缪因知/文
据多家媒体报道，2026年10月21日深交所创业板公司银禧科技公告称，公司以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为由，起诉六名股东，请求法院确认此六人构成一致行动人，且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等。该案已由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立案受理，尚未开庭。
上述六名股东是银禧科技2026年半年报记载的前十大股东中的六人。其中，彭朝晖截至2026年上半年末持有银禧科技3.41%股份，是公司第一大股东。
上市公司控制权争夺战屡见不鲜，而公司直接指认多个股东构成一致行动人并起诉到法院的情形并不常见。这可能是因为原控股股东因股票质押被平仓等原因出局后，银禧科技已经成为无实际控制人的公司。因此，即便若干持股比例不高于5%的小股东或明或暗地联系起来，也会成为一件很重要的事。
银禧科技在公告中称：2025年1月16日六被告尚均不持有公司股份，此后74日内快速建仓，至2025年3月31日合计持股突破5%，至2026年8月31日合并持股已达10.41%，合并计算已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六被告在建仓、提案、提名、表决各环节高度协同，共同提案削减职工董事、删改章程选举门槛。
这就不只是股东比大小的问题了。
对外，这涉及股东是否涉嫌违反证券监管规则的问题。按照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下称《收购办法》），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超过5%，以及以后每增减5%，就需要履行披露等义务（俗称“举牌义务”），而不能只是默默地联合起来。
对内，按照公司的说法，这些股东正积极试图改变公司的经营和治理。故而，判定特定股东是否为一致行动人是十分重要的公司治理问题，值得分析。
法院和公司能否认定一致行动人
按照传统，认定一致行动人是证监机构的工作。现在，银禧科技把案子提交到法院，就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能否要求法院确认一致行动人？
本人认为，原则上并无不可。一致行动人不仅是一个监管中的概念，也是公司股东之间的一种客观联系，即“股东联盟”。不考虑行政规章规定的一致行动人这个字眼，《证券法》本身也规定了“投资者持有或者通过协议、其他安排与他人共同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的有表决权股份达到百分之五”要履行披露义务，一个人请求法院确认是否存在股东“共同持有”的实质关系，并非不在法院的管辖范围内。
特别是如前所述，银禧科技股权本身股权分散，明面上的第一大股东持股仅3.41%。如果出现一个持股超过10%的股东集团，在这家公司中就是一个庞然大物。而且如公司公告所称，这六位股东已经开始介入公司治理，而非默默“跟车”发财，其他股东也就有权知道真相。无论公司管理层还是大股东都应该“打明牌”。
这里需要说明，要求确认一致行动人的关系，不是单纯帮公司管理层说话。比如，如果股东联盟能亮明身份，其他小股东也可以因此选择“傍他们的大腿”。
不过，司法程序相对漫长。如果法院一时尚未对股东的一致行动人关系作出决定，公司能否自主认定？
对此需要指出，一方面，公司（管理层）是当事方、利益冲突方，其对股东是否构成一致行动人的判定并非终局性的。终局性的判定需由证监机构或法院作出。另一方面，在疑似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的股东“主动出击”、试图影响公司经营决策、公司治理架构时，公司不是不可以在审慎判定股东的一致行动人关系的基础上，对其采取合理的措施。
这里关键的《证券法》问题是：中国《证券法》对于默默增持不披露的股东（俗称蒙面股东）规定了限权措施。《证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持股超过5%的股东未依法披露的，“在买入后的三十六个月内，对该超过规定比例部分的股份不得行使表决权”。所以，在符合事实的前提下（特别是证监机构已经认定其未依法披露时），公司可以自行对其采取限制措施，比如拒绝其行使表决权，或者拒绝将其表决计入总数。
这里关键的《公司法》问题是：公司董事会对公司有受信义务，即忠实勤勉地为公司服务、谋利益。如果股东提出了对公司有益的意见，董事会应当耐心虚心听取。如果股东提出了不适当的意见（比如推动公司从事业务炒作），董事会也有权力甚至有义务进行抵抗。
因此，公司在证监机构和法院态度明朗前，可以在重要节点如公司股东会会议召开时，根据掌握的事实进行分析，出手先行认定股东的一致行动人关系并采取相应限制措施。
