部下是否会遭到报复。
据有关记载,彭真后来将一把勃朗宁手枪交给林弥一郎。这并不是恢复他的军职,更不是让战俘重新武装,而是一种建立信任的表示。手枪与战俘身份之间的反差,使这个细节格外醒目,但真正决定合作能否持续的,还是之后的管理方式和工作安排。
林弥一郎接受邀请,并劝说部分部下留下协助。他们不是一夜之间忘记了战争,也不可能代表所有日籍战俘作出相同选择。更准确地说,这是在战败后的新处境中,一群专业人员决定以航空技能换取新的生活方向。
四、从训练场到航空学校
1946年3月,牡丹江航空基地的航空学校开始建设。校舍与器材都谈不上充足,教学条件也远非成熟的航空院校。能否把课程真正办起来,靠的是有限的设备、现场训练和一批愿意承担工作的教员。
日籍人员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专业教学与训练经验上。飞行不只是掌握驾驶动作,还涉及发动机维护、飞行规程、地面协同和事故防范。许多知识必须通过反复训练才能掌握,不能只靠书本讲解。林弥一郎等人将熟悉的训练方法传授给中国学员,也帮助学校建立起初步的教学秩序。
需要指出的是,航空学校的建立并非由某一位日本军官单独完成。中国方面负责组织、管理与培养学员,学员自身也付出了大量训练劳动。日籍教员提供的是一部分关键经验;学校能否发展,还取决于中国航空人员的学习和实践。
有关记载提到,这所学校培养了五百六十余名飞行相关人才。这个数字说明其训练规模,却不应被简单理解为全都成为了飞行员。航空人才包括多种岗位,飞行、维修和地面保障彼此相连。学校的贡献,正在于让早期航空力量从零散经验走向有组织的培养。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空军建设随之进入新的阶段。牡丹江航空学校所积累的训练经验和人才基础,成为早期航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回看这段经历,战俘政策与人才政策并非各走各路:秩序稳定,专业人员才可能参与;人才被合理使用,建设工作才有实际推进。
五、离开中国之后
林弥一郎等日籍专家于1956年返回日本。离开并不意味着此前的合作就此消失。对林弥一郎而言,曾经参加侵华战争、战败被俘、转而协助航空教学,是一生中彼此冲突又无法分割的经历。战后回国,他仍参与中日民间交流,成为连接两国航空界与民间交往的一个人物。
1985年,林弥一郎应邀访华,并受到彭真接见。两人再次相见,距离1945年的那次谈话已过去四十年。一个曾经的战俘军官,后来以航空事业参与者和民间交流者的身份回到中国,这种身份变化并不常见,但它有清楚的历史背景:战争结束后,双方曾在具体工作中建立起合作关系。
林弥一郎1999年在日本逝世。中国方面曾以“空军之友”称呼他。这一称谓所指向的,是他在中国航空教育早期所做的工作,也关联着那段由敌对走向合作的特殊经历。日军少佐提出的那把手枪,最终没有让他回到旧日战场;真正改变其人生轨迹的,是随后在牡丹江展开的教学与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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