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春，南京高级陆军学校，六十二岁的诸敏接到任命，出任学校政治委员。那时，干部年轻化已经成为军队建设中的重要要求，正军职干部通常面临退居二线。按常规，他本该逐步退出主要岗位，却在这个节点重新回到正军职岗位。
这份任命之所以引人注意，不只是因为年龄，更因为诸敏此前有过长达十二年的坎坷经历。对一名军队干部来说，十二年足以改变许多事情：职务会变化，部队会换代，熟悉的战友也可能各奔东西。可他复出时，仍然选择回到自己熟悉的装甲兵和军事教育领域。
诸敏早年长期从事装甲兵工作，曾任装甲兵政治部副主任。1967年以后，他受到审查，先后经历审查、劳动和等待结论等阶段。那段时间，他的职务被停止，组织生活也受到影响，能够保留下来的，只有对军队工作的熟悉和一份并不轻松的耐心。
对长期处在困境中的人而言，等待本身就是考验。诸敏没有离开军队，也没有把精力耗在自我辩解上。后来回忆那段经历时，他曾对身边人说过：“总要有个说法。”话不长，却道出了许多受冲击干部共同的处境。
1979年，针对历史遗留问题的甄别和平反工作展开。诸敏的材料重新进入审查程序，原有结论被推翻，组织上恢复了他的工作。此时的他已经六十岁。离开岗位多年，再回到部队，熟悉的工作方法和人员构成都发生了变化，重新适应并不容易。
他被安排到装甲兵科技研究院，参与科研和相关工作。有人替他感到惋惜，认为一个年过花甲的人，经历了那么长时间的停顿，未必还能承担繁重任务。诸敏没有作过多解释，只说：“该干的还得干。”
这句话并非表态而已。装甲兵建设既需要技术积累，也需要长期形成的部队经验。诸敏经历过装甲兵部队、机关和科研岗位，熟悉装备运用，也了解基层官兵在训练中的实际困难。让他复出后参与科研，实际上是把多年积累重新接回军队建设之中。
1982年以后，军队干部队伍调整进一步推进，干部年轻化的要求更加明确。正军职干部一般在六十岁左右退居二线，确有需要时可以适当放宽，但这种放宽并不意味着普遍延长任职。诸敏的年龄已经接近甚至超过常规范围，继续留在主要岗位，需要组织上作出专门考虑。
1983年，他被任命为南京高级陆军学校政治委员。到任前，总政治部领导曾同他谈话，明确表示：“这些年，你受委屈了。身体还可以，再干三年，把经验留下来。”诸敏一度担心自己年龄偏大，提出能否担任副职。对方回答：“命令已经下了，去把学校带好。”
这次任命，既是对个人经历的重新评价，也有着鲜明的工作考量。南京高级陆军学校承担培养中高级指挥干部的任务，学员来自部队一线，课程不能只停留在书本上。诸敏熟悉装甲兵，又有科研工作经历，能够把装备、战术和政治工作放在一起考虑。
任职期间，他推动学校调整教学内容，加强部队实际问题在课堂中的分量。装甲兵战术、装备保障和训练组织等课程，都需要结合新的作战条件重新研究。他并不满足于照本宣科，常要求教员把部队案例讲清楚，把训练中容易被忽视的环节摆出来。
有一次谈到装备维修和战场保障，他对学员说：“打仗不是只看冲锋，车坏了能不能修，弹药能不能跟上，同样决定成败。”这类话听起来朴素，却是从长期部队工作中提炼出来的经验。对即将回到部队任职的学员而言，比抽象口号更有分量。
诸敏还坚持参加教学活动，听课、看材料、同教员交换意见。年纪大，并不等于拒绝新东西；相反，他清楚自己必须面对训练方式、装备技术和指挥观念的变化。老经验只有经过重新整理，才能真正交给年轻干部，而不是变成停留在过去的回忆。
1985年，军队体制改革和精简整编继续推进，干部年龄结构也随之调整。诸敏已经六十四岁，继续担任正军职主要岗位的条件不再具备。总政治部再次同他谈话，研究工作交接和离休问题。
有人或许会认为，既然曾经破格留任，就可以继续争取一段时间。但诸敏的态度很明确：“三年前说再干三年，现在时间到了。”这句话没有抱怨，也没有讨价还价。对他来说，能够复职并把积累的经验用于学校建设，已经完成了组织交给的任务。
1985年年底，他办理离休。次年春天，诸敏离开南京高级陆军学校。办公室里留下的，不只是个人物品，还有整理过的教材、资料和多年形成的教学思路。那段特殊经历没有被写成个人功劳簿，而是转化成了军队教育工作中的一部分。
年龄曾经成为他任职时最受关注的问题，最终决定他价值的，却是复出后还能承担什么、留下什么。对于军队这样的组织而言，年轻化是建设需要，老干部积累的经验也不能轻易割断。诸敏在六十多岁重新走上正军职岗位，正好体现了两者之间一次具体而谨慎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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