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24岁

1979年春天，我从黑龙江建设兵团办完病退手续回到上海，户口落回了杨浦区定海路街道。我丈夫陈建国那时候还在农场，比我晚一年才回来。我一个人拖着两只帆布箱从十六铺码头上来，脚踩在水泥地上还有点儿晃，坐了三天两夜的船，耳朵里嗡嗡响。我妈在码头接我，一见面就哭，拿手绢捂着脸，肩膀一抖一抖的。我站在那儿不知道说什么，六年没见，她头发白了一半，人瘦得颧骨突出来，穿了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罩衫，袖口磨了边。我喊了一声妈，她把我的手攥住，指甲掐进我手心里，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旁边一群人挤来挤去，有扛着扁担挑行李的，有抱着孩子喊名字的，空气里混着柴油味和咸腥的江风，我胃里翻腾了一下。

回家路上坐26路电车，我妈抢着帮我拎箱子，我不让，两个人拉扯了半天。车上人多，我站在过道里，手抓着吊环，看见窗外南京路上已经有人在照相，穿着喇叭裤，头发留到耳朵下面。我心里觉得怪，在兵团割了六年大豆，看什么都觉得新鲜又不适应。到家是隆昌路一间半弄堂房子，楼下灶披间公用的，四户人家挤一个水龙头。我妈把朝北那间小间腾出来给我住，一张单人床，一个五斗橱，橱面上摆着我爸的遗像。我爸是1974年走的，工厂里出了事故，厂里赔了四百三十块钱，我妈用这笔钱给我弟娶了媳妇。

第二天一早我弟媳李美芳就在灶披间里摔摔打打，把搪瓷盆碰得叮当响。她在水龙头底下洗青菜，扭头看见我，嘴角一扯，说阿姐回来啦，上海现在米要粮票买嘞，一个人口粮定量二十八斤，你户口迁回来粮票跟得上吧？我说跟得上，街道里已经办手续了。她把青菜往篮子里一甩，水珠溅到我袖子上，说那就好，我们五口人挤这廿几个平方，阿姐不嫌弃就行。我说不嫌弃，过渡一下。她哼了一声没接话。我妈在楼上听见了，探出半个身子喊美芳你少说两句。李美芳把篮子往灶台上一搁，擦着手往楼上走，经过我身边时压着嗓子说了一句，阿姐你在外头野惯了，上海规矩多，别把兵团那套带回来。

我没吭声。在兵团六年，什么难听的话没听过，这点夹枪带棒的不算什么。但我站在灶披间里，闻着煤球炉子冒出来的硫磺味，看着墙根儿底下长出来的青苔，心里还是堵了一下。

第三天我去街道劳动调配站报到，填了表格，等分配。调配站是间临街的屋子，墙上贴着标语和招工信息，一张办公桌后面坐了个中年男人，戴黑框眼镜，姓周，人家叫他周同志。他翻来覆去看了我的材料，说病退回来的，身体什么情况。我说胃溃疡，在农场犯过两次出血，医院开了证明。他把证明抽出来对着日光灯看了半天，说行吧你先回去等，最近一批指标是纺织厂和食品厂，你身体不行食品厂就算了，纺织厂三班倒你吃得消吧。我说吃得消。他拿钢笔在登记表上划了一下，说我们研究研究，你下礼拜再来。

从调配站出来我沿着平凉路走，路过一家点心店，门口排着长队买桃酥，油纸包一摞摞码在柜台上，甜腻的香味飘到马路上。我摸了摸口袋，有临回来前农场发的三十块钱路费剩的十七块，进去排了二十分钟队买了一斤桃酥。自己舍不得吃，拿回家给我妈。我妈打开油纸闻了闻，说多少年没吃过这个东西了，又包回去说留给美芳肚子里那个吃。我弟媳那时候怀了五个月。

