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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北京市京师郑州律师事务所)
【摘要】碰瓷式维权是实务中对特定类型知识产权恶意诉讼的通俗称谓,其核心特征在于行为人明知缺乏权利基础或事实根据,仍以诉讼为工具谋取不正当利益。认定“碰瓷式维权”是否构成恶意诉讼,关键在于判断行为人起诉时是否“明知”其主张明显缺乏权利基础。通过梳理恶意诉讼的构成要件与典型样态,明确正当维权与滥用诉权的边界,为市场主体应对恶意诉讼提供参考。
【关键词】恶意诉讼;权利基础;明知;知识产权
碰瓷式维权并非严格的法律术语,而是实务中对一类知识产权滥用行为的通俗描述。其典型表现为:行为人通过抢注、囤积或受让等方式获取权利基础存在明显瑕疵的专利或商标,自身不从事实际生产经营,却以“维权”为名批量提起诉讼,以诉讼本身向被诉方施压,迫使对方支付赔偿或和解金。此类行为以维权之名,行牟利之实,近年来在专利、商标领域呈多发态势。
正当维权与恶意诉讼的边界在哪里,行为人明知缺乏权利基础仍提起诉讼,是否当然构成恶意诉讼?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278号对此作出了明确回应:明知自己的主张明显缺乏权利基础或者事实根据,仍然对他人提起专利侵权诉讼,损害他人权益的,属于滥用诉讼权利的恶意诉讼行为。
本文以该指导性案例为核心,结合最高人民法院近年发布的治理知识产权恶意诉讼典型案例,系统梳理碰瓷式维权构成恶意诉讼的认定标准与法律责任,为权利人合法维权与被诉方有效应对提供参考。
一、法律规定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 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依照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其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第一千一百六十八条 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十三条 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信原则。
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中被告以原告滥用权利为由请求赔偿合理开支问题的批复》法释〔2021〕11号
在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中,被告提交证据证明原告的起诉构成法律规定的滥用权利损害其合法权益,依法请求原告赔偿其因该诉讼所支付的合理的律师费、交通费、食宿费等开支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被告也可以另行起诉请求原告赔偿上述合理开支。
二、裁判案例
案例一:福建恒某科技有限公司诉泉州日某流量仪器仪表有限公司因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损害责任纠纷案
审理法院:最高人民法院
案号:(2022)最高法知民终1861号
日某仪器公司系“内置式数显靶式流量计”实用新型专利权人。2006年3月1日,该专利权因未缴年费被公告终止。此后,日某仪器公司于2015年、2019年、2020年先后三次针对恒某科技公司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第二次至第四次诉讼),索赔金额从350万元到450万元不等。恒某科技公司提交专利权终止证据后,日某仪器公司在第二次诉讼中申请撤诉;第三次诉讼亦以撤诉告终;第四次诉讼被判决驳回全部诉讼请求。恒某科技公司随后提起本案诉讼,主张日某仪器公司明知专利权已终止仍恶意提起第三、四次诉讼,请求赔偿损失。
最高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的核心在于判断日某仪器公司提起第三、四次诉讼时是否“明知”其起诉缺乏权利基础。第一,案涉专利权已于2006年被公告终止且终止状态已确定。第二,日某仪器公司知晓其提起诉讼缺乏权利基础。该公司自认在2016年5月第二次诉讼时即已知晓专利权终止并因此撤诉,其第三次、第四次诉讼均针对恒某科技公司在专利权终止后实施的行为,且均委托律师代理,对其诉讼没有权利基础应当具有清晰认知。第三,日某仪器公司的行为造成了恒某科技公司的损失。包括应对诉讼的律师费、因财产保全造成的损失,以及因诉讼导致丧失招投标机会的商业损失。因此,认定日某仪器公司构成恶意诉讼,判令其赔偿恒某科技公司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6万元。