当然，被限制的股东也可以反过来起诉公司、主张维权。如果公司的先行认定不符合日后监管机构或法院的认定，那就是公司错了，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先行认定符合日后监管机构或法院的认定，那就是公司洞烛先机、棋高一着。
认定一致行动人，可以广泛考察相关因素
《收购办法》规定：“一致行动，是指投资者通过协议、其他安排，与其他投资者共同扩大其所能够支配的一个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数量的行为或者事实。在上市公司的收购及相关股份权益变动活动中有一致行动情形的投资者，互为一致行动人。”简言之，一致行动人就是有共同意愿共同支配一家公司股份的人。《收购办法》还列举了十多种“无相反证据”时可认定两个投资者（股东）为一致行动人的情形。大致包括三类：一是两个股东有密切联系，比如为近亲属；二是有控制或关联关系，比如股东甲是股东乙的控制人，甲乙就被视为一致行动人；三是有利益关系，比如股东丙和股东丁一起在别处合伙做生意，那就推定他们在这家上市公司持股中也会同心同意。
不过，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一致行动人的研究还不够细致。本人认为，一致行动人的相关情形可以分为两种：一是一致行动的外观行为，二是一致行动的背景关系。《收购办法》的上述列举指向的只是背景关系，银禧科技这个案子却出现了外观行为。
所谓一致行动的外观行为，指一致行动人对公司治理共同表达出的具有共同意思联络的意志和行为，这是客观、“硬核”的一致行动表现。有了一致行动的外观行为，即便行为人之间看似无其他关联、不存在《收购办法》列举的背景关系时，一般也可以认定为一致行动人。
一致行动的背景关系，指股东之间的密切关系。这虽然是《收购办法》详细列举的内容，但实际上只是一种间接的认定理由，即在行为人未明确承认具有一致行动关系时，基于其密切的关联，认定其在本上市公司事务中也会“共进退”，从而存在一致行动关系。但这是可被一致行动的外观行为等客观因素所推翻的。
比如，夫妻或父子按照不同方向行使表决权，如分别支持不同候选人，自然不构成一致行动人。即便双方曾经自行宣告为一致行动人，但在事实层面按照不同方向行使表决权后，至少在此时也不构成一致行动人。当事人也能提出其他证据来推翻一致行动人关系，比如兄弟关系失和、正因遗产纠纷等原因进行诉讼，争得面红耳赤，也没有理由推定他们在上市公司持股中是联盟关系。
一致行动的外观行为：股东对公司是否提出了共同的经营或治理意见
一致行动外观行为最明显的是股东明确对公司事务、公司治理提出共同的意思表示，包括共同提出、签署同一提案（包括董监高人选、治理方案、经营方案等）或者分别提出内容同一或高度近似的提案；共同对公司提出同一诉求（包括在非正式的场合提出）或者分别提出指向同一对象的诉求。
比如，股东甲和股东乙分别提出特定经营思路，如进军特定产业，也不能排除是“英雄所见略同”，但如果均提名某人担任董监高，或建议和某公司展开合作，就算事前无意思联络，也说明他们和这个被提名人存在共同的利益牵连。
上述“共同意见”属于和表决构成逻辑一致性的外观行为，除非其中一方事后反悔，对自己提出的议案投了反对票。一致表决行为是认定一致行动人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较之前述意思表示行为，表决本身是一种行为而非言辞，而且由于表决的结果无非赞成、反对、弃权三种，不能自动认为表决结果一致就是一致行动人。特别是单次相同的表决结果。
但是，多次一致表决行为可以酌情认定为一致行动。多次结果相同且方向不同（即有时赞成、有时反对）的表决，即在不同场合多次一致赞成或反对不同议案，可以用于结合其他证据认定一致行动人关系。
表决结果一致的次数越多、时间跨度越长、议案类别越多、个人表决特质性越强、不同特质表决人之间的指向协同性越强且指向特定主体而非特定政策，同时当事人之间越具有其他人际关系证据（如同乡等），就越能认定一致行动人关系的实质存在。
此处个人表决特质性指当事人的每一项表决决定是否能体现其个人特殊偏好、特殊利益立场。如果表决人对所有议案一律“无脑”赞成或反对，那就谈不上明显的偏好。如果对不同议案、不同类型的议案，有时赞成、有时反对，相当精细化，那就体现了表决人的个人特质。
与此同时，如果两个有特质性的表决人表现出了行为的指向协同性，那就更能认定一致行动人。比如甲和乙具有表决特质性，但总体上看，他们屡屡赞成一类议案、反对另一类议案，那就产生了指向协同性。
这种协同性的指向又要进一步分析是“对人”还是“对事”。比如甲乙总是联手反对公司的特定类型政策比如布局新产业，不管由谁提出，可能只是“志同道合”。丙丁总是联手反对现任董事会提出的任何或绝大部分议案，那后者更可能构成一致行动人。