一个礼拜后我再去调配站，周同志说纺织十六厂要人，挡车工，你先去做临时工，一个月二十八块五，干得好转正。我说行。第二天就去报到，厂子在杨树浦路，从我家走过去要四十分钟，我舍不得坐车，每天六点出门，走过去正好六点四十赶上交接班。车间里声音大得说话靠喊，棉絮飘得满天飞，口罩戴一天摘下来鼻孔里全是黑的。带我的师傅姓张，五十多岁，手把手教接头，两根纱线一捻就接上了，动作要快，慢了断头多要扣钱。我学了一个礼拜就能独立看台了，张师傅说你是兵团回来的，手上有底子，学啥都快。

第一个月发工资那天，我领了二十八块五，到手的票子还带着油墨味。我给我妈十块，给我弟五块，自己留十三块五，往饼干箱里存了八块，剩下当零花。李美芳那天晚上在饭桌上还是没憋住，筷子敲着碗边说阿姐现在也算上海工人了，不过临时工说断就断，你最好抓紧转正。我说晓得了。她还想说什么，我弟在桌子底下踢了她一脚，她翻了个白眼把话咽回去了。

就在这时候陈建国来信了。他从农场寄来的，厚厚一封，我拆开一看，里头夹了一张二十块钱的汇款单和一张照片，是他在田埂上照的，穿一件破棉袄，脸晒得黑红，咧嘴笑，身后是化冻的麦地。信上说他弟弟陈建军在上海帮他跑调动的事，让他先别急着回来，等工作名额。又说让我有空去建军那儿看看，建军在静安寺那边食品店当会计，住集体宿舍，地址写在信封背面。最后一段写的是，你一个人在上海要当心，晚上少出门，上海现在乱得很，什么人都有的。

我把信看了两遍，收进五斗橱抽屉里。陈建军我见过一次，1975年春节他来农场看过他哥，人瘦高个，戴一副圆框眼镜，说话慢条斯理，带了一网兜苹果和两包大白兔奶糖。住了三天就走了，说上海那边单位里事情多请不了长假。我对他印象不深，就记得他吃馒头剥皮，我那时候觉得这人有点矫情。

过了一个礼拜，礼拜天我休息，想着陈建国交代的事，坐21路电车去静安寺。食品店在街角，三开间门面，玻璃柜台擦得锃亮，里头摆着散装饼干、糖果和罐头。陈建军站在柜台后面打算盘，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推了推眼镜笑了，说嫂子你怎么来了，快进来坐。他从柜台后面搬了张方凳让我坐，又倒了一杯热水递过来，问哥来信了？我说来了，让我来看看你。他说我这边差不多了，他们单位有一个退休的，一个萝卜一个坑，我正在活动，估计再有两三个月就有信儿了。

正说着话，店堂里进来一个女的，三十来岁，短头发，穿一件墨绿呢子外套，手里拎个黑色人造革包。陈建军马上站起来，脸上换了副笑模样，说赵科长来啦，东西我都备好了。那女的点点头，从包里摸出一张票子递过去，陈建军从柜台底下拿出两条大前门卷烟和两罐四鲜烤麸，用报纸包好了递过去。那女的拿了东西也不多话，转身就走，皮鞋跟敲在水泥地上嗒嗒响。陈建军看她走远了冲我笑笑，说街道里管供销的赵科长，老主顾了，每个月来拿点东西。

我坐了一会儿要走，陈建军说嫂子你别急着走，中午我请你去对面吃面。我说不用了不麻烦了。他把我手里的包拿过去挂在柜台下面，说哥不在上海，我不照顾你谁照顾你，就在对面，一毛二分钱一碗阳春面，又不贵。我推不过，就跟他去了。面馆里人多，他抢先去柜台付了钱和粮票，端了两碗面过来，又额外要了一碟素鸡。吃面的时候他问我在厂里习不习惯，我说还行，就是耳朵吵得慌。他说挡车工太辛苦，不行我帮你留意留意别的单位，我这儿认识几个人。我说不用，先干着再说。