案例二:深圳市某甲科技有限公司、深圳某乙科技有限公司等侵权责任纠纷
审理法院:最高人民法院
案号:(2023)最高法知民终869号
八某公司依据6件专利,先后3次以顺某公司为被告提起18件专利侵权诉讼,无一胜诉。其中4件专利因丧失新颖性或与在先权利冲突被宣告无效,2件专利经无效宣告程序被维持有效,但法院认定顺某公司有权使用。八某公司明知其中4件专利应被宣告无效,明知顺某公司有权使用另2件专利,却在博某公司选择顺某公司作为代工生产商后,针对顺某公司提起系列诉讼。最高人民法院认定其“意在利用司法程序打击竞争对手,具有明显的主观恶意”,构成恶意诉讼,全额支持100万元赔偿。
本案确立了“整体考量”的认定方法。从权利由来、诉讼请求、起诉时机、诉讼行为等环节综合判断恶意。批量诉讼无一胜诉的事实,本身就是认定明知缺乏权利基础的重要佐证。
案例三:杭州某日化有限公司等与因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损害责任纠纷
审理法院:最高人民法院
案号:(2026)最高法知民终96号
某甲公司经营范围与机器狗技术领域无关。2025年6月25日,某甲公司从案外人处受让取得“一种电子狗”发明专利权,仅5天后即于2025年7月1日以某乙公司的Go2机器狗侵害其专利权为由提起诉讼(79号案)。2025年7月18日,某乙公司正式启动IPO辅导备案。2025年9月12日,某甲公司又以某乙公司的A2机器狗侵害同一专利权为由提起本案诉讼,索赔1500元。79号案一审判决认定Go2机器狗未落入涉案专利权保护范围,驳回某甲公司全部诉讼请求。某甲公司提起上诉后,在二审询问中主张赔偿8000万元,次日又书面改为500元。最高人民法院于2026年2月3日作出756号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对某甲公司的非诚信诉讼行为予以谴责。另查明,某甲公司法定代表人周某系涉案专利等多项专利的发明人,近年来周某及其关联公司先后提起20余件专利侵权诉讼,无一胜诉,诉请赔偿金额从1分至几千元不等,个别案件甚至将诉讼请求增加至100亿元以上(后因未缴纳诉讼费按撤回起诉处理)。最高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某甲公司提起本案及79号案侵权诉讼构成恶意诉讼。
该案从整体考量的视角,综合考量了权利人的诉讼请求、起诉时机、诉讼风险、诉讼策略、造成当事人之间利益失衡的程度等因素,进一步丰富了恶意诉讼的认定标准。特别是,该案明确了“批量诉讼无一胜诉”“精准择时起诉”“索赔金额反复无常”等事实可作为推定行为人明知的间接证据,为类似案件的审理提供了重要参考。
三、河南实践中的法治保障现状与问题
碰瓷式维权是否构成知识产权恶意诉讼,关键在于行为人是否明知其起诉缺乏权利基础或事实根据。判断明知,既可以从其是否具备相应专业知识、过往诉讼经历等主观认知能力入手,也可以从其起诉时机、索赔金额、诉讼行为是否反复无常等客观表现中推定。
对知识产权权利人而言,维权行为应当以真实、稳定的权利基础为前提,并尽到基本的举证义务。在能够通过公开渠道获取被诉侵权产品实物的情况下,仅凭无法完整体现产品技术特征的图片、视频、技术文档等提起诉讼,本身就难以满足专利侵权比对的基本要求。专利侵权判断以权利要求记载的全部技术特征为准,凡是写入权利要求的技术特征均为必要技术特征,不能以非必要技术特征为由回避技术比对的全面覆盖原则。同时,权利基础的稳定性也应纳入考量。专利权被宣告无效、权利已终止、权利来源存在瑕疵等情形下,继续推进诉讼可能构成恶意诉讼并承担赔偿责任。批量提起诉讼、在对方上市或融资关键期精准择时起诉、索赔金额反复无常,这些行为均可能被作为推定明知的间接证据,进而强化恶意诉讼的认定。
对被诉方而言,如遭遇碰瓷式维权,应当积极收集对方明知的证据。包括专利权终止公告、专利权评价报告的否定性结论、对方批量诉讼的败诉记录、起诉时机的异常性、索赔金额与侵权主张之间的明显失衡等。根据法释〔2021〕11号批复,被诉方可以在侵权诉讼中直接请求赔偿因应对恶意诉讼所支付的合理开支,也可以另行提起恶意诉讼损害赔偿之诉。值得注意的是,在侵权诉讼中提出反诉、一并解决损害赔偿问题,可以避免另案起诉带来的时间与成本消耗,是更为高效的应对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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