一致行动的背景关系：法定的“强关系”外，也可考察“弱关系”
在具有一致行动的外观行为后，即便当事人不承认，也有理由能认定一致行动人关系。不过，如果有背景关系因素可以佐证，就更为有力。
反过来讲，《收购办法》列举的是“强背景关系”，在当事人没有发生一致行动的外观行为、而只是“默默持股”时，也推定其构成一致行动人。当事人必须自行反证关系“不铁”、不构成一致行动人。除了《收购办法》列举的情形外，仍然有一些“弱背景关系”可以在辅之以一致行动的外观行为后认定一致行动人，在此列举如下。
同处股东身份的固定讨论小群，如线上群或定期线下会面。这意味着这几个人会就公司事务进行日常交流、形成共同意思，如果辅之以一致行动的外观行为，则可认定一致行动人关系。如果在讨论中就表决方案形成了一致意见，或一方提出号召、其他人不反对，并事实上形成了一致表决，那也可用于认定一致行动人关系。
不过，此等认定应当注意一是要区分小群和大群，比如组织了一个十几个人的股东群，那不能以此单独认定其中的几个人构成一个股东群，除非其实际发言存在协同性。二是要注意区分股东群和基于其他关系形成的群。比如几个股东一直是高尔夫球友，因此线上或线下经常聚集，有时也提及标的公司的事务，就不一定构成股东群。
共同到公司调研、拜访。接受较大的投资者的到访调研、拜访，是上市公司的一种常见活动。显然，共同调研是当事人见面的一种方式，而且凸显了其对公司事务的关心，他们需要对公司事务投入更多关注和时间，故而，这实际上是股东共同讨论的一种强化形式。实践中，关系一般的人也不太会一起调研。如果投资者在共同调研中不只是收集信息，还对公司提出了共同的意见，那就如上会构成一致行动的外观行为。
其他共同投资、共同工作（商事决策）关系。一致行动人是一种商事关系，《收购办法》对共同投资、共同工作关系给予了更多的权重。对此，可以根据实际酌情扩张认定。不过，工作关系一般限于董监高和较大股东层级、共同参与商事决策的关系，而不是一般的同在一家企业或企业集团的工作关系。
邻居、同族、同乡、同学、朋友关系。这可以表明投资者之间可以具有密切的联系，但人际关系的强度明显低于《收购办法》所列举的“父母、配偶、子女及其配偶、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其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强度的亲属关系。不过，这些可以作为辅助证据，结合其他证据来认定。
多次同一时间增持减持。这不是决定性证据，但可以作为辅助证据，结合其他证据来认定。事实上，较之陆陆续续的各自买卖，同一时间增持减持无助于更加强化股东联盟在公司中的地位，但这可能会对证券市场交易价格和交易量信号造成更大的冲击，可能涉嫌操纵市场。
认定一致行动人的步骤和后果
小结之，不管是法院、公司，还是证监机构，在认定一致行动人关系时，首先可从《收购办法》认定的“强背景关系”入手，对具有此类关系的人，可以推定其为一致行动人，而不考虑其是否具有一致表决等共同行为。但这不是终点。
本文提倡的第二步是继续考察股东之间是否具有一致行动的外观行为。共同向公司提出提案等意见的行为属于明显的、本来意义上的“一致行动”，无需再考虑这些主体之间的背景关系。
换言之，如果把《收购办法》列举的背景关系视为排他的一致行动人的必要条件，反而是不正确的。实践中，无亲无故、无其他关联的人自行承认、宣告为一致行动人，并不少见。对一致表决的行为，则需要在有所鉴别后认定为一致行动的外观行为。
第三步是考察股东之间的“弱背景关系”。此等因素本身不能独立用于认定一致行动人，但可用于结合一致行动的外观行为来认定一致行动人。
除了证监机构的常规工作外，不管是法院还是公司自身，均有行为空间根据事实证据来认定一致行动人的存在，进而计算确认这个账户组“联盟”在何时达到了5%、10%等披露门槛。
如果认为一致行动人的账户组的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披露规定，法院可以判决其超比例持有的股份在36个月内不得行使表决权，公司亦可以如此宣告。只不过，公司对一致行动人的认定不具有终局性，相关股东也可以主张公司对其造成了不当的限制，提起对应的诉讼。若法院或证监机构作出不同的事实认定，公司必须纠正。
与之类似，公司可以把自己对一致行动人的认定告知相关股东，仿照证监机构“责令改正”这些股东依法履行相应的披露举牌义务。在此之前，公司亦可以参照《收购办法》第七十五条拒绝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对其持有或者实际支配的全部股份（包括未超比例的股份）行使表决权。当然，相关股东有权提出反驳和采取相应的对抗性维权措施。
（作者系南京大学资产管理产品法律研究基地研究员 经济观察报管理与创新案例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热门跟贴