那碗面吃完我就回去了。走之前陈建军从柜台里拿了两包饼干塞给我，说给婶子带的。我不要，他硬塞，说嫂子你再客气我可生气了。我只好拿了。

回去的路上我心里有点说不出来的感觉。陈建军这人太活络，跟他哥完全两个路子。陈建国在农场干活不要命，说话笨嘴拙舌，在大会上发言能把自己脸憋红。这个弟弟倒好，见什么人说什么话，面面俱到的。我这么想着，那天晚上就给陈建国写了回信，说建军那里去过了，人挺好的，你调动的事他说有眉目。信写了一半，李美芳推门进来借剪刀，看见我在写信，凑过来瞄了一眼信封上的地址，说阿姐你礼拜天去静安寺啦，那边可热闹。我说去看了看建军。她哦了一声，拿了剪刀走了，走到门口又回头说了一句，那个陈建军我见过一回，人是蛮灵光的，就是听说谈了好几个对象都没成，你晓得为什么吧。我说不知道。她说我听说他眼光高，挑来挑去的，现在都三十出头了还没着落。说完就走了。

我拿着笔坐了一会儿，也没往心里去。

又过了半个月，张师傅跟我说厂里要评季度先进，让我把产量报一下，说临时工里我产量排第二，有机会转正。我听了心里高兴，那天下了班在食堂多打了一个菜，红烧萝卜，两毛钱。正吃着，门口有人喊我名字，我抬头一看，陈建军站在食堂门口，手里提着一个网兜，里头是两个苹果罐头。他说嫂子我路过，顺便来看看你。我说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他说你上回说在纺织十六厂嘛，我打听了一下就找来了。

他坐下来看我吃萝卜，说嫂子你太省了，就吃这个。我说食堂里这个便宜。他摇摇头，从网兜里掏出一罐苹果递过来，说你吃这个。我说不要不要你拿回去。他说我那里还有，这罐给你。推来推去的，旁边有女工端着饭盒经过，看了我们两眼。我脸上有点挂不住，就把罐头收下了。

他走的时候说，哥调动的事情差不多了，估计下个月就能办下来。我说那太好了。他说不过嫂子，有件事我得先跟你打个招呼。我说什么事。他说他那边单位分房子紧张，哥回来以后可能暂时没地方住，得在集体宿舍挤一阵子。我说这没关系，我这里也紧张，慢慢来。他点点头，说嫂子你真是个明白人。

他走了以后，坐我对面的钱大姐凑过来问，刚才那个戴眼镜的是谁啊。我说是我小叔子。钱大姐哦了一声，说长得蛮登样的，在哪儿工作。我说静安寺食品店。她点点头说那不错，国营单位。然后压低声音说，你小叔子人蛮活络的嘛，还专门跑来看你。我说他是替他哥来看看。钱大姐笑笑没接话，低头扒饭。

那个周末陈建军又来了，这回是礼拜六下午，直接到我家楼下。李美芳开的门，看见是他，客客气气招呼上来坐。陈建军提了一兜子处理水果，说是店里卖剩下的，有点磕碰但不坏。李美芳接过去连声道谢，倒了茶，还把我妈叫下来坐着说话。陈建军坐了半个钟头，说了些他哥在农场的事，又说调动手续办了七七八八了。我妈听了很高兴，留他吃晚饭。他说不了不了，还有事，走到门口回头跟我说，嫂子明天礼拜天你有空吧，哥让我帮他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宿舍，我对那一带不熟，你帮我一块儿去转转。我还没开口，李美芳抢先说阿姐去呀，休息天在家待着也是待着。我看了她一眼，她笑得眼睛弯弯的。

礼拜天上午我在家里磨蹭到九点才出门，坐车的路上一直跟自己说，这是替建国办事，看完就回来。到了静安寺陈建军已经在食品店门口等着了，穿了一件新烫过的蓝卡其布中山装，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皮鞋擦得锃亮。看见我来了，他招招手，说走吧，先去看两处房子，一个在武定路，一个在万航渡路，都是他们单位管的，看看能不能腾一间出来。

武定路那个是间亭子间，只有八个平方，朝西，下午太阳晒得厉害，墙壁上有水渍。万航渡路那个更小，原来是堆杂物的，连窗户都只有半扇。我看了一圈说这都不行啊。陈建军说现在房子就是这么紧张，我再想想办法。看完房子快到中午了，他说嫂子我请你去吃生煎，前面有一家做得特别好。我说不用了我回去吃。他说就在前面拐弯，又不远。我跟着他走了几步，忽然一阵风刮过来，天阴下去了，看着要下雨。他说走快点走快点，拉起我的胳膊就往前赶。我被他拽着走了十几步，路上有人骑着自行车按铃铛，他松了手往旁边让。

生煎店里挤满了人，他让我先找位子坐，自己去排队。等端上来的时候，他筷子一放说，嫂子我想跟你说个事。我说你说。他推了推眼镜，说哥那个调动，其实还差一道手续。我问什么手续。他说要接收单位盖章，我在那边找了人，但人家要意思意思。我说什么意思。他说就是要送点东西，两条烟两瓶酒，大概十五块钱的样子。他搓了搓手，说我这几个月工资都贴补给家里了，手头紧，嫂子你能不能先垫上，等哥回来还你。

我嚼着生煎没说话。十五块钱，差不多是我存折里的数了。我说我回去想想。他说行行，不急不急。吃完生煎出来雨已经下大了，他撑着伞把我送到车站，路上把伞往我这边偏，自己半边肩膀淋得透湿。到了车站他说嫂子对不住啊，让你跟着跑了一上午。我说没事。他说伞你拿着。我说不用了你还要走回去呢。他把伞往我手里一塞，转身就跑进雨里了，跑了两步回头喊了一句，那钱的事你别为难啊，不行我再想别的办法。

我站在电车底下有篷子的地方，手捏着那把湿淋淋的伞，看着陈建军跑远了。这个人情往来上的事，他做得滴水不漏，叫人挑不出毛病，可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回到家李美芳正在灶披间里煎带鱼，满屋子油烟味。看见我回来，她把锅铲一放，擦着手问，房子看得怎么样。我说不怎么样，太小了。她说那你们一上午都干什么了。我说吃了顿中饭。她笑了一声，说阿姐，那个陈建军没跟你说别的？我说说什么。她拿铲子翻了一下鱼，说没什么没什么，当我没说。

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把陈建国这几个月来的信从头到尾想了一遍。他信上从来没提过钱的事。他这个人，要钱也不会拐弯抹角让弟弟开口。我越想越觉得不对劲，第二天一早就去找了张师傅，问她家里有没有认识静安寺那边的人，帮我打听一下食品店的陈建军。张师傅说巧了，我表妹就在那边副食品公司上班，我帮你问问。

过了两天张师傅捎了话来，说陈建军在单位里名声不太好，手脚有点不干净，跟那个赵科长关系不清不楚的，人家是有丈夫的。而且他哥的调动手续根本就没办，档案都没递上去。我听了这话，手里纱线断了一根，接了半天没接上。

那天下了班我没回家，直接坐车去了静安寺。陈建军正在柜台里算账，看见我来脸上还是那副笑模样，说嫂子你怎么又来了。我说陈建军你给我说清楚，你哥的调动手续到底办没办。他笑容僵了一下，说正在办正在办，快了。我说你再说一遍。他把算盘一推，脸上有点挂不住了，说嫂子你这是听谁嚼舌头了。我说你别管我听谁的，你摸摸自己良心，你哥在农场晒了六年，你在上海吃香喝辣，你还拿他的事来骗我钱？

他不说话了，柜台里另一个营业员往这边看。他压低声音说嫂子你小点声，这中间有误会。我说什么误会你说。他搓着手说，哥那个事确实还没办下来，我本来是想先拿到钱再去找人，这样把握大一点。我说那两条烟两瓶酒呢。他说还没买呢。我说那钱呢。他说花了。我说花了多少。他说七八块吧，最近手头实在紧。我盯着他看，他眼镜片后面的眼睛躲了一下。

我伸手说，把我那十五块钱拿回来。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零碎票子，数了数，九块三。我说还有呢。他说过两天发了工资还你。我说陈建军，那是你哥的血汗钱，你拿去吃了喝了？他说嫂子我真没有乱花，我买了两件衣服见人用的，跑哥的事总要穿得像样点。我气得手抖，抓过那九块三毛钱转身就走。走到门口他在后面喊，嫂子你别跟哥说行不行，我自己会还的。我没回头。

回到家李美芳看见我脸色不对，这回没阴阳怪气，倒了杯热水放我面前，说怎么了。我就把事说了。她听完一拍大腿，说我就知道，这个人我老早看出苗头了，你记得我跟你说他谈了好几个对象都没成吧，你以为人家姑娘嫌他什么，有回他带了个女的上我们厂里小卖部买东西，那女的走了以后我们厂里的人说，这男的前两天还带另一个女的来买过东西，买的还是同一样东西。我说你怎么不早说。她说我提醒过你呀，我说他眼光高，你当我说着玩的。

那天晚上我给陈建国写了一封长信，把前前后后全写了进去。写的时候李美芳在旁边站着看，指着信纸说你把那十五块钱也写上，让他知道自己弟弟什么德性。我说写了。

信寄出去半个多月，陈建国回信了。信很短，说建军的事他知道了，钱不要了，让建军自己心里有数。又说他自己调动手续重新托了人，是农场一个老指导员帮忙联系的，这回是真的快办下来了。最后写了一句，你在上海一个人，不要跟建军走得太近，他不是坏人，就是做事不牢靠。

又过了两个月，陈建国真的回来了。那天我请了半天假去接，北站人挤人，他从车厢里出来的时候我差点没认出来。六年没见，他胡子拉碴的，脸上皱纹比我爸走的时候还深，扛着个尿素袋子改的行李包，里头装着铺盖卷。看见我，他把包往地上一放，搓了搓手，半天憋出一句，你瘦了。我说走吧回家。路上他跟我说，建军的事你别放心上了，我跟他谈过了。我说你怎么谈的。他说我让他把剩下的钱还了，他说好。我说他真还了？陈建国顿了一下，说还了六块，剩下的说年底给。我说你信？他说不信也得信，就这一个弟弟。

到家我妈已经烧了一桌子菜，李美芳这回特别客气，不停给陈建国夹菜，说姐夫在外面吃苦了，多吃点。我弟下班回来陪他喝酒，两个人聊到半夜。陈建军没来，听说是年底结账走不开。

后来陈建国分配到上钢二厂当炉前工，三班倒，工资三十七块五。我们俩攒了两年钱，又问我弟他们借了点，在定海路买了一间 fourteen 个平方的私房，总算搬出来单过了。搬家那天陈建军来了，提了一包点心，瘦了一圈，话少了很多。进门叫了声哥，叫了声嫂子，放下东西坐了一会儿就走了。陈建国送他出去，回来跟我说，建军谈了个对象，郊区供销社的，快结婚了。我说那好。

再后来各过各的日子，陈建军一年来两三次，都是逢年过节，坐一坐就走。他后来那个对象吹了，又换了一个，结了婚，生了个女儿。李美芳偶尔提起旧事，说那个陈建军现在老实多了，结了婚以后规矩得很，见着女同志都不多看一眼。我说人嘛，总要吃点亏才长记性。

陈建国在炉前干了二十二年，2001年办了退休。我1995年从纺织厂出来，厂子效益不好内退的，后来又去超市做了五年理货员，做到五十岁不做了。我们俩现在加起来退休工资七千出头，够用。儿子前年结的婚，在浦东买了房子，每个月来一趟混顿饭吃。

去年收拾五斗橱，翻出来一封旧信，是陈建军当年写给陈建国的，夹在陈建国的一本旧笔记本里。我抽出来看，信上写的都是些家常话，问哥身体好不好，说天冷了注意添衣裳。最后一行写的是，哥我对不住你，那钱我存够了就还你。

陈建国从厨房端着碗出来，问我翻什么呢。我说翻到你弟的信了。他凑过来看了一眼，说哦，这封信啊，后来他真还了，还了二十，多出来的五块说是利息。我说那还行。他把信放回去，说都过去的事了，人这一辈子，谁还没个糊涂的时候。

我嘴上没说什么，心里想的是，那年我二十四岁，一个人在上海，小叔子请我吃生煎、给我递伞的时候，我确实有那么一恍惚。但也就一恍惚。这辈子在上海，除了我丈夫陈建国，我没跟别的男人发生过性关系，一天都没有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